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经的地区，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千纪-前7千纪初），定居在两河流域的人们开始用黏土捏塑人形。最初的造型简单粗略，仅表现大体人物轮廓，偶尔表现头饰和腰饰。到了有陶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7千纪至公元前5千纪），人们开始在人物塑像上增添装饰，贴附泥条、戳印、刻划和彩绘表现胸带、腰带和服饰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用珠子和吊坠等装饰自己的身体，这些装饰品常见于遗址或墓葬中。人物塑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而装饰品、服饰和文身等既具个人特色，又反映了个人在群体中的社会属性和身份地位。学术界对两河流域人物塑像上的装饰研究并不多见。戴尔斯（Dales, G. F. ）的论文是仅有的专门研究，他主要探讨了哈拉夫时期至阿卡德时期的女性塑像上的装饰特征，对前哈拉夫时期的女性塑像鲜有讨论。戴姆斯（Daems, A. ）对欧贝德时期的人物塑像肩部的圆形黏土块做了简单的解释，认为这些圆形黏土块是人为的疤痕或文身。其他学者仅在描述人物塑像时提及塑像上的装饰，但未做专门研究。科洛伽（Croucher, K. ）通过人物塑像、墓葬出土的人骨，以及近东各地的民族学材料探讨了欧贝德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处理以及为何处理他们的身体。她认为人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传达了各种身份信息，如社会角色、婚姻状况、种族、年龄和群体归属，并且人们对待身体的方式有助于构建、反映和强化这些身份信息。本文通过辨析两河流域史前时期人物塑像上的装饰种类，进而探讨史前人类装饰身体的原因、装饰传达的身份信息，以及对社会身份的构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物雕像广泛发现于欧亚大陆。其分布西起欧洲，东至西伯利亚，跨越了长达5000英里的距离，涵盖了乌克兰、摩拉维亚、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欧洲文化圈以及贝加尔湖为中心的西伯利亚文化圈。一般认为人物雕像与大约2.7万至2万年前的格拉维特（Gravettian）文化有关。人物雕像大多数是写实风格的女性形象，即所谓的“维纳斯”雕像，它们表现丰满的乳房、突出的腹部和肥厚的臀部。绝大多数人物雕像表现裸露的身体，但也不乏精美的装饰。通过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织物和装饰品，我们可以辨别出人物雕像上装饰了精致的头饰、胸带、腰带。奥地利的威伦多夫（Willendorf）雕像，头戴一顶帽子。阿伯拉莫洼（Abramova, Z. A. ）认为这是由一排排贝壳装饰的帽子，因为意大利的墓葬证据表明有人佩戴成排的海洋贝壳、穿孔的牙齿和象牙吊坠组成的帽子，人们在格拉维特墓葬中也发现了这种帽子。索弗（Soffer, O）通过观察雕像头部的雕刻技艺，认为这是一个呈螺旋或放射状的、从中心结开始编织的帽子。布拉森普伊（Brassempouy）雕像头戴的是发网或束发带，这种网状头饰在丹麦史前墓葬的许多女性尸体上发现。巴甫洛夫（Pavlov I）人物雕像上表现一种扭曲的绳状，是一条腰带，缠在腰部下方。科斯坦基（Kostenki I）石灰岩女性雕像，胸部有胸带，突起的腹部上方装饰一条腰带，还表现出了手饰，也是绳状。莱斯普格（Lespugue）雕像表现的是一位穿裙子的女性，裙子遮住了她的后侧，其上缠绕着一根带子。德国西南部的费尔斯（Hohle Fels）洞穴出土了一个距今3.5万年前的人物雕像，胸部、手臂和躯干上划出了许多线条，表现的是“裙子或披肩”。公元前10千纪至7千纪初，两河流域北部进入了前陶新石器时代，人们过上了半定居生活。他们最早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的高原以及扎格罗斯山脉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山麓地带。前陶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用黏土捏塑人像，最初的造型简单粗略，仅表现大体人物轮廓，偶尔表现出头饰和腰饰。到了有陶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期，两河流域发展出了四支考古学文化——哈苏纳文化（公元前7100-前6600年）、萨马拉文化（公元前7000-前6300年）、哈拉夫文化（公元前6400年-前5500年）和欧贝德文化（公元前6500年-前4000年）。人们开始在人物塑像上增添装饰，贴附泥条、戳印、刻划和彩绘表现头饰、胸带、腰带和服饰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用珠子和吊坠等装饰自己的身体，这些装饰品常见于遗址或墓葬中。人物塑像上可辨别出的装饰有以下几类：（1）头饰 两河流域北部的耶莫（Jarmo）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人物塑像，有的人物塑像头部后方有圆形突起的头饰（图1-1）。有些人的额头上有一圈粘土条（图1-2）。萨马拉时期的梭万土丘（Tell es-Sawwan）出土的一件男性塑像，头部表现出发饰。乔加·马米遗址（Choga Mami）出土的人物塑像，头部用黑彩绘出发辫。哈拉夫时期的人物塑像的头部有缠绕一圈粘土条形状的头饰。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时期的人物塑像有一种高而尖的头顶，其上涂有黑色沥青，有人认为是头冠。（2）唇饰 唇饰最早见于乔加·马米遗址出土的人物塑像上，其右脸颊下方表现了唇钉。在欧贝德时期，唇饰很常见。欧威利土丘（Tell el-’Oueili）、欧贝德遗址（Al-Ubaid）和乌尔遗址（Ur）的墓葬出土的唇饰位于下颌骨旁。（3）项链 人物塑像上常见的项链装饰多用粘土球或彩绘线条表示。耶莫遗址出土的1件头部碎块，脖子上贴附一系列圆形粘土球组成的项链（图1-3）。同样的表现方式还出现在梭万土丘和乔加·马米遗址。哈拉夫时期的人物塑像用彩绘线条的方式表示项链，人物塑像上多条V形彩绘线条表明他们佩戴不止一条项链。（图1-7）（4）胸带 胸带是哈拉夫时期至欧贝德时期的人物塑像上的常见装饰，通常以彩绘的形式表现在胸部之间。带子、肩带或绳子在人物胸前形成V形或W形，有时在人物后背也形成V形或W形。V形或W形胸带在两河流域的人物塑像上广泛出现。阿尔帕契亚土丘（Tell Arpachiyah）、高拉土丘（Tepe Gawra）、欧威利土丘、欧贝德遗址出土的人物塑像的胸前和背后都有V形或W形背带服饰，为女性独有（图1-8）。这种胸饰在近东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分布。苏美尔词汇“ad-tab”便是用来描述这种服饰的，表示绳子或系带，由羊毛制成，既有实用功能也具有装饰功能。（5）腰带 腰带是人物塑像上常见的装饰。人们通常用两种方式表示腰带：一是把圆形的黏土颗粒或黏土带贴附在腰上；二是彩绘宽带纹。最早在甘吉·达瑞遗址（Ganj Dareh），人们将泥条带附在人物腹部表示腰带，可能是编织的绳子制成的（图1-4），这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物雕像上的胸带和腰带如出一辙。伊朗西南部的萨拉布土丘（Tepe Sarab）出土的1件人物坐像，腰部缠绕一圈泥带，表现的也是腰带。梭万土丘出土的1件男性坐像，身上佩戴着一条项链，腰部束着腰带，腰带下方还表现了男性生殖器（图1-6），这表明腰带不总是与衣服搭配起来遮盖身体。（6）手镯 梭万土丘出土的人物塑像，其手腕横向刻划线条表示人物佩戴的手镯。（7）鞋 哈拉夫时期的人物塑像的脚部会贴附泥条表示鞋。（8）服饰 人物塑像上可以看到服饰的迹象。耶莫遗址出土的站姿人物塑像中，有的全身布满了戳印的圆点，有的在底部刻划一圈竖线条表示服饰。这种表现方式如同刻划竖线条的饼状陶筹，用来表示衣物。带有戳印圆点纹饰的人物塑像也见于哈吉·菲鲁兹遗址（Hajji Furiz）。人们用彩绘线条和贴附黏土球的方式表示服饰。耶里姆I土丘（Tepe Yarim I）出土的人物塑像的身体上刻划数道平行的条纹（图1-5）。梭万土丘出土的1件女性塑像，整个身体用圆形黏土颗粒装饰。乔加·马米出土的人物塑像上，彩绘线条和波点纹饰遍布全身（图1-9）。从西马什（Shimashki）到埃兰中期，妇女也穿着精致的、有时点缀着圆点图案的衬衫，其中带点装饰的衣服似乎专属埃兰人。前陶新石器时代以来，两河流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纺织品的证据表明史前人类具有了制作胸带、腰带和衣物等身体装饰物的技术。史前时期的纺织品很难在遗址中保存下来，考古学家在可延展性材料（粘土、石膏、沥青）上发现了它们的残留印记。最早的纺织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植物是亚麻。约公元前十千纪末，人们开始种植亚麻。亚麻纺织品的使用一直延续至公元前一千纪末期。考古学家在公元前十千纪末的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中发现了编织的席子和篮子痕迹；在耶莫遗址中也发现了织物和篮子的痕迹。加泰土丘（Çatal Höyük）出土了大量的编织物和纺织品残留物。在墓葬中发现的纺织品碎片可能是在家庭环境里专门为死者制作的布条、覆盖物或裹尸布。纺轮在原始哈苏纳时期首次出现，在哈苏纳、萨马拉和哈拉夫时期持续使用。公元前七千纪，萨比·阿比亚土丘（Tell Sabi Abyad）出土的纺轮的数量明显增加（图2-1）。纺轮成为了新的纺纱技术标志，预示着人们使用动物纤维制作衣物。约公元前五千年，绵羊养殖成为了欧贝德社会的一个特色，使用羊毛制作衣物变得普遍起来。两河流域出土的装饰品的年代也很早，并且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卡里姆·沙希尔（Karim Shahir）出土了珠子、吊饰和手镯。哈苏纳时期的索托土丘（Tell Sotto）出土了石制珠子和手镯等实物。哈苏纳（Hassunah）、耶里姆I、萨马拉（Samarra）、马塔拉（Matarrah）等遗址也出土了珠子（图2-2）。萨马拉的墓葬中出土了非常多的珠子，它们用于制作项链或衣服上的装饰品。萨马拉墓葬中随葬的雪花石雕像上就佩戴串珠项链。哈拉夫时期的多姆兹土丘（Domuztepe）出土了大量的装饰品，其中包括大量的珠子、吊坠和印章。在人物塑像的颈部、肩部、腰部也有珠子组成的串饰。项链可能是由许多不同品种和质量的原材料制成的，如陶、滑石、绿松石和玛瑙等。阿尔帕契亚土丘出土了菱形黑曜石珠子、带有红彩的玛瑙贝组成的项链。加泰土丘的一座年轻人的墓葬中随葬了一串蓝色石头制作的珠子。不同材质的装饰品可能表示了佩戴者的不同身份和等级或者有特殊的含义。如孩童，通常是男孩佩戴蓝色的珠子。在近东，蓝色的珠子被认为可以抵御邪恶之眼。墓葬中的珠子可能为死去的人提供保护。珠子和吊坠的装饰功能多样，除了通常穿在绳子上作为串珠项链外，也曾用作头发装饰或缝在衣服上。伊朗民族学资料显示女孩在辫子上装饰蓝色的珠子或贝壳。在现代土耳其的村落和博物馆中，我们仍能够看到土耳其民族服饰的装扮，大量的服饰边缘装饰着一串串珠子，珠子还可以用来制作腰带。虽然在两河流域欧贝德时期的人物塑像上项链并不常见，但在遗址中仍出土了大量的珠子。高拉土丘的墓葬出土了几十至数万枚不等的珠子（图2-3）。它们装饰着人体每个部位——头部、颈部、手、手腕、腰、膝盖和脚踝。在乌鲁克时期（公元前4000-前3100年），珠子也用作项链或手镯。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和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3-前1595年），项链再次出现在人物塑像上。项链通过带有刻划纹饰的黏土条来表现。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334-前2154年），项链在两河流域的人物雕像上变得日趋重要，人物塑像往往佩戴2-3条项链。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词汇d/tudittu指的就是一种佩戴在女性胸前的装饰品，即两河流域常见的青金石项链和宝石项链。这些项链也具有护身符的作用。两河流域的人物塑像常见颅骨拉长的现象。耶里姆I土丘出土的一件人物塑像有拉长的锥形头部（图1-5）。松戈尔土丘（Tell Songor A）出土的陶人头，脑后方也被拉长。南部欧贝德时期的遗址，如埃利都（Eridu）、乌鲁克（Uruk）、乌尔等遗址出土的人物塑像上也都表现了拉长的头骨。颅骨变形在公元前五千纪最为普遍，与欧贝德文化一起广泛传播。
拉长的后脑是一种颅骨变形行为。这种行为在近东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至沙尼达尔的尼安德特人遗址。在伊拉克的阿尔帕契亚土丘、泰鲁勒·沓拉沓特遗址（Tell eth Thalathat）、伊朗的甘吉·达瑞、阿里·库什（Ali Kosh）、乔加·塞菲德（Choga Sefid）和乔加·米什（Choga Mish）也有类似的证据。欧威利、埃利都和阿尔帕契亚土丘的欧贝德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拉长的头骨。这些头骨的性别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如甘吉·达瑞出土的14件变形的头骨中，有一名为女性，两名为男性；有三名可能是女性，有五名可能是男性，还有三名性别是不确定的。人们一般在婴儿时期（1-2岁）就开始用绷带或篮板缠绕在头部来改变头部的形状。新生儿的头骨由于具有很好的可塑性，因此很容易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对头部造成持久性的改变。人物塑像的扁平被拉长的后脑可能是为了突出这种变形头骨的形状。松戈尔土丘出土的人物塑像头部黑彩绘出的条带可能反映了用绷带修整头骨时的情形。颅骨变形在现代依然存在。20世纪70年代，基塞伊（Kiszely, I. ）在伊拉克的杰贝尔辛贾尔（Jebel Sinjar）附近的巴沙利（Bahsany）和巴什卡（Bashiqa）村发现那里的人们会有意改造颅骨。索列基（Solecki, R. ）观察到沙尼达尔地区库尔德人的头部有捆绑的痕迹。民族学资料还显示，南美印第安人仍存在颅骨变形实践，土耳其尤如克（Yuruk）社区的游牧群体中颅骨变形盛行。颅骨变形在很多文化情境中通常暗含着高等级和身份。在19世纪，有意的头骨变形与社会地位和等级相关，例如在北美的奇努克人（Chinook）中，部落首领的孩子接受了颅骨变形改造。在南美的许多颅骨变形的例子中，变形的颅骨可以作为种族标记。公元15世纪和16世纪安第斯人变形的颅骨作为群体归属的有意识的、公开的符号象征，具有一种民族标识和身份记忆的作用。颅骨变形导致颅骨被拉长，这有一种很好的视觉效果，从很远处就可以看见，在人群中也很显眼。这种高度视觉化的指示会给所有者以及其他人留下差异感和很深刻的印象，这有助于构建和反映身份。头骨的这种改变是在婴孩时期开始实施的，这一行为一旦实施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的身体标志。而且这一行为不是个人自己的选择，通常是父母或某个社群人员的选择。史前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拉长的头颅，也不是所有的人物塑像都表现出了拉长的头部。这表明拉长的头部是选择性行为。人物塑像一方面展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外貌特征，承载着当时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人物塑像融入了人类更合意更理想化的身体特征，构建和反映出了人类理想的身体形状。墓葬出土的拉长变形的头骨、人物塑像以及一些彩陶上的彩绘人物的证据都暗示了头骨形状的重要性。除了颅骨变形，两河流域的人们对身体改造行为还有文身。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埃利都、乌鲁克等遗址出土的人物塑像的宽肩上贴附了数个圆形黏土颗粒（图3-1；3-2；3-3）。这种装饰最早见于萨马拉时期和哈拉夫时期的人物塑像上，在欧贝德时期普遍出现。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蛇的鳞片，有人认为是装饰肩部的“搭扣”。有人认为它们更像是裸露在肩膀上而不是依附在服饰上的物品，更可能是身体彩绘、人为的疤痕或文身。哈拉夫时期和欧贝德时期的人物塑像上还彩绘一些特殊符号，如卍字符和十字符，这些符号位于人物的胸部和肩部。阿尔帕契亚土丘出土的1件人物塑像，肩膀上有十字形图案。伊朗的巴坤土丘（Tall-i Bakun）出土的3件人物塑像上装饰了卍字形纹饰（图3-4）。“文身”源于塔希提语tatatau，意思是“正确地击打”。欧贝德时期贴附在人物塑像上的黏土块或黑色斑点表示的是文身或疤痕，如同现代叙利亚、伊朗的阿拉伯部落成员身体上的疤痕。文身和疤痕是永久的印记和身体装饰，和传递力量以及克服痛苦的能力有关。同样部位的文身和疤痕反映了与某一群体永久稳固的联系。这种彩绘或刻划留下的痕迹是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使得拥有者脱颖而出。它们属于某个特殊的群体，体现了一种归属感。文身和服饰也从侧面反映了某种群体认同。人们在参加某种仪式时会彩绘身体或穿着特定的服装，某些文身或服装仅见于特定场合或仪式。在原始启蒙仪式中或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尤其是在成年期），人们会在身体上做标记来加强仪式记忆。在这些仪式中的身体标记通常是为了成为永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印记。例如，努尔人（Nuer）不仅用颜料或衣服来标记成人仪式，而且会在身体上创造一个永久的疤痕。这个疤痕不是个人的或特殊的，而是用来象征一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文身也可以用来模仿衣服，当人们普遍穿着衣物时，文身便转移到了服饰上。文身一方面可以像衣服一样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还具有精神功能。如V形纹是旧石器时代以来常见的刻划纹饰，在新石器时代它和M形纹频频出现在陶器和祭祀器皿上。金布塔斯（Gimbutas, M. ）认为V形纹和M形纹表示乳液和水，是生命和女神的象征符号。另一种卍字形符号通常位于人物臂膀或着乳房下方。它们还见于公元前4000年萨马拉和苏萨专门用于丧葬的陶器上，暗示着这一符号和死亡仪式相联系。这种符号延续时间较长，之后在公元前3200年乌尔的印章以及波斯波利斯的陶器上也有发现。它们的分布范围也广，远达塞浦路斯、希腊和东南欧，这些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上也彩绘卍字形符号。在贝奥提亚（Boestia），公元前700年的双耳彩绘陶器上绘有生育和月亮女神伊什塔尔（Ishtar）、狗、牛头和鸟等形象，这些人物和动物旁描绘了许多卍字形符号。人类装饰自身有物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原因。物理层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对身体的保护，如服饰可以应对寒冷干燥的气候、蚊虫的叮咬等。心理层面的原因是装饰具有展示和审美功能，部分装饰品还具有驱除恶灵、保佑平安的功能。其他心理因素还包括羞耻感、炫耀感。如对性器官、第二性特征的遮蔽。社会层面的原因，一是技术的革新为制作装饰品和服饰提供了原料和工具；二是装饰反映了文化或社会规范，诸如性别、身份地位、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
史前时期的人类通过一系列行为来应对寒冷干燥的冰期气候带来的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控制火；为了躲避风寒，他们搬进了山洞或建造房屋；他们还发明了衣服。一般来说，服饰具有防寒、防晒、擦伤的功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会用植物和动物皮毛制作衣服。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用于剥离动物皮的刮刀和制作衣物的穿刺工具，如锥和针。格拉维特文化时期，人们使用植物纤维制作了编织物，如绳索、席垫和篮子。服饰还具有审美和个性表达的功能。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的女性雕塑像大多展现的是人体的美感，突出女性丰满的乳房和肥硕的臀部。人物雕塑像上的胸带和腰带可能只是一种身体的装饰，而不是为了保护或遮蔽身体的某些部位。腰带可能具有悬挂其他实用物品的功能。这些人物雕塑像上表现的一些服饰并没有起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没有用于抵御寒冷，它们更具装饰效果。前陶新石器时代人物塑像的头饰和腰带仍保留了旧石器时代的细节特征。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实物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仍是平等的，不见贫富分化的证据。所以装饰多是人类审美和个性的表达。
有陶新石器时代，随着人类对动植物驯化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二级产品——羊毛的开发和利用，使得人们获取了更多的制衣材料。与此同时，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表明纺织技术得到了发展，这为制作衣物创造了条件。两河流域北部在前哈拉夫时期发生了气候突变事件，即8.2千年事件（8.2ka BP event），它造成了干旱和寒冷的天气，并持续了200年（公元前6200-前6000年）。这一事件可能对人们的穿衣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气候变冷促使人们制作衣物保暖。以北部萨比·阿比亚丘为例，该土丘经历了8.2千年事件。大约在公元前6225年，居住在萨比·阿比亚丘的人们对动物的开发从以肉类为主转向获取肉类、牛奶和动物纤维。前哈拉夫时期纺锤的大量出土暗示着人们对羊毛纺织的重视。在8.2千年事件后，人们强化二级产品生产的趋势更加明显，对动物开发利用的转变可能是人们为了适应更干旱的条件采取了新的生存策略。8.2千年事件引起了当地环境的恶化，导致了人们强化奶制品和动物纤维等二级产品的使用。人物塑像上服饰表现的增多也表明人们选择穿衣来御寒。通过观察有陶新石器时代两河流域人物塑像上的装饰，我们发现公元前七千纪以来，装饰的种类较前陶新石器时代大大增加了，人物塑像上的装饰也日趋丰富。羊毛在两河流域南部服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公元前五千年后，从绵羊和山羊身上开发次级产品变得越来越重要。考古学家在乌鲁克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产羊毛的羊的证据。乌鲁克的楔形文献中也有关于羊毛的记载。羊毛纺织品可能是公元前四千年乌鲁克扩张期间从两河流域南部向北方出口的一种重要产品。公元前两千年的楔形文字也记载了毛织品，它们是两河流域向更北部地区的重要出口物品。乌鲁克晚期，羊毛衣服是奢侈品，服饰是威望商品或地位的象征。
装饰体现了社会性。装饰品所用的原材料的相对价值反映了社会的等级或分层。不同的原材料可以用来区分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礼仪和从属关系。部分装饰品还加强了重要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秩序。在两河流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原材料制造的装饰品，比如珠子的材质有陶、贝壳、滑石、绿松石、玛瑙等。装饰品的原材料和技术工艺反映了两河流域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甚至阶层划分。这种等级划分可能既适用于佩戴这些饰品的个人，也适用于制造它们的工匠。服饰还与宗教归属相联系。亚麻布料在后期的仪式和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宗教圈。它的生产和流通可能受到了精英阶层的控制。从羊毛作坊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亚麻布料的价格更高，因为生产麻需要更多的水和时间。古代苏美尔的经济文献，亚麻织品比羊毛织品稀少，亚麻布是国王和神祇穿戴的奢侈品。
男女性别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装饰种类反映出来，如女性着长裙、佩戴多条项链和胸带，三角符号也和女性有关。人物塑像上还表现出了人在社会构建中的性别角色，如女性哺育孩童（图3-2），男性手持权杖（图3-3）。装饰也是身份的象征。在欧贝德时期，标示欧贝德身份的有变形颅骨、装饰品、文身。欧贝德时期的典型装饰品，如唇装和耳饰，出土于两河流域北部至波斯湾的许多欧贝德遗址中，如欧威利、欧贝德、阿巴达（Tell Abada）、高拉土丘等。但它们在大多数哈拉夫时期的遗址中几乎不见。变形的颅骨和文身在社会认同和人生阶段体验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颅骨变形是一种需要大量投入和长期计划参与的做法，暗示着某类社会群体的身份信息。文身象征着一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群体、文化集体、社会主体的一员。乌鲁克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规范的加强，不同性别和身份的人在服饰穿着上的差异更加显著。乌鲁克时期的印章图案描绘了许多生产劳动场景，男性的工人和仆人描绘成赤身裸体，而地位最高的男性则着裙。从乌鲁克晚期开始，战俘也都是裸体的。乌鲁克晚期，对人类和神来说，衣服都是奢侈品，是威望商品或地位的象征——对人类和神来说都是如此。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驯化”的一部分。
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人物塑像的装饰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前陶新石器时代，人物塑像总体是裸露的，并且突出女性的身体装饰。除了表现了项链、腰带和手镯等个人装饰品，鲜有全身衣着的表现。头饰、胸带和腰带更多体现的是史前人类的个人喜好和审美意识。二是有陶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期，人物塑像上的彩绘线条和黏土块表现了项链、胸带、服饰和文身。这些装饰体现了性别差异和社会身份。
人物塑像上的部分装饰，如项链、手镯等能够和遗址和墓葬出土的装饰品相对应，特殊的装饰，如颅骨变形和文身也能够和墓葬出土的变形的颅骨以及民族学材料中找到相应的证据。这表明人物塑像是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缩影。个人装饰也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实践中，从裸体到着装是人们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生存策略，装饰的实用功能逐渐增强。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规范的加强，装饰不仅展现了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且也是特定仪式场合下特殊要求的结果。
我们对待身体的方式向周围人传递了各种信息。纵观人类身体装饰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不断进步和深化的。无论是对环境气候的适应还是社会规范，对人体自身改变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修饰自己的身体，而身体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判断标尺，承载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手镯、项链等个人装饰品一方面具有个人审美倾向，另一方面，这些装饰品的材质和技术又进一步反映了佩戴者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是由财富、地位、性别和社关系构成的。特殊的装饰，如颅骨变形和文身则展现出了一种社会文化特质和社会群体认同，它们是某个社会群体和文化群体的符号，在社会复杂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