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成：劳伦斯·萨默斯教授，非常感谢您抽出了宝贵时间。回顾您一直以来的工作，包括您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凡经历，我们看到，您帮助塑造了美国关键时刻的经济政策。而且，您亲眼目睹了中美关系在过去数十年的变化。您认为，过去的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对我们应对当今复杂的中美双边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

劳伦斯·萨默斯：我认为，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中美关系最终是一种正和关系。可以想象一个美国繁荣、中国繁荣、世界繁荣的世界，也可以想象一个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发展不畅的世界。但是，很难想象一个中国成功、美国失败的世界，或者一个美国成功、中国彻底失败的世界。无论好坏，我们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

▲12月12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二十国集团财政和央行副手会期间，与美副财长尚博共同主持召开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思考美国和中国时，我喜欢把这两个国家比喻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没有天然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在一条救生船上，远离海岸，周围是汹涌的大海。他们的任务是到达岸边。他们是否喜欢对方并不重要，是否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或者观点也并不重要。他们的生存和成功前景，取决于他们实现合作的能力，因为只有足够的合作才能让那艘船靠岸。这就是思考美国和中国的正确方式，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谁值得谁不值得，谁有错谁没有错，关键是要有符合共同利益的临时解决办法。

周建成：说到两国经济关系，“脱钩”和“去风险”现在是经常被提及的概念，但重建两国经济合作的最大潜力却鲜少被提及。您认为这个最大潜力是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当前贸易、技术和金融领域的剑拔弩张？

劳伦斯·萨默斯：两国社会都应该比现在更具韧性。美国通过获得更多样化的供应加强韧性，中国通过获得更多样化的供应加强韧性，这是非常健康的想法，减少对一个国家的过度依赖始终是对的。两国也拥有值得我们在乎的共同敌人和对手。气候变化可能关系地球的存亡，还有恐怖主义和全球不安全带来的风险，特别是核扩散。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人类生存和人类互动的本质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这些共同的挑战可以通过美中合作加以应对。

里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次，里根总统转身问戈尔巴乔夫说：“如果火星人袭击美国，你们会保护我们吗？”对于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感到很惊讶。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会”。然后他问：“里根总统，如果火星人袭击苏联，你们会保护我们吗？”里根总统说“会”。于是，双方建立了更大的互信。当然，火星人不会攻击美国或者中国，但我们确实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核扩散，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机遇和风险、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全球性流行病风险。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合作的基础，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更广泛的全球利益。

周建成：也许像您说的那样，火星人并非我们的威胁，但我们确实面临着您刚才提到的许多生存威胁。这些威胁已经来到我们的门前。但是，中美两国不仅没有互相帮助，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现在似乎越来越大。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您如何看待当下中美之间的信任程度？

劳伦斯·萨默斯：我不确定现在的双边不信任程度和风险程度是否达到冷战时期的水平，但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要高得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中国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大学学习，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些民间交往为增进信任和减少敌意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冷战时期美苏间的敌意更重。但我认为，从美国角度看，中国军事发展确实令美国担忧。

周建成：您提到人工智能。您担任过许多职务，其中之一是OpenAI董事会成员。鉴于中美竞争日益激烈，如果作为人工智能引领者的中美两国缺乏实质性的、有意义的合作，先进人工智能会产生哪些利害关系？

劳伦斯·萨默斯：风险在于这些系统可能用于传播非常危险的知识，例如，制造危险和致命的武器。同时，伪造的信息可能构成重大挑衅，或被用来支持入侵其他社会的行为，而且这些系统可能无法完全由人类控制。

周建成：您有三个孩子，他们未来生活的世界和您当年的世界截然不同。您曾谈到席卷全球的反犹太主义，这是除了全球性流行病和气候恶化之外让您担忧的因素之一，抑或是您和您的家人面临的最大全球挑战之一？

劳伦斯·萨默斯：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世界共同体，同时也面临着某些危险。我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看到极其廉价的可再生能源出现，我们将看到生命科学的惊人进步，这将推动人们努力去征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疾病。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类得以摆脱重复、乏味和没有成就感的任务，将精力投入到构建与他人的联系上，投入到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上。我是一个非常相信进步理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