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正在进行演讲。作者简介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当地时间12月17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在各州的选举人团会议中获得足够的选举人票，正式获得总统职位。
而在此前的当地时间11月25日，其在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妄言将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关税。正式获得总统职位后，“关税大棒”是否会随之而来？面对未知挑战，中国该怎么做？特朗普再次就任，这次有何不同？
特朗普首次就任期间（2017年—2021年），美国和全球正普遍处于低通胀状态。在疫情之前，发达国家在是否应实施扩张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上并未形成共识。而在当前，全球通胀中枢发生了变化。相比特朗普上一任期，现在美国的通胀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大约提升了一个百分点。而且，在本次选举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倾向于在今年上台后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民主党哈里斯的宽松政策侧重于增加开支，而共和党特朗普则倾向于通过减税。这表明，相较于特朗普第一次任期时，两党在财政政策上都摒弃了对“财政悬崖”的担忧。这一转变也将支撑美国总需求扩张以及通胀粘性上升。从目前情况来看，2025年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将要执政，而且共和党已经在国会和最高法院占据优势。所以，特朗普是多少年来少有的在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方面具有高度掌控力的美国总统。但实际上，他的权力仍然会受到一些制约。一方面，从美国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共和党内部的纷争和矛盾正在不断凸显，这些内部矛盾将取代两党之间的矛盾，成为更为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通胀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政策也构成了制约。2017年美国的通胀率较低，那时加征关税的负作用不明显。然而，目前美国的通胀粘性高于预期。如果再次加征关税，同时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胀的惯性继续存在。而且，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比如减税、限制移民。甚至一些在长期中将会增加供给、稳定物价的政策，比如去管制、发展传统能源，这些政策在短期也将刺激更多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也会先导致通胀上行。汇率贬值、补贴或企业让利需谨慎
面对当前形势，在美国政府施加关税之前，我国可以积极扩大内需，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摆脱通缩风险，使通胀尽快回到正常区间。在过去的五个季度中，我国GDP平减指数连续为负。从这个全口径通胀率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通缩压力较大。未来几个季度内应尽快使物价回归到温和上升的区间。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常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为3%，从当前的全口径通胀率-1%上升至3%，这4个百分点的增长将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及美国通胀率提供新的支撑。因此，不论是从国内经济自身面临的挑战来说，还是外部关税战的风险，扩大内需都非常紧迫。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向中国加征60%的关税对美国影响并不大。原因有三点，首先，人民币汇率会贬值；其次，中国政府可能会向企业提供补贴；最后，中国企业可能会让利。如果这三件事情发生，将显著减轻关税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特朗普加征关税政策的正确性。这一结果，等同于间接地为美国消费者及进口商提供经济上的补贴。因此，我们必须对以上提到的三项政策审慎考虑。实际上，实施这三种政策也存在很大困难。首先，汇率因素是一个重要障碍。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巨无霸指数显示，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存在显著的低估现象，这意味着美国不能单纯依赖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下降来应对关税对物价所传导的压力。其次，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紧张，难以继续为出口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最后，当前工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变得极为狭窄，这进一步增加了实施这些政策的难度。另一种策略是将出口向中间国家进行转移。然而，如果显著减少对美国的出口量，而将数千亿美元的出口量转向其他中间国家，这些中间国家也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根据我们近期对部分中间国家调研的结果，一些中间国家开始对中国与其之间的贸易逆差表示不满。因此，短期内大量将对美出口转移至其他国家，可能会引起新一轮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当前我国的贸易伙伴来看，我们同160多个经济体中的120个国家都保持着顺差。这些国家中，不少认为在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处于劣势。因此，稳外贸和扩内需这两者是一致的，扩大内需可以对稳定外部经贸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能够真正实现共赢、多赢和互惠互利。名义汇率计算的GDP不容忽视
从衡量GDP的角度来看，购买力平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特别是在评估消费者福利时，其重要性尤为突出。然而，在进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购买力平价的作用。比如，从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过去的几百年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货币汇率总是被低估，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则相对高估。经济学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出，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实际汇率上升的也越快。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普遍偏低，其货币也普遍被低估。而发达国家的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导致其实际汇率升值，在长期中形成高估，这种高估是技术进步、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持续较高的一个结果。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体现，也标志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过去几年，美元名义汇率的强势得到多方面因素的支撑，除了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之外，也其中包括美国在多个前沿技术领域取得的显著突破。当然，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购买力平价的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反映了居民部门，即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这意味着，同样的金额在中国和美国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是不同的，并且在中国通常能够享受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这正是购买力平价所要表达的核心意义。但名义汇率对应的GDP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跨国公司在规划全球战略时，并不会依据购买力平价做出决策，因为它们的角色并非消费者。相反，它们会侧重于考虑以名义汇率计算的GDP——这一指标代表着跨国公司所瞄准的市场规模或潜在的“市场蛋糕”。比如美国的名义GDP是欧盟的1.6倍，那么在拥有相同资金的情况下，跨国企业肯定会更多地把资金投给美国这个规模更大的经济体。按照GDP的收入法来计算，名义GDP涵盖了诸如企业利润、银行利息、工人工资、土地租金、政府税收等各项经济指标。如果所有跨国公司都采取上述这种策略计算，那么名义汇率的GDP规模扩大得越快，跨国公司利润越高，投资得就越多，这个国家经济活力就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反之亦然。当前，虽然美国进入降息周期，但美元指数仍可能保持强势。首先，地缘政治的重估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今的国际局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和平稳定。在过去几年，日元也失去了安全货币的功能，美元作为安全货币的角色变得更加稀缺。尽管购买力平价显示日元被低估了50%，但日本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安全资产和安全货币的角色。在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爆发时，日元都呈现贬值趋势，至今仍在持续走弱。更多的国际资本为了寻求安全资产最后流向了美国国债资产。其次，从一些前沿技术进展，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来看，各国经济基本面的重估也将对美元指数有重要支撑。避免重陷"关税升级"循环
在评价美国经济实力时，我们应保持客观，同时也不应忽视在中美博弈中对中国有利的因素。正如上述所提到的，美国国内通胀粘性等因素会对美国关税政策形成制约，这对中国来说是有利条件。
另外，在2018年和2019年第一次加征关税期间，已有部分中国企业将他们的生产基地迁移至东南亚、拉美等地区。但近年来，中国向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成本显著上升，这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美国政府正采取措施，试图限制中国企业利用这些地区进行绕道贸易。例如，耶伦在2024年访问墨西哥时，提出要求墨西哥配合美国，过滤掉中国的绕道投资。第二，自2023年初经济重启以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的投资大幅增加。然而，目前这些中间国家在接收投资方面已接近其能力上限，呈现出饱和态势。以越南为例，因为越南国内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其纺织服装业已经开始二次外迁至柬埔寨和老挝等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特朗普政府再次加征关税，中国企业再向其他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难度也将加大、成本也会更高。但对美国而言，这也会进一步加剧其通胀压力，因为中间国家原本作为成本缓冲的机制将减弱或消失。对中国来说，目前最关键的是专注自身发展，同时要避免重新陷入上一轮的关税战升级循环当中。所以，在采取反制措施时，我们应当保持克制，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从长远、全面、整体的角度来冷静应对。面对新一轮的关税战风险，中国应当采取的态度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撰文：徐奇渊
编辑：刘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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