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山西磺厂村发现一处新石窟，是目前太原范围内保存的有明确开凿时间的最早石窟。（受访者供图）
2021年4月，山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全省石窟寺调查的工作数据——全省登录石窟寺（含摩崖造像）481处。这是目前为止山西境内最大规模石窟寺普查所得出的数据，但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加，“山西中古石刻文物的数量和质量非常可观，当代学界对石刻文物的考察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长年行走于山西大地的文化学者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就在2024年11月，山西又发现了一处新的石窟，而且年代久远，是目前太原范围内保存的有明确开凿时间的最早石窟。新石窟位于万柏林区深山中的磺厂村，在太原、古交之间，北距汾河不远。石窟的题记信息明确，开凿于北魏延昌三年（514）。
“之前已知的太原西山石窟集中在晋阳古城附近山区。磺厂村在太原西山的西北部，距汾河更近。此窟的发现，拓展了我们对太原西山石窟地域的认识，对太原地区石窟研究具有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为山西石窟寺研究提供了最新时间坐标。”刘勇说。
刘勇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这处石窟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从学术角度重新“发现”它的人。“一位驴友对我说那里可能有处石窟，我于是就去看，去研究。”刘勇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探查、寻访山西的文物古迹。从资深的驴友，到利用石刻史料进行学术研究，刘勇的访古之路，也是一条自己的人生逐渐被山西的文化遗产所浸润、所改变的路。由他新发现的石窟、题刻，也远不止磺厂村这一处。
2024年9月，刘勇出版了《三晋秘崖——中古野外石刻考察》，总结这些年他对山西石刻文物的研究。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是刘勇所写的学术性文章，但是有关考察路上的趣闻轶事，以及对目前社会兴起的文化遗产热的思考，他还有更多想说的话。
以下是刘勇的自述：
“一个村里没有庙，怎么能叫村呢？”
每年年末，我都会梳理总结我这一年在山西待了多少天。比如2017年我跑完了山西所有的119个县市区，2018年我在山西待了129天，2019年待了115天，疫情开始的2020年也待了122天……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只待了64天，2023年涨回到了157天。
我是北京人，胡同里长大，也在北京念书，1999年硕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媒体行业，在时尚旅游和人文地理类杂志担任编辑。我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山西是那段历史的重要舞台，工作后我也多次去山西出差采访。
2011年，我在山西足足待了三个月，发现山西好像不是旅游杂志中那种精美的样子，它粗粝，风尘仆仆，却又隐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我当时写媒体文章的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冲击——对于山西，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于是就在那一年，我辞掉了工作，开始踏入山西，尝试将个人的写作与访古结合在一起。从那以后，我好像整个身心就与山西变得很亲近，在山西的田野考察也激活了我原本的专业领域。朋友提起我，便会说：他不在山西，就在去山西的路上。
提起山西的文化遗产，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古建筑。确实，山西的古建在全国首屈一指。据山西古建专家李会智先生研究，山西现存元及元以前早期古建518座，占全国600余座早期古建的82%，这一数字非常惊人。
从2011年开始，刘勇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探查、寻访山西的文物古迹。（受访者供图）
我一开始去山西，也是看古建，山西119个县区，很多地方我不止跑了一趟。某次，我在朔州崇福寺漫游，管理者去吃饭，把我给忘了，于是我被锁在了寺里，我只能发短信告诉朋友求助，“我被幸福地锁在大寺中……”
有一次，我去到太原附近的镇城村关帝庙里，恰巧有几位妇女在庙里打扫卫生，一位大姐看到我，攀谈之下知道了我的来意，就十分细心地告诉我，这里的壁画有损坏，那里的木材要朽断了……大姐还说：“一个村里没有庙，怎么能叫村呢？”在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这句话，这些木结构建筑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文化遗产、是建筑学术语，但在村民们眼里，其实是一个村庄的灵魂。
山西的古迹与人之间，往往就有这些奇妙的联系。很多古迹有着固定的看门人，同时也是文物巡视员。我遇到过不让我进去的看门人，但只要和他们交谈下去，都可以发现他们身上精彩的故事。
记得几年前我去看忻州的金洞寺，就遇到了看门人贾大姐。
金洞寺内原有经幢题记载“元祐八年七月三日造郅塔壹座神宗圣位五台山真容院僧质立”，可见北宋时寺院为五台山真容院下院。结合现存转角殿木构情况分析，转角殿应是宋代建筑，经后代修缮，基本格局未改。2006年金洞寺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转角殿和内部木阁组成的大小木作精品应是金洞寺进入“国保”目录的重要依据之一。
贾大姐对我说，“文革”期间殿内佛像都被砸毁，邻村人曾来这里准备拆转角殿，当时一尼姑坐在殿内死守不出，要和大殿共存亡，已经上房揭瓦的人竟就此停手，转角殿奇迹般幸存下来。后来尼姑被迫还俗，但依旧住在寺院后的小窑洞里。贾大姐就是这位还俗尼姑的女儿。没想到，这位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农村大姐，竟与千年金洞寺有着深厚的渊源，由她来做守门人，真的再合适不过！
如果没有贾大姐的母亲，金洞寺也会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古迹一样，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之中。2015年，我在晋北探访广武段明长城残存的城门洞，但一年后，这座曾经矗立在山头的孤独的塞外之门就坍塌了。目前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2016年，我出版了《山西秘境——发现最美古中国》，算是对我这一阶段深入走访山西的一次总结。过去山西曾经出现过环境污染、文物保护不力、矿难等事件，但是山西的人文精神还在顽强地生长着，而它的文化遗产将会是它的丰厚土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补充一句，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每个人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些东西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但如何顺势而为，尽量做到最适合自我的人生方式，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回到历史现场
漫游山西的各处文化遗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不同时期的古建、塑像、壁画、戏台、古塔等，有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处国保单位里，在它们周边可能又有石碑、摩崖、石窟……每一个类别的古迹都有丰富的遗存，这可能就是山西文物的魅力吧，因为这里的文化遗产时代之久远，类型之丰厚，横纵交织，让人目不暇接。
因此，很多人在针对某一个门类进行考察和寻访时，就很容易被其他类别的古迹所吸引。拿我来说，这些年我最初是以古建为主的考察，近几年的兴趣变成了以石碑、石窟、摩崖为中心。
就碑刻来说，清代光绪年间，胡聘之主政山西，开始留心山西的石刻资料录存。1898年，由他主持编纂的《山右石刻丛编》出版，该书录存北魏至元代山西境内的七百余通石刻原文，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是清代区域金石学的重要成果。2012年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又录存已发现的石刻两万多通，极大地丰富了山西历史文化的资料库。
这两种书是目前走访山西碑刻的基本史料，但是最近这些年，新发现的碑刻材料极多。单单拿碑刻中的一小类“造像记”来说，历史学家侯旭东先生十几年前统计有北朝纪年的造像记1800种左右，现在看，与现存实际数量相比，是远远不止了。就我近年在山西各地考察所见，有相当一批尚未著录和研究的造像记。比如我发现的晋城高平市羊头山石窟的一条造像记，就颇有史料价值。
2022年盛夏，刘勇在羊头山顶峰的卧羊造像石旁，发现了新的造像记。（受访者供图）
2022年盛夏，我和友人从北坡森林爬上羊头山时已经满身大汗，看到了羊头山顶峰的卧羊造像石。这块造像石很有名，底座是卧羊，四面造像，形制非常罕见，但是之前人们没有注意到它的上面还刻有题记。当时，我在北立面隐约看到一竖行题记：“大代□□□三年岁次己巳。”字形较为拙朴，魏碑体，部分刻字位置已经风化。北朝时期的石刻题记中，大代和大魏这两个国号称谓曾长期并行使用，此条题记中的大代即北魏。己巳年就是北魏太和十三年（489）。此前，一般认为晋东南地区佛教石窟的开凿是在孝文帝迁都途经晋东南影响之下，才逐渐成为社会风气。然而这个题记的年款为太和十三年，早于孝文帝迁都的太和十七年（493）。这说明，中古佛教信徒开凿石窟等活动，在晋东南早有开展，并非仅因迁都突然出现。
石质文物，有地上和地下之分，也有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之分，常见的有来自地下的墓志铭、买地券、石质棺椁等；以及地上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碑、神道碑、纪功碑、记事碑等。百多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海桑田的改变，数量众多的石刻文物因基础建设、人为发掘等不同途径再现于世，如近年大批出土中古时期墓志铭，对史料匮乏的中古史研究无疑是重要史料。而今，对地上石刻文物应予重视在学界已是共识，近年来我在山西寻访地上石刻文物，石窟、摩崖、碑刻，都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比如近年来我对大晋中地区隋代碑刻进行考察，发现洛阴修寺碑、天龙山第8窟摩崖碑、文水隐堂洞石窟题记，均与开皇初年驻扎这一地区的军府有关。军人家庭普遍接受佛教信仰，与地方僧团、信众及地方官吏一起，在各地进行修寺、开窟等弘法祈福活动。同时，若结合这一地区出土墓志资料，如太原出土唐龙氏家族墓志、文水出土唐纥骨元氏家族墓志等，我们更可看到胡人后裔融入汉民族，中古民族大融合完成阶段历史进程的生动细节。
2024年9月，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三晋秘崖——中古野外石刻考察》，总结了这几年我考察山西野外不可移动石刻文物的收获。在碑志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很多正史不载或者语焉不详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生细节，这些细节具体而实在。回到案头，比对梳理各类信息，让我们洞悉历史的缤纷复杂，理解文物古迹的人文背景。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常因新发现的石刻材料得以纤毫再现。我们难以回到历史的发生时刻，但通过实地寻访、考察、考证石刻文物，我常有回到历史现场，与古人对话的感受。
多次发现新石窟
2024年11月，在太原的西山上，又新发现了一方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太原西山是以晋阳古城为中心的中古时期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分布区，在这一带，中古佛教石窟遗存密布，以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童子寺等最为著名，在这些著名石窟寺周围，还有众多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只是大多湮没于历史之中。
新发现的石窟就位于深山中的磺厂村。磺厂村旧时曾有矿山经营，现在已经废弃。在村东南方向有一沟谷，沿山脊和山间破损严重的公路徒步，可达沟谷上部，再往上就是一处附近山地的相对制高点。这里位于磺厂村东南约1500米，山坡上散落着数米大小的不规则大石，可能是自山顶岩层崩落而至。近年来人工造林，这些大石大多都在长青松柏掩映之中。
松林中有一不规则大石，周围松树笼罩。走到近前，才发现南立面较为平直，其他三面多不规整。南立面中部是一风化严重的窟门，窟内顶部有一大马蜂窝。古人在这块石头内部挖出了长宽高均在1米左右的空间，雕造出三壁三龛的佛像。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风格，符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特别是迁洛后石窟造像艺术的汉化趋势。根据一般定名习惯，此处最新发现的小石窟应定名为磺厂村石窟。
最为珍贵的是这方小石窟留存下来的题记。题记在正壁龛楣两侧，分别由内向外雕刻。题记镌刻时间为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八月十五日，时为中秋，据今已整整1510年。题记中，出资开凿石窟的“郭广兴”等20人的发愿宏大：“为一切众生速速成佛。”
磺厂村石窟留存下来的题记。（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此前我还发现了多处山西其他地区的石窟。2022年8月16日上午，高平市鹿宿村连绵阴雨，我和村民深入了丹朱岭的石堂沟谷底。我们在雨中前行，过松林后下到沟底。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外界人士进入这一沟底秘境。沟谷上方本来有两座已知的石窟，在沟底，我们又发现了四座石窟。四座石窟分别有北魏、盛唐时期的明显特征。绝壁上的4号窟最为震撼，后室正壁五尊造像体量较大，高1米5左右，由于岩体雨水侵蚀，造像表面泛青绿色，更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
高平、长子两地之间的丹朱岭，是晋东南中古石刻文物集聚区，艺术风格涵盖自云冈石窟二期和三期自唐中期，堪称山西中古民间石窟艺术宝库。这一地区以羊头山石窟最著名，丹朱岭石窟、釜山石窟、满公山石窟、高庙山石窟、石堂会石窟、北遇仙山石窟、建宁造像碑、张壁摩崖造像等星罗棋布，新发现的鹿宿石堂沟石窟其实是这一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的一日，我和地方文物部门的冯锦昌先生一起寻访和顺县的远佛口石窟，在当地与村民交谈，村民说山顶还有一窟，但多年没有上去，路已经找不到了。于是我们请村民带上斧子、镰刀，一起在松林和荆棘中穿行，手脚并用，约半小时后，逐渐接近山顶。
密林深处的一处石壁上，我们果然找到了一方小石窟，窟门约为长方形，石窟的长、宽、高约在1米5左右。砂石质地的岩壁风化严重，也是三壁三龛，正壁（北壁）居中一坐佛，左右两个圆形凹坑，可能是用于插入石造像的底部。左右两壁造像对称，为一佛、一弟子、一力士组合。结合起来看，此窟三壁是三世佛、二弟子、二力士组合，风化严重无法详细辨别。造像身形较为健硕，形制大体为北齐-隋初风格。
附近山上有一个巨石，天然中空，当地人称此山为空山，也许这一石窟可以被称为空山石窟。此次与冯锦昌先生一起寻访空山深处的石刻文物，也是外界学者首次考察此窟。冯先生在地方文物部门工作30年，2023年退休，这次的共同发现，也称得上他在工作岗位上最后的高光时刻。
山西太行山区早期石窟颇多。自平定、昔阳南下至晋东南，大小石窟难以计数。时代变迁，大多在荒野中风化殆尽，只有个别幸运者保存下来。这些民间开凿的石窟，技艺无法与国家工程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相比，谈不上“高大上”，却是一方民众信仰的真实体现。
真正的旅行者，不该是“入侵者”
要深入大山去看那些隐藏在山中的文物古迹，公交车、面包车、摩托，几乎各种交通工具都坐遍了，我能感受到的，除了大城市中难得的平静，还有当地老乡们的质朴。
有一回去忻州偏关县，我在路边等公交，很久都没有来，这时候一个汉子走了过来，“你去哪？”“我去偏关县城。”“我也去。”“那一起等车吧。”“不用，我带你去吧。”说着，他指了指不远处给水泥楼子卸钢材的一辆大卡车！原来他是车的主人王师傅。在山西路上遇到各种好人，但主动邀请的还是首次，更何况还是第一次搭大卡呢。
10分钟后，我已经坐上高高在上的大卡副驾位置，穿行在黄河与长城之间，感觉说不出来的奇妙。途经长城内侧桦林堡，夯土堡墙尚存，已十分残破。王师傅说开大卡车有七八年了，对晋西北道路十分熟悉。他家其实不在偏关县城，而是在县城外几里地的小山村。大卡不能进城，他先带我回家，给我吃了饭，又开上摩托车带我去县城，转了城里的几个古迹……萍水相逢却那么热情，让我十分感动。
还有一次，我在傍晚时分搭乘上了一辆去沁水县的长途车，车上，我遇到了回家的农民工，他们恰巧住在柳氏民居附近，在得知我要去那边后，他们就找朋友的顺风车带着我来到土沃村，分文不取……
山西太行山区早期石窟颇多。自平定、昔阳南下至晋东南，大小石窟难以计数。（受访者供图）
一路走来，进入荒野，登上山巅，从冰冷的石头上一次次读到文明的温度。我时常想，一个真正的旅行者，不该是个“入侵者”，要对别人的家园抱有敬畏。近年来由文化遗产形成的文旅产业在各地火热，我熟悉山西的文化遗产，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来到文化遗产面前，以敬畏之心去访问、思考、研究、传播，进而产生兴趣，最终才能达于热爱。如何拥有这样的心态，可能见仁见智，但看一次和看一百次，听报告与亲自体验、独立思考，效果显然是有根本不同的。
但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里。现实很骨感，也最真实，有了热情还需要冷静。文化遗产要活起来，前提是先活下去。我们当然不能视之如糟粕，但也不应过度抬高。客观的分析，不溢美、不排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停留在面上，而是要秉持客观立场，不能仅以都市的猎奇角度去追求孤寂萧瑟的浪漫主义场景。
比如古建的修复理念。几十年前的古建修缮中，对“修旧如旧”的理解即存在偏差。南禅寺大殿、广仁王庙正殿的修缮中都出现了片面“回归唐代”的情况，现在看是过犹不及。近年来文物修缮中“最小干预”理念得到广泛接受，我认为是好事。如临汾王曲村东岳庙戏台修缮中，曾有意见提出要拆除清代卷棚，露出元代结构，后来被否决。清代的卷棚建筑也是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为理想主义回到元代而省略以后的明清史，这才是客观的立场。也有专家为古建修复提出了“带病延年”的理念，我认为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我还有一个观点，是文化遗产的应用。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是功利的，但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能够维系传承至今的，无一不具有实用价值。我们不能回避功利，如同不能停留在对原始社会的乌托邦憧憬中一样。对文化遗产不应停步于简单欣赏和追忆，但也不应盲目利用、偷换概念搞博眼球经济。百年来的“文化断层”，亦不是急功近利的借口。以可持续的方式，寻找人文关怀与市场的结合点，以当代视野来把握，张弛有度，我觉得这是文化遗产永续发展的方向。
敬畏、客观、应用，也许这可以称之为我的“文化遗产三观”吧。十几年前，当我决定去山西寻访古迹的时候，怎能想到在山西的考察、写作和文化传播，会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