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士岭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公共住宅，甫一问世就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图/姚忆江
走出丹戎巴葛地铁站，一股混合了咖啡、熟食、果汁的温暖气味飘入鼻翼，抚慰着饱受地下冷气折磨的黏膜。
这里是多元的、中西融合的新加坡。中英文夹杂的店铺招牌下，有Bistro小酒馆、咖喱饭，也有潮州菜。热带岛国的风貌在眼前徐徐展开，无时无刻提醒着远方来客。
这里距离牛车水（新加坡唐人街）不远，地铁对街就是一排漂亮的骑楼，下方廊柱高挑、错落挺立，上方一扇扇百叶窗整齐排列，搭配有圆拱窗楣和花瓣式窗托。
百年前，惧怕热带阳光的英国殖民者把外廊式骑楼引入新加坡，而下南洋的中国工匠们将其改造后又传回了家乡，在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常常看到骑楼的异国姊妹。
古典骑楼之后，是一片造型奇特的摩天大厦，常常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远望。
千百个凸出的窗格挤在大厦外立面上，宛如流动的漩涡。曲折的连廊在空中蜿蜒，连接起七栋大厦，隐约可见墨绿色的热带植物点缀其间——达士岭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公共住宅，甫一问世就创下多个世界之最。诸如世界最高的公共房屋、世界最长的空中花园等。只需要6新币，普通游客都有机会登上观光电梯，把鱼尾狮、金沙酒店等滨海湾美景尽收眼底。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英国作家尼古拉斯·沃尔顿(Nicholas Walton)在《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写道。
“许多人以为新加坡组屋是廉价住房，这是一个误区。”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司前司长许麟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加坡政府兴建组屋质量与私营住房相差无几，只是价格更加亲民，这是新加坡成功避免公共住房区变为贫困社区的原因之一。
明星组屋
“达士岭组屋容积率近9.0，即达到了九倍建筑面积。”
2010年8月8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达士岭组屋52楼的观景廊上，发表了年度国庆致辞。那年，正值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新加坡举办。
他说，希望外国人来到新加坡时，可以欣赏到滨海湾美丽的风景线、崭新的市中心和高质量的组屋，包括“我现在所处的达士岭组屋”。
此前一年，李显龙在公开演讲中已经点名了这座明星组屋，当时它即将迎来竣工。他手拿一张照片特意强调，“这是一张照片，而不是电脑制图。这所建筑将于年底竣工，它将是新加坡最高、我认为最有价值的HDB组屋。”
HDB全称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下称建屋局），致力于为新加坡人提供可负担的公共住宅。六十多年过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造了超过130万个组屋单位，散布在全岛24个市镇。达士岭组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
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的沙盘模型中，可以看到达士岭组屋超高层住宅的等比例微缩全貌。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记者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的沙盘模型中，看到了这座超高层住宅的等比例微缩全貌。七座大厦曲折排列，顶部俯瞰宛如北斗七星，又像一把勺子。在每栋大楼的26层与50层，分别有空中连桥彼此相连。
“达士岭组屋容积率接近9.0，也就是说在非常小的地块范围内，达到了九倍的建筑面积。”新加坡建筑学者赵秀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达士岭组屋英文全称为ThePinnacle@Duxton（“峰顶@达士岭”），位于新加坡市中心广东名路1号。
这里是新加坡的商业中心，地处新加坡丹戎巴葛街区，摩天大楼林立。距离新加坡地标建筑、新加坡唯一超过280米的国浩大厦不足1公里。而那里的顶层豪华公寓在2019年曾卖出4300万英镑的天价。
达士岭组屋系始建于1963年首批老式组屋的旧址重建。2001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国庆演讲时宣布这一消息，“居民无需搬迁到新城镇即可享受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展现了新加坡政府振兴老旧城区的决心。
据公开披露设计资料，达士岭组屋占地2.5公顷，共有1848套公寓。区域内还包括美食广场、托儿中心、篮球场和慢跑道等设施，十分便利。这也符合了这一公共住房设计的初衷。
达士岭组屋甫一问世就受到各方追捧。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2002年5月刊文评价，“这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未来”。申请截止日，建屋局收到了近5000份申请，是可用公寓数量的两倍多。而中标者被称为“堪比中乐透大奖”的幸运儿。
“组屋并不代表廉价和生活环境差，相反，新加坡组屋的环境和生活品质非常高，甚至在有些领域带有突破性。”赵秀玲表示，“比如达士岭组屋就是新加坡首个达到50层的组屋建筑，再如有些组屋采取气动式废物收集系统，实现全程垃圾不落地、闭环处理。近年来，新加坡推出的新型组屋项目，与私人商业公寓的差异逐渐变小。”
许麟济介绍，为确保组屋政策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建设方的新加坡建屋局也是政府下辖单位，有政府财政托底。这保证了组屋建成后以成本价销售给居民。
通常情况下，新加坡政府组屋的价格约是同等规模私人公寓的三分之一。例如，非核心地段的一套90平方米的组屋，售价约为四五十万新币，而同样地段的私人公寓可能要卖到120万至135万新币。
此外，新加坡施行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位新加坡工人和雇主都会按比例将薪水的一部分存入公积金账户，这笔储蓄不仅是退休保障，也可以用来支付购房款。这帮助更多工人有能力购买政府提供的组屋。
“通过降低土地成本和中央公积金支持，大多数新加坡居民可以拥有自己的高品质住房。”许麟济说。
居民的一笔资产
每个新加坡人都手握两张住房“彩票”。
2000年初，梁家欣从中国广东来到新加坡上学，毕业后觅得良人结婚生子，就此安定下来。
作为新移民，她也受益于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在2018年和丈夫申请了一套高性价比组屋。在她看来，组屋是新加坡政府给到公民的一项福利。“每个新加坡公民，从出生那天起，就手握两张住房‘彩票’。”
梁家欣的家位于加冷地铁站附近，只需几站路就能到达新加坡中央商务区。这里是一栋高层组屋的28层，窗外视野开阔。同地段的私营公寓至少两三百万新币，是梁家欣家房屋的4-5倍。除了首付外，每月的房贷主要由公积金支付，“基本上等于不掏钱。”
通过组屋政策，新移民梁家欣和丈夫购买了一套高性价比住宅。从窗户望去，视野开阔。受访者供图。
梁家欣的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在组屋中出生、长大。新加坡规定，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两套组屋。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家庭原有的一套组屋，只剩下一个组屋名额。孩子出生后，老屋的空间愈发狭小。于是他们决定用掉名额，申请一套新组屋。
梁家欣回忆，当时建屋局推出了多套当季组屋，而这套房屋地段很好，刚推出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选房前，购房者要先登录建屋局官网，验证公民身份信息，再付十几块新币，就可参与房屋抽签。如果抽中了，那很幸运，建屋局会发邮件通知中签人的号码。如果抽不中，抽签费不退，名额也不占用。
排名是随机的，但抽到靠前的号码可以优先选房。梁家欣夫妻当时在约300套房子里，抽到了23号，“非常幸运”。
收楼时，厨房和卫生间已预先做好了装修。梁家欣不喜欢那种整齐排列的白色小瓷砖，但限于政府规定，只能在原来地面上重铺一层。“据说是为了确保防水层稳固，业主入住后，三年内不能敲掉原有的装修。”梁家欣说。
如今，梁家欣新家的厨房和卫生间比客厅高出了约一厘米。不过，在入住新屋的巨大喜悦面前，地砖带来的小小烦恼简直不值一提。
除了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外，组屋也是居民的一笔资产。
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6月3日刊文指出，组屋是给新加坡公民的一种“原始股”。即新加坡经济增长会带动房地产价格同步上涨，转售后依照市场定价的组屋也水涨船高。此外，乐龄人士可以把大组屋卖出，换成小组屋，现金盈余可以用于养老；也可以把个别房间出租，补充日常开销。
通过组屋，“最普通的拥屋者也能从中共享经济果实”。
梁家欣也提到，如果不出意外，房屋满五年后，自己也准备卖掉这套房屋。
“最近我们附近有一套同户型的旧组屋卖到了110-120万新币的价位，我们这套房龄更新，未来只会卖得更高，不会更低。”
只是，房屋涨价后，梁家欣也要以高成本再次购入新住房。她坦陈，“人总是要住房子的，贵卖也意味要贵买，所以，组屋始终还是一套福利房。毕竟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几套组屋。”
居者有其屋
“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人都应该有一个家”
回顾新加坡公共住房的起点，不得不提到63年前的那场大火。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依然保存着那场火灾的诸多影像资料。其中，华人面孔的小男孩茫然无助地站在灾后废墟中的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记载，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发生熊熊大火，烧毁了约16000名居民的房屋，夺走了4人的生命。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之一——报纸图片显示，“黑烟笼罩天空，遮蔽了太阳”。总共有40公顷的贫民窟被烧毁，面积约为56个足球场大小。
新加坡华人李祖民生于1948年，是新加坡的第二代移民，祖籍广东潮汕。河水山大火发生时，他正在上中学，从报章上看到火灾的消息。“那是一个居民区，有很多木质的房屋、板屋。”幸运的是，他和家人居住在后港华人区，并没有受到这场火灾波及。
1961年9月23日，李光耀出席河水山村建屋局公寓开幕仪式，宣布在河水山住宅区开放904套一房室的公共住房，供灾民租用。这场毁灭性的大火，显示了牢固、现代化住宅的必要性，标志着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的转折点。
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分裂严重，只有约20%的人口拥有住房。李光耀意识到，要让国民安定下来并支持国家建设，必须解决住房问题。而这一思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居者有其屋”理念不谋而合。
在李光耀团队的主推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从196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公共住宅建设，鼓励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房屋。
每当新建成组屋发布时，登记购买公寓的新加坡人必须参加抽签。过去没有电脑抽签系统，采取的是现场抽签，由区域议员主持。历史影像资料中，长约数米的巨大横幅挂在建成的组屋外墙上，上面用中英文书写着，“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景象颇为壮观。
“组屋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住房福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新加坡城市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许麟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组屋的建设和管理，尤其是在新加坡独立后的早期阶段，这一政策对稳定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认为，拥有住房不仅能为民众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还能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大大增强。”许麟济说。
正如李光耀本人在2010年新加坡国际住屋对话会上所说，“如果他们自己住在码头，却要去保卫老板们住的大房子，这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人都应该有一个家。每个家庭都要有他们要保卫的东西。”
新加坡建屋局会议大厅里，挂着华人书法家潘受的一幅作品。上面写着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千年前忧国忧民者的宏愿，在今天的新加坡，一定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经过六十余年的努力，新加坡近六百万人口中，超过八成的居民拥有住宅，居住面积宽敞，室内设备齐全。2001年8月8日，李光耀在公开讲话中回顾新加坡组屋的历史。
他说，“在1960年代，拥有房屋的社会只是我眼中的一丝光芒。今天，在国庆36周年之际，它已成为现实。公共住房的成功是现代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
人为糅在一起
“限制居住比例将防止种族‘重组’。”
新加坡牛车水地区一直是新加坡华人聚居区，如今成为了特色景点和购物中心，吸引了各国游客。图/毛淑杰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华人占比约七成，马来人、印度人次之。
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资料，英属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族群集中在不同地区。比如市中心为华人区，甘榜格南和芽笼士乃为马来人区，实龙岗和三巴旺为印度人区等。
这样种族隔离政策，固然方便了殖民者的管理，却埋下了种族隔阂的隐患。
1964年7月-9月，新加坡连续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种族骚乱。其中，发生在1964年7月21日的宗教游行冲突事件，马来人和华人群体在全岛范围内发生械斗，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
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建屋局推出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规定不同种族群体在组屋中的占比，比如同一社区中，马来人约两成、华人约七成、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约一成。后来，这个比例也随着社会人口结构改变而做出响应调整。
“从长远来看，限制居住地的种族比例将防止种族‘重组’。”时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S.丹那巴南在介绍这一政策时警告称，无法想象新加坡退回到独立前那个时代。
新加坡组屋大都设置了公共空间，比如咖啡店、健身角和社区中心。在这里，常见到不同种族居民交流、玩耍。
赵秀玲观察，大部分新加坡组屋的一层都是架空的，这会带来诸多便利。一个是避免带来空间分割，方便人员便捷穿行，减少城市拥挤。另一方面，这也创造了社区的公共空间。“我们常常在组屋中看到，马来人会在架空层申请办婚礼，而华人会在这里办葬礼等。这是带有新加坡特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她说。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是新加坡第三代华人移民。他的祖父最早从中国福建来到新加坡，随后开枝散叶。
“对我来说，组屋已经贯穿了我们家族至少三代人的记忆，是一段很有公共性的家族体验。”许振义的父母经历过新加坡独立之初的艰难时刻，是早期新加坡组屋的见证者。而他本人也在组屋出生，并在其中生活了三十余年。
在许振义看来，组屋在多个方面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融合。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仅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族群聚居区明确区分，甚至在华人聚居区内部也有细致划分，比如海南村、潮州村、南安村、晋江村等。人们主要在本身社群内生活、娱乐、工作，包括婚娶。而入住组屋后，相当于把不同族群“人为地揉在一起”，强行打破了原有的聚居区，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
随着时代发展，组屋建设从市中心扩展到了郊区。许振义观察发现，新加坡政府重视不同类型组屋的布局和搭配，比如在新区组屋建设中保留小户型，在老市区拆掉旧屋、增加大户型等，从而符合不断变化的住房需求。
组屋虽定位是公共房屋，但其地段并不偏僻，周边也常常出现私人洋房、别墅、公寓等。再加上，新加坡市政建设是去中心化的，组屋周边也有较为完善的商业、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利于居民生活。
“新加坡组屋和其他建筑是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很少有专门的富人区或者贫民区，另一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老城区和新城区。新与旧、贫与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说，组屋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种族、阶层、贫富的融合。”许振义说。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曾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他重视整体规划，希望每个区域都能发挥综合性效能。
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西餐式”规划提倡功能分区，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而“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这样的融合式规划理念在组屋中也有体现。
2018年9月4日，新加坡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在建屋发展局高峰论坛上表示，新加坡人在组屋附近的小贩中心吃饭，购物中心购物，孩子们一起玩耍和成长，由此培养了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
“组屋生活是新加坡民族认同和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
组屋制度运转六十余年
“关键在于政策设计的严密性和灵活性。”
除中国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倡导“东西结合”，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也要保持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
1985年，新加坡中学推行的道德教育课中，也包括忠勇、孝友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李光耀本人也在公开场合倡导儒家理念，比如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会变得薄弱，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
组屋制度施行之初，新加坡政府要求组屋申请以家庭为单位，未婚男女青年不能购买住房。而且，已婚子女如果与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的，成为多代同堂的家庭，或在邻近地段购买住房，他们的申请有优先选择权，房价也给予折扣。
76岁的李祖民经历过那个年代。1971年，23岁的李祖民大学毕业。身边不少同学为了能尽快拥有房屋，情侣们争相提前登记结婚。
彼时组屋定价较低，李祖民申请到的第一套组屋约100平方米，全款大约4万元新币。李祖民说，当时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要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几乎都能买得起组屋，“普通的组屋一间大约几千块新币”。
在新加坡建屋局官网，可以查阅到组屋购买者的详细条件，除了国籍外，还包括年龄、家庭状况、收入上限、既有房产等。时过境迁，组屋制度也随之改变。
如今，新加坡组屋价格也随着地产热潮攀升，在二手组屋市场上，多次出现百万新币的“天价”组屋。而借助建屋局于2024年推出了新政策，单身公民也可以享受公共住房福利，“家庭”不再是必选项。
许麟济认为，新加坡组屋制度能够顺利运转六十余年，其关键就在于政策设计的严密性和灵活性。
首先，公共住房政策最初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此设有严格的收入限制。早期规定，只有家庭月收入不超过2000新币的居民才有资格购买政府组屋，超过这一标准一般能够自行解决住房需求。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目前申请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已提高至约1万新币。
此外，新加坡还规定，每个公民一生中最多只能购买两套新的组屋。且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套组屋。此外，如果申请人已经拥有私人住宅，则不允许购买政府组屋等。
“通过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资源，确保组屋能够真正服务于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资源被不必要占用。”许麟济说。
十多年后，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已有了更好的住房选择。
如今，李祖民已从组屋中搬出多年，而他的孩子一代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并不符合组屋申请标准，转而选择生活在安保性更好的私营住宅、别墅等。
据新加坡统计局2024年7月数据，2023年新加坡77%的常住人口居住在建屋发展局 (HDB) 下属的公共住房中。相较于十年前的82%，这一比例在不断下降。
（李祖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