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将开庭，杨妞花：希望是最后一次与她面对面

余华英案重审二审明日开庭，被害人杨妞花将第六次直面人贩：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面对她。

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将于12月19日9时30分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

新黄河记者了解到，12月16日中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当事人杨妞花已经从河北省邯郸市动身，前往贵州省贵阳市，准备参加19日该案的重审二审。出发前往贵州前，杨妞花发布视频称曾经自己内心充满了恨，但当正义出现的那一刻，她内心的恨已经化成力量。“重审一审后，我就已经料到余华英会上诉，对于她这种不知悔改、又在垂死挣扎的人，她一定会上诉。这将是我第六次与余华英面对面，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从去年7月至今年10月，此案已经多次开庭。今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再次判决余华英死刑后，余华英提出上诉，这意味着余华英的量刑仍需等待重审二审的最终结果。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认为，明日的庭审当庭宣判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经历了五次的庭审，明天将是第六次在庭审现场看到余华英，如果明天维持原判，余华英是没有权利再上诉的。”王文广说，他们对余华英被判处死刑结果是充满信心的。“据我目前的了解，针对本次上诉，余华英他们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在王文广看来，这个案件得益于杨妞花的坚持。

杨妞花接受采访

她和人贩子死磕到底

人们认识杨妞花，不仅是因为她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孩子之一，更特殊的是，是杨妞花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杨妞花，1990年出生于贵州织金县一个苗族家庭，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1995年，杨妞花和姐姐跟随打工的父母从织金县来到贵阳，父亲在纸箱厂上班，妈妈摆摊卖水果，一家四口租住在贵阳的一间小房子里。不久后，隔壁的出租屋搬来了一户人家，正是余华英。

余华英用“买织毛衣的签子”诱拐走了5岁的杨妞花，将其带上了北上的列车。杨妞花记得，在列车上，因为想上厕所，她被余华英一脚踹倒，踉跄着爬起来后，又被对方连续踹了多脚。最终，杨妞花被余华英以2500元的价格卖到了河北邯郸，给一位聋哑人做女儿。

2021年5月，杨妞花与亲姐姐相认。

但被拐，从来不是杨妞花一个人的事，那时她才知道，亲生父母为了寻她不仅吃尽了苦头，而且早在20多年前已相继离世，姐姐桑英在11岁那年成了孤儿，在13岁的年纪，开始打工。从此，杨妞花决定和人贩子死磕到底。

2022年6月，经过杨妞花的指认，贵阳警方抓获了涉嫌拐卖包括杨妞花在内11名孩子的人贩子余华英。据余华英供述，她曾卖掉了自己的儿子和其侄女的孩子。

2023年7月14日，杨妞花终于等来了余华英受审。即使过去二十多年，余华英狰狞凶狠的表情依然刻在杨妞花的脑海里。杨妞花说，法庭上，她和余华英曾有过对视。“她半眯着眼，很不友善，我觉得她的那种恶狠狠的眼神，应该是后悔当初怎么没弄死我。”

余华英庭审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其被控拐卖儿童的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

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判决后，余华英提出上诉。

出发前杨妞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

“我不是孤军奋战”

“这将是我第六次与余华英面对面，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出发前往贵州前，杨妞花发布视频称曾经自己内心充满了恨，但当正义出现的那一刻，她内心的恨已经化成力量。“重审一审后，我就已经料到余华英会上诉，对于她这种不知悔改、又在垂死挣扎的人，她一定会上诉。”12月18日下午，杨妞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重审二审开庭将是终审判决，余华英也没有再上诉的权利了。希望此次庭审可以当庭宣判，也尽早拿到一个结果。杨妞花称她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家人不需要给我什么，只要他们站在我身后就好。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有主见，会向前冲的孩子。哪怕所有事情结束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扭过头，他们还在。”

杨妞花每次来到贵阳，贵州的寻亲家长们都会为她准备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在这些家长的眼里，杨妞花就是他们的“女儿”。对于杨妞花而言，将余华英绳之以法也不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杨妞花接受采访

和杨妞花一样，今年37岁的谌江海也出现在了18日“欢迎仪式”上，他是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新增的6名被拐儿童之一，此次特地从河北邯郸赶来贵阳，希望在现场听到余华英重审二审的消息。

“我觉得自己真傻，一包糖就把我骗走了。”谌江海介绍，自己是在1993年被拐走的，当时他和哥哥一起在游戏厅，哥哥在打游戏，他站在一旁，突然来了一个陌生女人说带他买糖吃，于是将他骗上火车，带至河北邯郸。“那个陌生女人给了我一包山楂片，我当时5岁多，在上小学前我还一直记得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慢慢大了，小时候的记忆也模糊了，我只记得我的家在太阳落山的方向。小的时候，每当我想亲生父母就会往西边的方向跑，但西边太大了，我只能回来。养家对我也挺好，但是想要寻找亲生父母这个念头也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无法与人诉说，谌江海选择将自己想要寻亲的想法写在了日记里。2015年，他看到一档电视寻亲节目，重燃了他想要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养家有一个姐姐，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姐姐看到了我的日记，知道了我想寻亲的想法，于是在她鼓励下，我联系‘宝贝回家’录入了我的信息，开始寻亲。”谌江海的寻亲过程并不顺利，“父母年龄也大了，后来我得知，在我被拐后，他们曾经找遍了安顺都没有消息，因为怕哥哥再丢了，于是放弃了在安顺卖菜的生意，回到了老家务农。他们不知道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我，所以一直是我单方面地寻找父母，这也加大了寻亲的难度。”直到今年3月，谌江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明日开庭宣判，不少寻亲家长已来到贵阳，他们也和杨妞花、谌江海一样等待着最终结果。

面对镜头，杨妞花曾说，这些年，余华英案像一座大山，积压在她的心头，希望等余华英案结束后，自己可以开启新的生活。“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不想再提‘余华英’这三个字，我想从脑子里面全部擦掉。”

记者:赵桂凯 记者:孙敏 编辑:俞丹 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