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肯伯里：自由主义方略与世界秩序问题
作者：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作品有《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一个民主的安全世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危机》等。
来源：Ikenberry, G. John, “Liberal Statecraft and the Problems of World Order,”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40, No. 2, 2024, pp. 234–245.
导读
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什么？本文提出了四个论点。首先，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引领着国际秩序的构建。其核心目标是创建一个合作生态系统，使自由国家能够管理相互依赖关系，保护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并整合资源以应对对其全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威胁。第二，自由民主国家利用各种制度作为战略工具，以应对全球体系中的危险和机遇。它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解决无政府状态、等级秩序、相互依赖、自由开放性以及地缘政治脆弱性等问题。第三，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自由秩序构建往往发生在大战之后。在这些时期，自由民主国家通常与敌对大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最后，自由国际主义及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项目在当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它们继续通过基于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为21世纪全球秩序的核心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自由民主的兴起与国际秩序的转型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兴起和传播是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之一。这一趋势始于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它们首次建立了基于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和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由君主、专制统治者和帝国统治。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自由民主国家经历了战争、革命和经济动荡时期，从相对弱势和脆弱的地位逐渐取得了全球主导地位。到20世纪末，民主国家已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的扩展迎来了显著增长。苏联解体使西方自由秩序的最后一个主要意识形态对手消失，全球许多国家争相加入“自由世界(free world)”联盟。民主国家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迅速增加到21世纪头十年的近60%。然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漫长时代即将面临结束。过去八十年支撑这一体系的规则和机构已被认为难以应对21世纪全球治理的挑战。尽管美国仍是强大的国家，但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维持多边秩序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减弱。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各类联盟和多边机构；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可能无意间削弱美国对全球化及多边经济体系的支持。这两个不同角度的行动，共同体现出美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此外，气候变化、疫情和技术革命等跨国新挑战正需要创新合作，而此时的多边合作却似乎在衰退。
这一变化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自由民主对全球体系的“影响”是什么？它的兴起和传播如何改变了国际关系？自由民主国家为解决全球秩序问题带来了哪些独特的理念和策略？其次，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什么？在一个似乎不太欢迎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中，自由国际主义是否仍有生命力？最后，拜登政府的战略是否表明了一个新的自由秩序的方向——尽管范围更小，但基于民主国家的联盟——还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长期以来，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在对多边贸易、互惠性市场准入(reciprocal access to markets)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上。如果这一支柱受到削弱，美国是否仍能领导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家联盟(rules-based coalition of states)？
本文提出四个论点。第一，过去两个世纪，自由民主国家在国际秩序建设方面开创了先例。这一传统随着现代化和相互依赖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其核心目标始终是创建一种合作的生态系统(cooperative ecosystem)，使自由国家能够应对共同挑战，保护价值观，并整合资源以应对威胁。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信念(convictions)包括现代化、工业社会、制度合作、集体问题解决以及全球发展的路径。自由民主国家展现了构建开放、基于规则且以自由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国际体系的能力。
第二，自由民主国家利用制度作为应对全球挑战和塑造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工具。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政治面临了无政府状态、等级秩序、相互依赖、自由开放性( liberal openness)和地缘政治脆弱性等问题。尽管其中一些问题并非自由民主国家独有，但他们联合起来为解决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创新的理念和方案。
第三，最重要的自由秩序建设往往发生在大战之后。在1919年、1939年、1945年和1989年的关键时刻，自由民主国家认识到，其生存取决于形成志同道合的(like-minded)国家联盟。尽管它们有时与非民主国家结盟，但其主要动力(core impulse)始终是在民主国家的联合中寻求安全和优势。
最后，自由国际主义仍有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如无政府状态、等级秩序和相互依赖——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日益加剧。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不仅有动力(incentives)解决共同挑战，还有动力保护国内自由制度。拜登政府努力重建民主国家联盟反映了这一动态。不过这种重新推动自由国际主义的努力能否成功目前还没有答案。
自由民主和自由国际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固定的理论或教条(doctrine)，而是一组不断演变的原则与主张。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是一系列关于现代性、贸易、合作安全及自由民主国家间关系制度组织的信念。自由国际主义假定国家与社会不断演变，而资本主义与工业体系的兴起正产生日益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为了确保开放社会在全球体系中的生存，一个稳定和保护性(protective)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在这一动态背景下，自由民主国家力求构建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一种能够让他们繁荣发展的生态系统。简而言之，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建立秩序、改革和解决问题的传统，旨在为自由民主的安全和福祉创造国际条件。自由国际主义从18世纪末诞生，到20世纪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传统与政治项目。在此过程中，自由国际主义既迎来黄金时代，也经历了重大危机，包括当今西方自由秩序的危机。
第一代自由国际主义者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相信现代性与理性能够引导社会走向进步。他们认为，新形式的国际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人们可以设计制度和政治秩序来保护和推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全面阐述了一个由贸易、专业化和相互依存的扩张性资本主义逻辑驱动的现代化世界。而康德(Kant)关于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的构想则展示了一种进化逻辑(evolutionary logic)，即自由民主国家将自我组织，追求共同利益，为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奠定框架。在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系列松散连接的国际主义努力出现。例如，英国关于《谷物法》(Corn Laws)的斗争催生了自由贸易运动，而和平运动、国际法与仲裁的努力也逐渐发展。尽管这些倡议并不总是协调一致，但它们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项目奠定了基础。后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将这些多样化的努力整合为一个更统一的愿景，特别是在他对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倡导中。
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扩展为包含更多社会民主目标的项目。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及关贸总协定（后来的世贸组织）的建立，旨在稳定经济、支持重建与促进国际合作。这一制度建设的“爆发”发生在1944年至1952年间。在美国的领导下，战后秩序在各种不断发展的环境中拼凑起来，其驱动力是经济与安全关系的现实需要，如欧洲经济复苏、战败国的再融入、贸易和投资体系的重组、国内资本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安全合作等挑战。这些努力并非单一愿景的产物，而是为了应对紧迫需求所进行的崇高而务实(lofty and pragmatic)的整合。最终，由美国主导的多边体系成为现代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
从这些方面来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自由民主的崛起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秩序。首先，自由民主国家作为工业强国的“成功”，为民主治理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通过资源与影响力推动自由民主原则的采用。其次，自由民主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另一种原则，强调民主、自由与自决等规范。这些理念在战后取代了旧有的君主与帝国原则。最后，自由民主国家基于共同价值观与相互认可形成了伙伴关系。这些国家最初集中在欧洲、北美及大西洋地区，为新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创造了条件。
国家体制和秩序问题
围绕规则和制度建立国际秩序的理念并非西方自由主义者或现代社会所独有，但自由国际主义者将其置于其愿景的中心。对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制度是塑造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这些制度——从联盟、多边组织到政府间协议和制度——被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支持多样化的合作形式。通过研究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机构合作的多重逻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制度性国家管理(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在发挥作用。
结论
自由国际主义在世界秩序中的未来如何？乍看之下，前景似乎并不乐观。20世纪90年代达到巅峰的自由民主主导地位已经结束，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退缩，西方自由社会正面临严重挑战。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体系，以及支撑美国主导自由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妥协，已部分崩解甚至瓦解。曾以开放性、松散的规则基础和追求进步社会目标为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如今显得不再开放、不再以规则为基础，也难以实现自由民主核心的愿景。
然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结论或许更加复杂。正如本文所论，自由民主国家在制度性国家治理方面拥有悠久传统，能够创造策略和机制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威胁与机遇。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危机是真实的，但自由社会此前也曾面临类似时刻。全球秩序的危机——以及民主本身的危机——是现代时代的固有特征，而非例外。自由国际主义提供了一套应对这些危机的工具。在当今的危机中，关键问题在于自由国际主义对于应对这些危机还有意义吗？本文作者认为，鉴于经济、安全和环境相互依赖问题的持续加剧，世界可能需要更多的自由国际主义，而非更少。许多全球秩序问题，例如无政府状态、等级秩序和相互依赖，并非民主国家所独有，而是所有国家和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今天，美国正在许多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子系统。这些自由国际主义的分支能否解决所有国家和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将决定自由国际主义的未来。
词汇积累
statecraft
治国才能
popular sovereignty
主权在民
reciprocal
互惠的
coalition
联盟
conviction
信念
incentives
激励、动力
译者：张睿哲，国政学人编译员，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在读。主要研究兴趣为东亚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韩欣洁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