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起始于1265年，当时的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将自己的私生女玛丽亚·帕里奥列格送至大不里士，嫁给当时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
由于同年旭烈兀病死，按照蒙古贵族收继婚的风俗，旭烈兀的继承人阿巴哈迎娶了玛丽亚。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拜占庭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蒙古人建立了相对牢靠的外交联盟。这么做的起因是自尼西亚政府开始，拜占庭疆域与实力都大不如从前，与周围国家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就成为了帝国生存的重要方式。
而同一时期的蒙古西征，对小亚细亚与地中海的秩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冲击。关于拜占庭与蒙古联姻的原始史料，主要存在于两位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即阿克罗波利斯的《历史》和帕奇梅尔斯的《历史关系》中。其中关于联姻的对象、历程以及对双方人物的评价，散落在《历史关系》的不同篇章之中，这两部作品为双方的联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作为联姻的另一方，蒙古帝国中的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史集》中也多次提到两国联姻的达成和对当时国际局势造成的影响。
除了双方的史料之外，诸如亚美尼亚、叙利亚的史学家们，作为第三方见证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留下了拜占庭公主在蒙古帝国的经历，这部分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史料。而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也记录了他亲眼见证的拜占庭公主与金帐汗国的互动。
国内外关于这一时期拜占庭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有不少，且有提及拜占庭与蒙古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互动，俄罗斯历史学家迪米特里·科罗别尼科夫在他的著作《13世纪的拜占庭与土耳其人》中，以拜占庭与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的互动作为视角，有考察蒙古帝国给小亚细亚带来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
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舒库罗夫教授在其著作《拜占庭的土耳其人：1204-1461》同样是以拜占庭人与塞尔柱突厥人的互动作为视角展开书写，中间有提及蒙古帝国与拜占庭的互动，并且根据拜占庭远嫁蒙古的公主的头衔，从跨文化视角探究拜占庭与蒙古之间的互动。
但未有一部将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视角的论文或专著。因此，以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新的视角，可以补充13-14世纪拜占庭外交与周边民族交流共生的研究内容。
本文以拜占庭尼西亚流亡政府的对外关系作为出发点，探究拜占庭与蒙古帝国从13世纪中后期到14世纪中前期的这段时间内，以联姻的方式建立同盟关系的背景与过程，并从地缘关系与跨文化视角对这一持续大半个世纪的联姻政策做出评价。
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了这样的政治联姻？第二，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后，对双方以及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三，如何在跨文明交流的视野下评价这场政治联姻？
笔者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拜占庭、伊尔汗国、金帐汗国的史料以及亚美尼亚、叙利亚等周边国家史学家的记述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相关建筑实物的考察资料，来展开论述，尝试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1204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十字军在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而拜占庭的流亡皇室成员则建立了数个政权与之分庭抗礼，有西奥多·拉斯卡利斯建立的尼西亚帝国，有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伊庇鲁斯君主国，还有一个由科穆宁家族的后裔、在格鲁吉亚人的帮助下建立，位于黑海沿岸的特拉比宗帝国。
其中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一直为光复君士坦丁堡，争取拜占庭帝国正统的地位而展开征战与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尼西亚帝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尼西亚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约翰四世任期内，他的岳父，共治皇帝米哈伊尔八世成功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随后废黜了约翰四世，米哈伊尔八世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后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帕里奥列格王朝。
出自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帕里奥列格系家族，最终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与拜占庭帝国的正统。而与蒙古帝国的交流与冲突到持续数代的联姻，正是发生在尼西亚帝国与帕里奥列格王朝统治期间。
在蒙古西征的这几十年中，尼西亚帝国逐渐成为拉丁帝国的主要威胁，这是因为尼西亚帝国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的和平关系，使得尼西亚帝国在帝国东部小亚细亚地区没有面对强敌的威胁，可以将主要的战略目标定为拉丁帝国。
到了13世纪中叶，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3世纪20年代以来，西征的蒙古军队不断吞并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1243年在库斯多格战役中，罗姆苏丹国与他的盟友们，被蒙古军队击败。
从此，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威望瓦解，地位一落千丈。安纳托利亚周边曾经接受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国，都转而效忠蒙古人，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地区既不能巩固自己的霸权，也不能为曾经的附庸提供保护。不久之后，特拉比宗帝国的统治者也开始向蒙古人俯首称臣。
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约翰三世（1221-1254年在位）开始意识到蒙古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约翰三世是一位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皇帝。多次在与保加利亚、拉丁帝国的作战中取得胜利，他相信关于蒙古人野蛮而又残暴的传说：蒙古人会从地下冒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长着狗头，做着违背教义的事情，甚至以人肉为食。
约翰三世在面对传说中的威胁时，下令国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让直面威胁的地区，储备并封存好可供食用一年以上的粮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围城战争，同时，要确保从帝国腹地到前线的粮食运输路线通畅。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教士和居民要在圣像旁边，放置武器，随时准备迎战。”
约翰三世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塞奥多利二世（1254-1258年在位）面对来自蒙古的军事威胁则更为严重。1255年的冬天，塞奥多利二世亲自率军在与保加利亚人作战，筹备攻打哈德良城的时候，收到了来自重臣穆扎隆的信：东方战事再起，蒙古人准备镇压企图翻盘的罗姆苏丹国贵族，极有可能威胁到拜占庭的领土。塞奥多利二世为此一度放缓了进军保加利亚的步伐，确认蒙古人这次不会直接影响拜占庭后才继续进军。
为了应对这样的潜在威胁，塞奥多利二世决定采取外交手段，化解危机。在听说蒙古人要派使者通过塞尔柱突厥人的领地前来拜见之后，塞奥多利二世先行派出使臣，前往蒙古人的驻地，并且让使臣一路宣扬拜占庭军力强大，战无不胜，考虑到使臣这样张扬的举动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塞奥多利二世给予使臣的家人们一定的物质保障，并且为他们祷告。
幸运的是，蒙古人向来遵循“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的外交准则。塞奥多利二世的策略，开始奏效了。
当蒙古人回派使者的时候，塞奥多利二世开启了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派遣向导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使，据说是为了给他们指路，向导故意带着他们走一些艰难的道路，如果有人厌倦地询问这段旅程的困难程度，向导就回答说，罗马帝国的所有土地都处于类似的状况，笃定蒙古人会相信这一点。
在沿途的路上，皇帝还安排了军队，按照军团的形式排列着，时不时亮出铁制的兵器，营造出一种兵强马壮的视觉感。接见蒙古使者的时候，塞奥多利二世穿着华丽的衣服，手里提着剑，远远地眺望着他们，营造一种威严感与令人恐惧感。这种故布疑兵的空城计，似乎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米哈伊尔八世的经历与认知
塞奥多利二世的继承者米哈伊尔八世，他在前任皇帝的基础上，将与蒙古帝国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推进了，这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他自己对蒙古人更深刻的认识。
在他作为帝国军事将领的时候，他曾经率领一支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与罗姆苏丹国中反抗蒙古统治的势力联手，共同抵抗蒙古大军的入侵，这是一场事关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突厥人生死存亡的战役。米哈伊尔八世本人在战场身先士卒，甚至亲自手刃了一名蒙古先锋。然而这样的英勇表现并没有扭转地区局势，拜占庭的军队没有办法掌控塞尔柱突厥人的领土，罗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突厥人在面对蒙古军队入侵的时候，也越发招架不住，贵族们经过商讨，决定彻底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并且定期向蒙古人纳贡。
就这样，蒙古帝国成了小亚细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股势力，同时深刻影响着罗姆苏丹国的内政外交。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此时与蒙古帝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外交与构建联盟，是稳定小亚细亚局势的重要举措。
而对于米哈伊尔八世本人来说，这段作战的经历使他深知蒙古人的可怕战斗力，越发希望与蒙古人达成和平协议。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帕奇梅尔斯记载：因为皇帝已经与蒙古的首领旭烈兀签订了和平条约，给旭烈兀一个轻易占领塞尔柱突厥人土地的机会，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堡垒，但是因为他们怀疑公开进攻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多采用夜间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我们。我们的百姓也可以以牙还牙，这样就没有大的损失。不过皇帝完全相信，对于拜占庭人来说，蒙古人是无法阻挡的。皇帝更关心的是通过婚姻与后者达成协议，因为一想到要向蒙古人开战，他就感到害怕，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让他充满了恐惧。
通过以上史料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米哈伊尔八世深知不能与蒙古人正面作战，与他们的外交关系是需要妥善处理的当务之急。而他本人之所以能够被推举为皇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支持者们看重他的军事能力与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将他视为基督徒们的救世君王。在拜占庭强敌环伺的环境之下，他更有必要通过构建新的同盟，既给拜占庭帝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度过危机，又加强自身的威望与统治的合法性。
再加上由于塞尔柱突厥人之前军事上的失利与塞尔柱罗姆苏丹王室的内斗，将塞尔柱突厥人作为屏障，抵御蒙古人的计划，已经失效。米哈伊尔八世转变外交策略，试图将蒙古人作为可依赖的屏障，解除蒙古帝国对拜占庭帝国威胁的同时，再考虑借助蒙古的军事力量，对付其他的潜在威胁。
在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后，米哈伊尔八世需要避免帝国陷入拉丁国家与东方异教徒的夹击之下，他很快与马穆鲁克埃及的苏丹拜巴尔斯一世确定了盟友关系，二者都是刚即位的领袖，拥有共同的敌人，并且拜巴尔斯一世将君士坦丁堡视作极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确保黑海贸易畅通无阻。
与马穆鲁克埃及的外交同盟是通过一项签订于1261年的商业条约确认，该条约使得米哈伊尔八世在东南侧有了一个可靠的外交盟友，而马穆鲁克埃及也能将君士坦丁堡视为一个稳定的贸易中转站，埃及与金帐汗国的使臣会面，通常都会途经此地，这对后来拜占庭与蒙古的外交关系，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此，拜占庭帝国对蒙古帝国的政策发生重大的转变，从相对远距离时空中的主动防御、有限接触到更为主动地提出联姻，构建新的外交同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规避军事威胁与构建同盟趋势下所进行的联姻，与旭烈兀治下的伊尔汗国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的联姻活动，双方未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13世纪中期的伊尔汗国，在攻陷巴格达之后，既要面对来自叙利亚地区马穆鲁克政权的威胁，也要与同为蒙古帝国支系的金帐汗国同室操戈。金帐汗国与马穆鲁克针对伊尔汗国的联盟在此时形成，伊尔汗国此时也需要新的外交盟友，主动抛出橄榄枝的拜占庭在此时就成为了首选。
这是拜占庭面对变化的国际形势，经过短暂的互动与冲突之后，用稳妥的方式与低成本的代价，与东方的地区大国构建外交同盟的抉择。事实证明，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蒙古帝国构建外交同盟，不仅给当时的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地区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外交环境，在获取外部援助与帝国的生存空间方面，也获益良多。
拜占庭与伊尔汗国联姻：玛丽亚·帕里奥列格
米哈伊尔八世选择了私生女玛丽亚·帕里奥列格作为旭烈兀的联姻对象。玛丽亚在东正教教长尤西米乌斯等人的陪同下出发。这支送亲使团的规模非常可观，有不少身着华丽服饰的随行人员，还携带了一座帐篷形式的小教堂，由坚固的丝绸编织物制成，上面有用金制成的圣徒画像，用芦苇杆支撑着。
使团还携带了珍贵的圣器，以满足途中和将来做礼拜的需要。从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东西，可以看出米哈伊尔八世对这次联姻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了拜占庭当局试图在伊尔汗国施加影响力，以维持东正教的地位。
当玛丽亚和使团一行人到达大不里士的时候，旭烈兀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阿巴哈继承了汗位，按照蒙古贵族收继婚的习俗，只要不是亲生母亲，儿子是可以迎娶父亲的遗孀，以保证财产留在家族内。被收继的父亲遗孀，通常在家中有着很强的话语权，甚至有时候会成为一家之长。于是玛丽亚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阿巴哈汗。
玛丽亚在阿巴哈的后宫中，颇受重视，与出身蒙古世系贵族的其他女子一样，获得了“哈敦”的称号。玛丽亚在伊尔汗国，继续过着虔诚的修道生活，她所带去的随从中，有两名画师与建筑师，他们在大不里士建造了教堂并且创作壁画，施加来自拜占庭的宗教与文化层面的影响力。
基督徒公主在蒙古帝国中素有崇高地位，且影响力不可小觑。
成吉思汗的四王子托雷所娶的莎儿合黑贴尼，就是一位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她是王罕的侄女，在关于东方教会的传说中，是约翰王的后人。她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以及阿里不哥的生母。
她在自己的长子蒙哥继承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拔都与窝阔台系的旧怨，纵横捭阖：“拔都与窝阔台系有旧怨，曾与莎儿合黑贴尼同谋推戴蒙哥。蒙哥者，莎儿合黑贴尼之长子，在军中颇有权势”。最终辅佐自己的儿子蒙哥登上大汗之位。
她的基督信仰与宗教宽容的思想，对于几个建立帝国的孩子，影响颇为深远。旭烈兀深受母亲的影响，对基督徒较为宽容。旭烈兀在母亲的安排下，遵照蒙古的礼法，迎娶了同为基督徒且是王罕亲孙女的脱忽思。
由于脱忽思还是旭烈兀的父亲托雷未及同房的妃子，这层收继关系的存在，使得脱忽思在诸位哈敦中，处于最高地位。1258年旭烈兀攻占巴格达之后，展开了大肆屠戮，基督徒却幸免于难。母亲莎儿合黑贴尼与妻子脱忽思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脱忽思从此一直被伊尔汗国的基督徒，视为宗教界的精神领袖。
无独有偶，旭烈兀去世四个月后，脱忽思也离世，恰好玛丽亚在这个时候到来，由于同为基督徒的身份，玛丽亚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脱忽思宗教领袖的地位，再加上是大汗的哈敦，在伊尔汗国同样德高望重。
玛丽亚还与伊尔汗国信仰基督教的宗王拜都来往频繁，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本史书记载了玛丽亚与拜都之间关系紧密。《多桑蒙古史》描述：“此王谦恭仁厚，喜接学者，不分国界，皆厚遇之。与阿巴哈妃东罗马公主相处数年，颇知基督教理，曾许基督教徒设礼拜堂，并许在其斡耳朵中鸣钟，且言其为基督教徒，并悬十字架于项下。”
叙利亚历史学家巴尔·希伯来乌斯（Bar Hebraeus）也在自己的史书中阐明了玛丽亚对拜都在信仰层面的影响：“拜都热衷于接见学者、僧侣和苦行僧们。他用礼物使人富足，用皇家服饰使人华丽。由于他多年来与希腊国王的女儿相识，她是阿巴哈汗的妻子。他经常公开称自己为“基督徒”，并在一定年限内支持了教会。但他和前辈一样，在宗教问题上较为灵活。他常常对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并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他也会向穆斯林表明他是穆斯林，但他从未学会洗礼和斋戒。当宗教领袖们进行祷告活动的时候，拜都经常派他的儿子和他们一起祈祷。拜都获得大汗位置的时候，一度倾向于进一步提升基督教的地位。亚美尼亚的国王希望亲自来拜见这位大汗，表达一位基督徒的敬意。”
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斯捷潘诺斯·奥尔贝利安（Stepanos Orbelian）则进一步阐明玛丽亚与拜都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表示拜都从小是被玛丽亚当作义子抚养长大，拜都一度受到手下将领的影响试图皈依伊斯兰教，但在玛丽亚潜移默化的陪伴与影响之下，只得作罢。拜都在内战中获胜，杀死乞合都与他的支持者，一度登上汗位。在短暂的统治期间，他还收到了亚美尼亚国王瓦尔丹进贡的十字架与权杖等圣物，玛丽亚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请求将其带回拜占庭供奉起来，拜都表示应允。
抚养拜都长大成人虽然只见于亚美尼亚的史料，但无论抚养一说是否属实，结合前文提到的伊尔汗国与叙利亚的史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玛丽亚在伊尔汗国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她不仅继承了蒙古帝国中德高望重的基督徒皇后们的衣钵，更是对伊尔汗国的内政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她在信仰层面对拜都的潜移默化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拜都统治期间，顶着来自伊斯兰教信徒的压力，伊尔汗国的基督徒们依旧得到了重用。
根据以上史料推测，玛丽亚是在拜都与合赞争夺伊尔汗国汗位期间回到了拜占庭，时间在1295年。
回到拜占庭后的玛丽亚，同样受到尊重与敬仰。她的同胞们对她的这段经历印象颇为深刻，赐予了她一些荣誉称号，例如“蒙古夫人(δέσποινα τῶν Μουγουλίων)”“蒙古女主人(κυρὰ τῶν Μουγουλίων)”等这些荣誉称号印证着她在蒙古当皇后的那段岁月。作为阿巴哈汗的妻子，在拜占庭人眼里，她是整个东方和蒙古的皇后。
伊尔汗国历史学家拉施特在自己的书中，还会经常使用“特斯皮纳哈敦（Daspina-Khātūn）”这一特殊头衔，有“蒙古的希腊公主”之意，用来描述玛丽亚以及后来的拜占庭与伊尔汗国的联姻对象。
玛丽亚作为拜占庭与蒙古联姻的第一人，其在拜占庭与伊尔汗国的双重威望，同样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皇室私生女，有这样一段传奇经历获得如此殊荣，在整个拜占庭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她还带回了和阿巴哈所生的女儿，这位女孩的名字中，兼具拜占庭与蒙古的特色，名为“Ἀραχαντλούν”，意为“头顶着幸运”，据说取自于在蒙古出生时的昵称。同时，这位女孩还加上了狄奥多拉（Theodora）这一常见的拜占庭女性名字，表明她出生于蒙古与东正教受洗的双重身份，用来标示她的外族移民身份。这位女孩后来嫁给了保加利亚贵族，沙皇约翰三世的儿子——艾萨克·帕列奥列格·艾森，延续着拜占庭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周边国家构建外交同盟的政策。
玛丽亚回到拜占庭后，成了一名修女，并且在几个大家族的赞助下，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了一所修道院，被称为“蒙古人的玛丽亚”修道院。她以修女的身份度过了余生，但是她与伊尔汗国的联系，却还在继续。
拜都在汗位的争夺中失败被杀，合赞继承了汗位，尽管合赞汗是一位虔诚而又疯狂的伊斯兰君王，极度反对偶像崇拜并且对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的迫害措施，但拜占庭与伊尔汗国的关系，并未受到宗教政策的影响，联姻与友谊都在持续。
与合赞汗的联姻
13世纪末14世纪初期，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彻底崩溃之后，新的突厥与土库曼部落在小亚细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拜占庭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威胁。此时拜占庭皇帝早已是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他试图通过向伊尔汗国联姻并且寻求军事援助，作为稳定地区局势的重要举措。
根据《多桑蒙古史》描述：“东罗马之亚洲诸属地，常受小亚细亚突厥人之侵扰。东罗马帝安德罗尼力不足御之，欲与合赞和亲而求其助，乃遣使至班的勒真谒见合赞，请以私女某公主妻之，并请谕诸突厥酋长勿再侵东罗马疆界。合赞许之。”不过史书上关于这位“私女某公主”的具体信息几乎没有，联姻的过程也难以寻觅。帕奇梅尔斯也仅在史书中提到这位女子的父亲可能是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而关于合赞汗的事迹，拉施特在《史集》中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绘的，却并没有讲述联姻的过程与影响。拉施特在给每位大汗写传记的时候，都会提及他们的哈敦，在合赞汗的哈敦中，也未提及有来自拜占庭的某位公主。
根据以上信息推断，拜占庭应该是选取了皇帝或是某位重臣的私生女，给合赞汗当妾，这名女子的影响力远不是玛丽亚可以比的，虽然参与这次联姻的女子未能在史书上留名，但这次与合赞汗联姻，给拜占庭所带来的利益确实不可忽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合赞汗对拜占庭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帕奇梅尔斯虽然对联姻的内容描写模棱两可，但却对合赞汗本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他的笔下，合赞汗精通手工，“他自愿从事这些作品，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教育他的臣民。他制作马鞍、马刺、马勒、凉鞋、刀具、头带和其他工艺品，并利用战争的休战期从事这些工作”，还在货币与法律改革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他还以合赞汗的名义铸造了纯金币，并制定了良好而全面的法律。他关心所有人的正义，以便没有其他事物能够超越它。”这部分描写，与拉施特在《史集》中对合赞汗的颂词不谋而合。
值得一提的是，帕奇梅尔斯还将合赞汗与古波斯君王居鲁士大帝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拜占庭的历史书写中，是极高的赞誉与评价，尤其是对于一位“蛮族君王”而言。对合赞汗的惋惜，也是溢于言表，“东方鞑靼人的可汗合赞在完成了他的三十五岁的伟业之后被从人世间夺走。人们对他的希望消失了，灾难无处不增，尤其是在费拉德尔菲亚，卡拉曼人正在袭击。”这段描写，既体现了帕奇梅尔斯曾经对合赞汗稳定小亚细亚局势的希望，也表达了对未来局势的担忧。
同时，帕奇梅尔斯将合赞汗描绘为基督教中伟大的君王：“他们不仅凭借自己的种族勇敢，更是因为基督徒完美而无可指责的虔诚。因此，当他得知基督徒的象征是十字架时，他让它随着他的战友进入战斗，并给阿拉伯苏丹带来了许多不幸，甚至攻击了耶路撒冷，几乎夺取了它……考虑到他是个野蛮人，他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形象，是一个善良和虔诚的领导者，因为上帝在祂的恩赐中不区分罗马人、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希腊人。”
但实际上，这段描述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合赞汗极度厌恶偶像崇拜，对基督教的圣物一直嗤之以鼻，拆毁教堂迫害基督徒的事情没有少干，却得到了帕奇梅尔斯如此高的评价。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战局进行合理推测，帕奇梅尔斯这样描写，是带入了基督徒征服异教徒的圣战色彩，在合赞汗答应联姻的请求之后，凭借自身的威望与军事能力，帮助拜占庭大大缓解了来自小亚细亚地区新兴突厥部落的威胁，从帕奇梅尔斯对他死后的局势担忧中，也可佐证这一点，否则实在找不出合赞汗得到拜占庭史学家如此高评价的理由。
综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虽然这次联姻中，拜占庭所派出的女子自始至终是一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维持拜占庭与伊尔汗国的外交联系之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与合赞汗的这次联姻，拜占庭获得了军事援助，并且加深了对蒙古帝国的认识，这是极具收益与价值的外交同盟构建。
与完者都汗的联姻
合赞汗去世之后，根据遗诏，他的弟弟合尔班达继承了汗位，被称为完者都汗，他是阿鲁浑的第三子。这时候，小亚细亚地区兴起了一个能征善战的部落，以其领袖奥斯曼的名字命名，对拜占庭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为了抵抗奥斯曼部落的入侵，与蒙古帝国开启了新一轮的联姻，首位蒙古公主玛丽亚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得知尼西亚地区陷入困境时，便让玛丽亚带着一支充足的军队前往尼西亚并驻扎于此，一边筹备与完者都汗的婚姻，一边准备应对奥斯曼人对尼西亚的入侵。
“蒙古皇后”在与奥斯曼人谈判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东方女王特有的威严与霸气。据帕奇梅尔斯记载：情况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奥斯曼正在恐吓该地区。当皇帝的姐姐，被称为蒙古皇后的玛丽亚，抵达尼西亚时，对奥斯曼表现出坚定的态度，表示会向合尔班达求援。而面对这样的威胁，奥斯曼被进一步激怒，对尼西亚发起了进攻，并毁坏了庄稼与葡萄园。
就在此时，完者都汗接受了邀请，派出了三万蒙古军队前往尼西亚地区与奥斯曼人作战，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这一援助非常欣喜，给予了蒙古人大量的金银财宝。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奥斯曼人在作战中遭遇了阻力与失败，因为蒙古人可谓是他们骑射战术的鼻祖，随后，奥斯曼人借助壕沟和防御工事，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总的来说，双方互有胜负。玛丽亚凭借着自己的头衔与威望，拯救了尼西亚，延缓了奥斯曼人的进攻。在玛丽亚的安排下，这次联姻也完成，嫁给完者都汗的公主，获得了与玛丽亚同样的特斯皮纳哈敦的称号，并且得到了当初阿巴哈汗册封给玛丽亚的领地。
这里多提一句，由于这次拜占庭派出联姻的公主也叫玛丽亚，有些书中写到阿巴哈汗的哈敦玛丽亚再一次被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嫁给了完者都。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解读，此时距离1265年玛丽亚第一次出嫁已经过去快40年，即使蒙古有收继婚的风俗，但也是建立在财产与家族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完者都没有任何理由迎娶早已回归修道院的祖父阿巴哈的哈敦。而且《多桑蒙古史》中，专门有这么一句：乃以其妹玛丽亚嫁之，是为蒙古人所称之特斯皮纳哈敦，完者都以阿巴哈之妃大特斯皮纳之封地赐之。可能是关于这位公主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关系的表述，引起了极大的误读。但这里专门用了“大特斯皮纳”一词将二人区别开来。
此外，如果真的是跨越四十年再嫁，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轰动一时之事，史书上必然会留下清晰的记载，但无论是拉施特还是帕奇梅尔斯以及其他历史学家，都未曾有这样的表述。因此，关于阿巴哈的哈敦玛丽亚两次出嫁的说法，是源于史料的误读，笔者在阅读相关专著过程中，数次见到这样的表述，特在此勘误。
从公主的称号与伊尔汗国派出的援兵数量，足以看出这次联姻备受双方重视，这也是拜占庭在对抗奥斯曼的战争中，获得的非常重要的一次援助，是拜占庭与伊尔汗国联姻之下牢固的同盟关系的见证。
但是，伊尔汗国的战略重心一直放在今天的叙利亚与呼罗珊地区，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多放在与马穆鲁克以及金帐汗国的争斗之中。这样的环境下，伊尔汗国无法腾出更多的军事力量给予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地区援助，加上伊尔汗国在随后的时间里，由于内斗逐渐走向分崩离析，地区控制力进一步下降，拜占庭也没法通过与伊尔汗国的联姻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与地区稳定的保障了。
蒙古的圣母玛丽亚教堂
除了获取军事援助和施加对周边地区的宗教影响之外，玛丽亚还留下了一所教堂，作为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在文化遗产层面的见证。这所教堂被称为蒙古的圣母玛丽亚教堂（Saint Mary of the Mongols），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跨文化交流的色彩非常浓厚。
它位于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费内尔区。始建于7世纪初，历经多次修整与扩建，在1204年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之际一度毁灭，米哈伊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之后得以重建。一份修道院珍藏的公证文件显示，玛丽亚在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份土地资产，这份资产包括一个已经存在的教堂建筑、一个浴室、一个果园和一个葡萄园。作为教堂赞助人，玛丽亚出资改建了这所教堂，并且按照她的审美喜好进行了设计与装饰。
教堂从此被称为蒙古的圣母玛丽亚教堂，教堂中还保有一张她的画像，可以从中目睹这位拜占庭—蒙古公主的容貌。根据教堂改建方面的相关记载，在玛丽亚资助修缮这所教堂之后，教堂里面出现了四叶草结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塞尔吉奥·贝蒂尼（Sergio Bettini）经过考察后，发现这种建筑结构在同时期拜占庭的建筑中极为罕见，他表示“这位女赞助者的经历可能解释了这座教堂的形式，这在君士坦丁堡是没有真正先例的，但显然是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源头的例子中衍生而来（这在圆顶和其圆筒的类型和装饰中也很明显），这些例子在克里米亚半岛也并不罕见”。
由此可见，玛丽亚远嫁伊尔汗国后，个人审美也受到了中亚与蒙古风格的影响，在资助教堂教主之际，留下了蒙古公主这样的身份印记，也在建筑层面促成了拜占庭与伊尔汗国的美学艺术交流。
这座教堂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以来，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所有教堂建筑中，唯一没有被改建做清真寺的东正教教堂。
这是因为希腊裔的奥斯曼土耳其建筑师阿蒂克·希南（Atik Sinan）为苏丹穆罕穆德二世设计了奥斯曼史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法提赫清真寺。为了表彰希南的功绩，穆罕默德二世赏赐了他一条街道的所有权，并且将蒙古的圣母玛丽亚教堂赏赐给了他的母亲。希南的侄子同样是一名建筑师，巴耶济德二世为了表彰他侄子的功绩，进一步确认了希南家族对这些街道与教堂的所有权。希南是出于对穆罕默德二世的景仰而改宗伊斯兰教，他的母亲很可能一直未改宗，使得这座以蒙古公主命名的东正教教堂流传至今。
根据这座教堂的演变史，我们可以推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教堂对东正教徒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在朝拜的过程中，玛丽亚这位蒙古公主的名号，也广为流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众多与蒙古帝国联姻的公主之中，玛丽亚最为人所熟知的原因。
可以说，这座在今天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教堂，却是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的历史最有力的象征，也是地中海与中亚跨文化艺术交流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拜占庭与金帐汗国联姻的背景：先与保加利亚联姻
拜占庭帝国与金帐汗国的联姻，则是在一次惨败的军事行动过后的亡羊补牢之举。背景是尼西亚帝国数任君主为了光复君士坦丁堡，与保加利亚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到了1257年，塞奥多利二世将女儿艾琳娜嫁给了刚即位的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提赫。两国暂时形成了联盟态势，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不过米哈伊尔八世在篡位之后，刺瞎了原先共治小皇帝约翰四世的眼睛。艾琳娜是约翰四世的亲姐姐，自然不愿对此坐视不管。于是多次试图说服丈夫进攻拜占庭，为家族复仇。提赫的继位合法性本身就与这场联姻关系紧密，在这样的情形下，1260年前后，拜占庭与保加利亚之间战火重燃。
前期保加利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色雷斯地区的腓利波波利斯和斯泰尼马科斯两座城镇。但是米哈伊尔八世率领军队很快收复失地，同时，保加利亚内部另一位与拜占庭有姻亲关系的贵族米策斯因为对自己处境不满，将色雷斯的另一个重镇梅森布里亚献给了米哈伊尔八世。拜占庭军队在大将恰尔尼奥特斯的率领下，色雷斯战事势如破竹。而提赫则陷入了匈牙利与拜占庭的夹击之下，连连失地。
本来形势对拜占庭一片大好，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次祸起萧墙，让米哈伊尔八世的努力前功尽弃。旅居拜占庭宫廷，与基督徒颇具渊源的塞尔柱苏丹凯库斯二世不甘心寄人篱下，且对米哈伊尔八世与伊尔汗国的联姻政策不满，便暗中给保加利亚与金帐汗国的统治者递送情报，让他们在色雷斯地区夹击米哈伊尔八世。提赫也以附庸国的身份向金帐汗国的大汗别尔哥求援。
此时的金帐汗国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对蒙古帝国大汗之位争夺中，同伊尔汗国支持的派系不同，加上领土的纷争，与伊尔汗国关系非常恶劣。伊尔汗国的死敌马穆鲁克埃及也站到金帐汗国一边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伊尔汗国。别尔哥对拜占庭与伊尔汗国交好的政策非常不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64年末，别尔哥派遣宗王将领那海率领大军支援提赫，蒙古大军洗劫了色雷斯，并准备向君士坦丁堡进发。正在此时，米哈伊尔八世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在返程的途中，遭到了蒙古与保加利亚联军的伏击，米哈伊尔八世的军队四散而逃，他本人则历经了有生之年最大的危机。所幸，米哈伊尔八世逃回了首都，未被保加利亚人生擒。
保加利亚虽然在这次行动中借助金帐汗国的力量，赢得了一场胜利，但是造化弄人，提赫从马上落下来，造成终身瘫痪，从此再也没法率军亲征，对帝国的掌控力大大下降，既无法应对来自匈牙利的威胁，也无力抵抗金帐汗国对保加利亚土地的蚕食。
就在此时，米哈伊尔八世为了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避免安茹的查理一世与拉丁帝国的鲍德温二世组成的同盟将提赫也拉进去，于是主动向提赫提出了和平想法。恰逢提赫的皇后艾琳娜去世没多久，于是米哈伊尔八世便将自己的侄女玛丽亚·帕里奥列格·坎塔库泽努斯嫁给了提赫续弦。提赫顺势提出要将梅森布里亚与安切利亚斯两座色雷斯重镇作为嫁妆赠予保加利亚。米哈伊尔八世非常不情愿，希望用拖延的方式蒙混过关，便提出，只要夫妻二人有了儿子，出现了“罗马人的血脉”，就将这两座重镇送出。
二人的孩子出生之后，米哈伊尔八世却食言了。保加利亚的玛丽亚向来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对此愤怒无比，开始唆使丈夫，试图用武力夺回这两座重镇。
与那海联姻
为了应对保加利亚的变局与新的战事，米哈伊尔八世将另一个私生女尤弗罗西尼·帕里奥列格嫁给了那海，并派送亲使团给那海送去了大量的财宝。
这次的联姻与几年前同伊尔汗国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缓解帝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的举动。不同之处是上一次更加占据了主动权，未同伊尔汗国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冲突。而这次同金帐汗国的联姻，更像是米哈伊尔八世在色雷斯地区历经军事与外交双重失败之后，采取的应急补救措施，从后续的结果来看，这次联姻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可能是在先前的遭遇战中，那海的表现十分优异，且金帐汗国在色雷斯与原先罗斯人的土地上，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左右着整个地区的局势。帕奇梅尔斯在介绍那海与他的帝国的时候，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那海是一个聪明的战略家，精通各种事务。
帕奇梅尔斯还描绘了那海对黑海以北的扩张征服，在拜占庭式微情形下那些独立的国家，重新被那海征服。反叛者被镇压下去，这些地方的人都被纳入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内陆的居民例如罗斯人、阿兰人都与金帐汗国的鞑靼人融为一体，被征服地区的民族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服饰与生活习惯，被金帐汗国鞑靼人给同化，融入他们的群体。
通过这段描述，帕奇梅尔斯既讲述了那海的英勇与能征善战，也说明了金帐汗国独特的一面——他们不易被同化，而是以独立的外来者的身份，统治所征服的疆域，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更容易被金帐汗国所同化。
这就表明了金帐汗国有别于蒙古帝国其他征服者的地方，蒙古人征服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环境,从被征服地获得了统治经验并且被同化。在中国,忽必烈及其后裔成了中国人;在伊朗,以合赞为代表的旭烈兀后代们成了波斯的国王。而金帐汗国却从未被拜占庭文明与罗斯文明争取过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通婚使团遇见那海的时候，奉上了米哈伊尔八世准备的礼物，礼物中，不乏各类奇珍异宝，还有美食和美酒。
那海愉快地接受了这些礼物，每收下一件礼物，那海都会抚摸并且询问。例如：头饰是否能保护头部免受疲劳和疼痛，镶嵌的珍珠是否能避雷，使佩戴者不被击中，华丽的衣服是否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疲劳等等。如果使者告诉他不是这样，他就会拒绝，或者只是穿一小会儿，以示友好，然后立刻脱下，换上他惯常穿的动物毛皮衣服。他更偏爱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如果使者声称礼物有任何实际的好处，那海会立刻穿上，他更加重实用性而非奢华的外表。
帕奇梅尔斯对这场联姻赞赏有加，他认为拜占庭帝国又一次通过友好的姿态与赠送礼物的方式，遏制了鞑靼人的野心。他是这么评价这段联姻的，“这也是双方通过友情获得的一场馈赠，本来需要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在尤弗罗西尼与那海的联姻完成之后，保加利亚的局势，很快扭转。那海在多瑙河畔的伊萨恰亚建立了一所军事重镇，以便于随时对提赫发起进攻。提赫曾试图进攻色雷斯地区，但在得知那海率领一万名蒙古人前来帮助米哈伊尔八世的时候，只得立即撤退了，并没有与拜占庭开战。那两座色雷斯重镇也就继续被拜占庭掌控着。不久后，在“保加利亚的玛丽亚”的操弄之下，保加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内乱，米哈伊尔八世在女婿那海的帮助下，开始深入介入保加利亚局势。
那海的鸿门宴
提赫久病卧床不起，她的妻子成为了保加利亚实际的统治者。在得知米哈伊尔八世准备与西方拉丁教会进行联合之后，她拒绝承认联合，并且尝试在保加利亚重新建立一个东正教会，甚至试图说服马穆鲁克的伯拜尔斯一世对拜占庭发动战争。
在独揽大权期间，她利用宫廷阴谋，先将德高望重的潜在王位继承者雅各布·斯维托斯拉夫收为继子，随后毒死。随后试图扶持她和提赫的儿子继位。而由于蒙古人对保加利亚的侵袭和提赫不稳定的货币政策，保加利亚变得民不聊生，一位养猪的破产农民伊瓦洛瓦于1277年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提赫在率领亲卫队镇压起义的途中战死。
米哈伊尔八世为了施加对保加利亚的控制，将自己的长女艾琳嫁给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保加利亚皇族，即后来的伊凡·阿森三世。并派出军队，和蒙古人一起镇压伊瓦洛瓦起义。
一开始，伊瓦洛瓦借助地形巧妙指挥，将拜占庭蒙古联军击退，阿森三世逃回了拜占庭。但在作战的过程中，伊瓦洛瓦也意识到了蒙古人的强大，遂准备向那海求和，换取支持以登上保加利亚沙皇之位。保加利亚的玛丽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嫁给了伊瓦洛瓦，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了伊瓦洛瓦的共治沙皇。罗马血统的公主嫁给了底层出身的养猪人，这对于米哈伊尔八世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于是他同那海一道，加紧了攻势，并且试图离间保加利亚贵族，以便于更好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此时，阿森三世的姐夫乔治·特尔特在拉丁联盟与塞萨利的约翰·杜卡斯一世的支持下，成为了保加利亚沙皇。保加利亚的贵族们也开始排挤伊瓦洛瓦。伊瓦洛瓦与阿森三世共同前往那海的驻地，二人都带去大量的财富，请求那海帮忙恢复沙皇之位。
那海先接待了伊瓦洛瓦，随后又招待了阿森三世。他将两人都留在了身边一段时间，并未急于表态，同时也与沙皇特尔特保持着联络，似乎是在选择最好控制的人让他来执掌保加利亚。那日宴会过后，那海喝得酩酊大醉，突然爬起来，让伊瓦洛瓦坐在自己的王座上，随后宣称这是我岳父——拜占庭的皇帝最为痛恨的人，说完便拔出剑，将伊瓦洛瓦杀死。
没过多久，又将阿森三世同样放在椅子上，试图将其杀死。这时候，他的妻子尤弗罗西尼站出来，劝说放了阿森三世一条生路，她不想让自己的姐姐守活寡。 阿森三世得以幸存，但也失去了沙皇的地位。
没有证据表明这场鸿门宴得到了米哈伊尔八世的授意，但从结果来看，是一个能让他满意的结果。劲敌伊瓦洛瓦被女婿那海给除掉了，而保加利亚的玛丽亚与她的儿子则被押送回了拜占庭，被囚禁在了阿德里安堡的一所修道院中，保加利亚对拜占庭的威胁暂时告一段落。尤弗罗西尼，这位拜占庭公主，作为金帐汗国为数不多有影响力的东正教徒，借助金帐汗国的力量，紧紧地用一种无形的纽带，继续在保加利亚地区施加来自拜占庭的影响。
保加利亚的局势稳定之后，米哈伊尔八世决定进一步击破帝国的包围圈，对塞萨利的暴君发起了进攻。开战之前，米哈伊尔八世再次请求那海借兵给他，共同出征塞萨利。虽然那海本人没有亲自出征，但米哈伊尔八世对蒙古人还是非常重视。他深知蒙古人在冬天有围猎的习惯，便期望赶在冬天之前，与蒙古人会师。
1282年11月，米哈伊尔八世和他的军队出发了，这是米哈伊尔八世走向生命的终结的旅程。史书记载“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拜占庭人）遭遇了狂风，船只摇摆不稳，皇帝本人一度差点落水，被随从救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感染了风寒。到达梅森布里亚的时候，皇帝病情加重了，无法骑马，再后来，只能卧病在床。”
米哈伊尔八世病倒后，派人去给那海的军队送信，推迟见面时间，同时表达了对蒙古人恪尽职守的赞叹，对那海多次伸出援助之手的感激之情。蒙古人知道皇帝的病情之后，感到躁动不安，同时给予了祝福。
没过多久，米哈伊尔八世病逝，没能与蒙古人再一次并肩作战,蒙古人也用痛哭的方式，与拜占庭人一起表达了对米哈伊尔八世的哀悼。这位他们曾经的对手，如今的盟友永远离开了他们。
与脱脱联姻
米哈伊尔八世逝世之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继承了皇位，采用了新的外交政策。因为先前米哈伊尔八世主导的军事行动取消，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担心蒙古人没有达成在作战中劫掠敌人的目标，便会在拜占庭的土地上展开劫掠。于是他一面派出将领进行作战准备，一面派出外交使臣进行斡旋，最终使得这支蒙古军队去阿尔巴尼亚人的土地上劫掠了一番，然后返回。就这样，蒙古人带来的潜在危机，又一次被化解了。
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延续了同金帐汗国的联姻政策，此时金帐汗国内部爆发了冲突。那海大权在握多年，一度帮助蒙哥帖木儿的儿子脱脱夺回汗位，并因此得到了克里米亚作为封地。脱脱不满那海大权在握，随后与那海爆发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试图将一位也叫玛丽亚的私生女嫁给脱脱，而脱脱此时专注于战争，他希望先将那海击败，让玛丽亚在拜占庭等待着。
当那海战死，他的势力被消灭之际，脱脱派出了使团去迎娶他的妻子。这样一来，拜占庭与金帐汗国的联姻关系，得以无缝衔接。金帐汗国的内乱并未影响拜占庭与金帐汗国的关系，依旧紧密牢靠。从脱脱战后主动派出使团迎亲也可以看出，两国对联姻与同盟关系，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希望得以持续。
而与伊尔汗国的联姻相比，嫁到金帐汗国的拜占庭公主虽然同为私生女，但却没有一人获得类似于“蒙古公主”（despoina）的头衔，更没有像阿巴哈的哈敦玛丽亚那样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力的人物。嫁到金帐汗国的公主，起到的是类似于花瓶的作用，以此来维系两国之间的联系。有学者戏称金帐汗国为“皇家收养机构”。
后来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么描述与金帐汗国的联姻：来自最北端的斯基泰人对罗马人特别温顺和友好，因为他们从王室中得到了新娘，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会成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波斯皇帝的继承人。
因此，不仅是贵族出身，哪怕是出身低微的美丽少女，都像公主一样在皇宫里被抚养长大，并且在需要时被许配给斯基泰人的领袖。而这些嫁到金帐汗国的拜占庭公主与大汗们所生的后代，往往又会嫁给保加利亚、立陶宛等东欧地区的王公贵族，这是拜占庭帝国借助金帐汗国的辐射圈，施加影响力的表现。
白图泰的记述
要详细论证拜占庭与金帐汗国联姻中，拜占庭公主作为维系两国纽带的具体表现，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一段旅行经历，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在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见到了嫁给金帐汗国首领月即别汗的拜占庭公主。这位公主由于思念家乡与亲人，请求白图泰带她回到君士坦丁堡。根据白图泰在游记中的描述：“关于第三个哈敦的叙述，她的名字叫巴亚伦，她是君士坦丁堡的国王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女儿。当我们拜见这位哈敦时，她坐在镶银沙发上；在她之前有大约100名女奴，她们中有希腊人、突厥人和努比亚人。她问关于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旅行和我们的祖国，聊着聊着，她和她的侍从都哭了起来，用面前的手帕擦了擦脸。然后她用食物款待我们。
当我们准备和她告辞时，她说：不要远离我们，而要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她表现出自己慷慨的天性，给我们送了一些食物，大量的面包、酥油、羊、钱、一件好长袍，品种优良的三匹马和十匹普通的马。”
白图泰在萨莱，是按照地位的顺序先后面见了月即别的四位健在的哈敦，来自拜占庭的巴亚伦排在第三位，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巴亚伦的住所装修奢华，随从众多，她对来客出手也相当阔绰，由此可以推断出，拜占庭公主巴亚伦在金帐汗国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起码从生活待遇方面来说，称得上养尊处优。在分别会见完大汗的子女之后，白图泰与巴亚伦一起面见了大汗，巴亚伦向大汗提出了回拜占庭看看的请求，大汗表示应允，白图泰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一番挽留过后，月即别允许白图泰陪同巴亚伦一同前往拜占庭。
随后，月即别亲自护送了一段，接下来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护送，直到走出较远的距离，白图泰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苏丹出来护送她走一阶段，然后回来了，皇后和苏丹指定的继承人以及其他哈敦和她一起进行了第二阶段，然后他们又回来了。埃米尔拜达拉带着他的五千名军队和她一起旅行，巴亚伦哈敦自己的随从大约有五百人，其中大约两百人是希腊人，其余的是突厥人。”
护送军队的人数上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但对于这场送巴亚伦回国的排场，可谓盛大无比，尽显金帐汗国的帝国威严，也可从这样的礼仪中看出两国对于联姻关系的重视程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白图泰和巴亚伦一行人，到达拜占庭的边境以后，使者前往通报，接下来，就是络绎不绝的仪仗队将他们迎进了君士坦丁堡，白图泰将这一过程细致而又全面地记录了下来。
到达边境的时候，先是将领率领骑兵出来迎接，“他把骑兵分成两个骑兵队，每个中队有二百名骑兵。每个中队都由一名队长率领着，走在前面的骑兵牵着马，穿着华丽的衣裳，紧随其后的队伍中，不乏鼓点与号角。哈敦和她的马穆鲁克，她的女仆，侍从，身着绣有黄金和珠宝的丝绸长袍。”这是第一批来迎接巴亚伦的仪仗队。
到了君士坦丁堡郊外的时候，更是节庆一般热烈的盛况，白图泰这么写道,“我们在离君士坦丁堡十英里远的地方扎营，第二天，那里的居民，男人、女人和孩子，骑着马或步行，穿着最华丽的衣服出来。黎明时分，鼓声、号角声响起，军队骑上马，皇帝和他的妻子，这个哈敦的母亲，带着国家官员和朝臣们出来了……我无法在他们中间进入，所以我继续带着哈敦的行李和她的随从，到了一旁。然而，有人告诉我，当哈敦走近她的父母时，她下了马，吻了他们面前的地面，然后吻了他们的两匹马，她的主要成员也这样做了。”
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拜占庭当局对于从金帐汗国归来的巴亚伦非常重视，同样以盛大的礼仪迎接，居民与官员们都为之欣喜，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
这里要提一点，白图泰的记述中，对于巴亚伦亲属关系的描述与事实存在一些出入，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在白图泰一行人到来之前，拜占庭发生了“安德罗尼库斯祖孙之战”，这场内战的结果是在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等贵族与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小安德罗尼库斯取得胜利，继位后称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他的祖父老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退位进入修道院。白图泰对拜占庭内战的过程可能知之甚少，加上翻译的问题，因此，会有“哈敦走近她的父母时”这样关于巴亚伦在拜占庭的亲属关系的错误表述。
不过白图泰之前在金帐汗国面见巴亚伦的时候，就已经记述她是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女儿，并且在白图泰游历君士坦丁堡期间，在面见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时候，提到了还有一位老皇帝在修道院中，在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游历中，白图泰也在修道院中亲眼见到了这位老皇帝，并且与之交谈。
而在面见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时候，一开始由于他异教徒的身份被拒之门外，在巴亚伦的劝说下，侍卫放行了。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对白图泰的游历经历非常感兴趣，向他询问了关于耶路撒冷与那里的岩石教堂，还有大马士革、开罗以及金帐汗国和他们的大汗月即别的情况，他对白图泰的回答非常满意，告诫自己的孩子们要给予白图泰尊重，然后给予了白图泰赏赐。
随后白图泰在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番游历，详细记述了关于教堂、护城河等建筑以及城市居民的情况，这段记述是了解14世纪前期君士坦丁堡状况的重要文献。
在白图泰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之际，巴亚伦向众人表示她希望就此留在拜占庭，陪在父亲身边，保持自己的东正教信仰，通情达理的她允许自己的仆人回到金帐汗国，白图泰带上拜占庭的礼物与那些仆人，重新回到了萨莱，面见月即别。
根据白图泰的描述，月即别同样向他询问了君士坦丁堡的相关情况，至于巴亚伦的去处，这位大汗似乎没有过多追问。从此以后，拜占庭与金帐汗国的联姻走向中断与消失，拜占庭与蒙古帝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联姻同盟关系，也无法在史书中寻觅。
从白图泰的游记中记述的这段描述拜占庭公主巴亚伦与金帐汗国月即别的联姻历史中可以看出，先前能够带来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军事援助的联姻，在14世纪中前期时，已经非常少见，拜占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恶化，蒙古帝国的影响力也是江河日下。
此时的两国联姻关系，作用限于沟通的桥梁与两国认识彼此乃至整个世界的窗口，拜占庭与金帐汗国的统治者都通过联姻关系中的使臣加深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获取了具有一定价值的情报。
结语
自1265年前后玛丽亚与阿巴哈汗联姻到14世纪30年代以后拜占庭与蒙古帝国联姻逐渐消失，两国联姻的历程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该如何评价这段联姻的历程呢？
首先，无论是对于尼西亚流亡政权还是收复君士坦丁堡的帕里奥列格王朝来说，帝国的疆域与实力都大不如前，无法作为一流的帝国施加影响力，在当时的地区大国夹缝中求得生存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通过与伊尔汗国、金帐汗国这两个近东地区强国的联姻，避免了蒙古入侵带来的破坏，避免了诸如罗姆苏丹国、格鲁吉亚、伊拉克地区的阿巴斯王朝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可以说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这中间虽然也有地理上的距离遥远的因素，但别忘了，那海的那次对米哈伊尔八世的突袭，让拜占庭差点遭受灭顶之灾，最终通过联姻的手段化解，这无疑是拜占庭外交艺术的神来之笔。
其次，在联姻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了伊尔汗国与金帐汗国的军事援助，并且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拜占庭帝国通过与蒙古帝国联姻构建的外交同盟，不仅维持了拜占庭与马穆鲁克、伊尔汗国、金帐汗国三个中东与东欧地区强国的长期和平，更是对诸如安茹的查理一世、保加利亚的伊瓦洛瓦等直接敌人产生了军事威慑乃至打击。为攻取更多的战略要地、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更难能可贵的是蒙古帝国的援军并未像其他雇佣兵一样，深度卷入帝国政治与军事斗争，以抢劫为生，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难以根除的祸害。说这是事半功倍延续拜占庭国祚的奇招，一点也不为过。
再次，拜占庭帝国通过与伊尔汗国与金帐汗国的联姻，向周边的国家所施加的软实力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军事与国力上不如从前，但在文化层面，却未曾消退。
无论是玛丽亚在大不里士修建教堂，对拜都汗宗教信仰的影响；伊尔汗国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在合赞汗登基反对偶像崇拜之前，玛丽亚在伊尔汗国的那段时间里，格鲁吉亚的硬币上依旧有着“三位一体”的画像。
以及“蒙古公主”所资助、以她之名保存至今的教堂，都是这一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力的佐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拜占庭通过与蒙古帝国两个支系的联姻，借助他们的体量与硬实力，传播自己的文化与宗教意识形态，在走向衰亡的时代依旧在文化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当然，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也有负面影响。
其一，远嫁蒙古的公主无一不是皇室私生女，而地位更高的公主们，往往被选择嫁给保加利亚、特拉比宗、塞尔维亚等邻国，甚至是曾经的宿敌来自西方的拉丁帝国。
这是一种有意的区别对待，从拜占庭晚期历史学家对蒙古人的称呼中可见一斑。除了像合赞汗与那海这样的雄主得到了赞誉之外，蒙古人更多还是以“蛮族”的形象出现。正是这样的偏见，使得对蒙古人的了解并不够深入，自然无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层次的外交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其二，蒙古西征对小亚细亚地区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来拜占庭长期与罗姆苏丹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以维持这一地区的平衡。罗姆苏丹国遭受蒙古的军事打击之后，小亚细亚地区很快失序，蒙古人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秩序，对这里的统治却极为松散，新的土库曼与突厥部落雨后春笋般涌现，冲击着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
正如莫顿在《蒙古风暴》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幸存的大国毫发无损地度过了这场风暴，像马穆鲁克和奥斯曼人这样咄咄逼人的新主角在混乱中崛起。”而伊尔汗国与金帐汗国的战略重心都不在此地，在对拜占庭的援助中，也是鞭长莫及或是力不从心。完者都派出的援军与奥斯曼所率领的部众作战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就是这种困局的体现。
综上所述，拜占庭通过与蒙古帝国的联姻，获取了很多事半功倍的收益，并且利用出色的外交手段，谋取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但由于其他战线的损失以及一定程度上战略判断层面的失误，未能将与蒙古帝国联姻结成的同盟转化为帝国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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