《大师与门徒》 乔治·斯坦纳 九州出版社
虽然现代社会老师的地位已不似古时那般崇高，西方一些教育机构甚至不愿使用这个术语，而是倾向于“学习促进者”或“学习伙伴”这样的称谓。他们认为“老师”听起来既古板又专制（当然远不如“先生”那般令人肃然起敬），而“大师”又带有不平等的色彩（英文中的“大师”作为动词有“掌握”的意思，作为名词有“主人”的意思）。然而，人们对成为门徒的渴望与对大师智慧的崇仰仍然和以前一样强烈。尽管大学里的一些导师依然冷漠得令人沮丧，他们的建议既克制又专业。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身为人师既要提升自己的事业，又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但读了乔治·斯坦纳的《大师与门徒》一书后，却有种莫名的遗憾，就好像是错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或许唯有先向老师屈服，然后又对之反抗，一个人才能在智力方面获得完全的自主。
尽管斯坦纳在六次演讲中有关中国文学与哲学所提甚少，但他这本关于大师与门徒关系的著作应该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在师徒关系丰富遗产中长大的中国人，只需想想儒家经典语录体著作《论语》与《孟子》是由两位大师及其各自的弟子们记录、整理、编纂而成，而有如基督与基督教一般的墨翟和墨家，其弟子门徒更是遍布天下，还有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人多势壮，以及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与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如此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师承传统。如此，我们或许就能对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的演讲者做出积极的回应。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因言获罪的导师吸引了始终对他们保持忠诚的门徒。柏拉图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心甘情愿地服膺于老师超群的智慧，同时也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保证。但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崇高事业中，大师与弟子之间的相遇相知，抑或相爱相杀，同样呈现了权力与信任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句亚里士多德流传世界的格言，所蕴含的内容要远比其字面意思丰富得多。哪里有伟大的主宰，哪里就有伟大的嫉妒、背叛、威胁和恐惧。然而，即便大师受到如希腊诡辩家一般的挑战，挑战者却仍然是与创始人或原始教义相关的基本信条的传播者。
斯坦纳在《大师与门徒》中满怀激情地带领读者如过山车一般领略西方文化中师徒之间的种种关系：有时大师会毁掉他们的弟子；有时门徒会毁灭他们的主人；有时师徒关系融洽。他对但丁和维吉尔的关系，对圣奥古斯丁与其导师的关系，对埃洛伊丝与她的导师阿伯拉尔曲折凄婉的情爱，以及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爱与思的故事，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门徒们的努力中，在他们的死所激发的激情中，斯坦纳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源流及其道德、哲学和神学的认知编码。
这本体量不大、容量却很惊人的书呈现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美景。斯坦纳在犹太教、儒教、禅宗、基督教、数学、科学、体育、流行音乐、经典著作等门类与学科中，旁征博引寻找相似之处与相通例证，而且在每次讲座中，他都有关于学徒制度内部政治的精彩阐释。全书充满了趣味盎然的例子，也不时闪现真知灼见的火花。斯坦纳毫无疑问是一位大师(“我有来自五大洲的学生”)，其展示出的博学和自信几乎在每一页都很明显。
但作为一本演讲合集，《大师与门徒》更像是一个诱人深入的起点，而不是细致全面的研究。或许是受到形式的限制，斯坦纳在书中无暇顾及充分的社会与历史背景，除了偶尔提及大众消费和互联网的影响之外，几乎很少论述大师与弟子的关系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种历史感的欠缺，其最明显的表现是斯坦纳对侵蚀师徒之间信任的“两大运动或两种病态”的强烈反对。他不愿承认，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欧洲文明都对师徒关系怀有敌意。“大师”这个头衔意味着个人的、有魅力的权威。其宗教与等级性质的内涵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格格不入。它也与现代社会结构性很强的知识相悖。因为传统上“智慧”是由大师传授，但现代科学技术与学术却要求一种不那么个人化的、更加透明的教学模式。而“主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反动色彩。20世纪仍使用这个词的例子，是哲学家兼作家皮埃尔·布特昂在写给查尔斯·茅拉斯的信中使用了这个称呼。后者因与维希政府合作而入狱。
但即使这个词消失了，这种现象也没有消失。在许多现代大学讲师的背后隐藏着一位“大师”。人们对“性骚扰”的愤怒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官方理想与历史传承之间的脱节。因此苏格拉底在《会饮篇》的高潮，拒绝与亚西比德同床共枕。但现代社会的很多教授既没有权威可以展示，也没有智慧可以传授，惟余个人魅力或许尚可利用。他如今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利用这一机会以达到诱惑的目的，同样，他的学生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协助他实现这一目标。互惠的倾慕之情已变为相互剥削的关系。
大师的消失并不是一时的学术潮流造成的。它有深刻的原因。它与我们在自由社会中最为珍视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