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威胁认知与联盟安全困境：韩国的案例（1993-2020） | 国政学人

国内政治如何影响联盟管理？本文发现并检验了国内政治对次级盟友行为的解释，改进了联盟政治中的主要模型—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的联盟安全困境。与把诸如威胁环境等结构性条件作为盟友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本文认为国内政治行为体—尽管也是被同样的安全首要目标所驱动—对威胁的认知却不同，这导致它们采取了不同的联盟管理战略。本文用韩国自1993-2020对美国的联盟内讨价还价行为的案例内分析（with-in case analysis）来阐述本文论点的逻辑。本文发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韩国对威胁的不同认知取决于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掌权，这导致了其采取了斯奈德模型所没能预测的不同联盟管理战略。本文的论点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作者认为次级盟友（junior alliance，例如和霸权国结盟的国家）相比较没有结盟的国家而言拥有更少的战略选项。其次，作者认为次级盟友的联盟内讨价还价战略限制在要么试图扩大庇护国的安全承诺，要么寻求更大的联盟自主性。第三，一个较高威胁程度的安全环境促使国内行为体采取不同的联盟管理战略。第四，作者认为战略选择取决于当时的政府是否把庇护国或对手视为更大的威胁，并假设对此的计算有强烈的党派倾向。本文首先介绍了斯奈德的联盟安全困境模型，其次作者回顾了国内政治、国际合作与联盟中威胁认知的相关文献，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国内政治理论框架并通过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协调案例来检验，发现威胁认知的党派解释比起单独的外部安全环境更能说明韩国联盟行为的变化。

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和后来的书中，格林·斯奈德提出了联盟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来描述国家在国际合作中面临的战略权衡。尽管他的联盟安全困境框架包含联盟的形成和管理两个方面，但其的主要关注在后者，在联盟形成之后如何坚定地承诺对方。承诺的坚固性取决于国家主要担心的是“被抛弃”（abandonment）还是“被牵连”（entrapment），他将被牵连定义为害怕“卷入一场关于盟友利益的冲突中，而该国并不共享或仅部分共享盟友的利益”。 斯奈德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这一困境的严重程度，其中有两个因素尤为重要：合作伙伴对联盟的相对依赖程度（即他们对彼此的需要程度）和各方在相互防御方面的战略利益（即各方对阻止对手的重视程度）。还有三个因素对盟国的行为有调节作用：承诺的明确性、共同利益和过去的行为。这些变量共同影响了国家对其战略选择的计算。在这五个要素中，斯奈德指出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盟友对联盟的相对依赖和对彼此依赖的认知。作者指出尽管直觉上来说，斯奈德的理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忽视了这些认知从何而来，一个盟友对威胁的认知如何导致了联盟安全困境的烈度，是否有竞争性解释同时存在。作者进一步指出斯奈德的联盟政治模型也极少考虑国内政治，斯奈德认为国内政治只在联盟形成阶段而不是管理阶段具有影响。因此，在斯奈德的联盟政治模型中，单一行为体假设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

相比较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等其他分支领域，战略研究的“向内看”一直进展缓慢。因此关于决策者的偏好如何影响国际安全安排，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既有的一些研究关注于联盟政治中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要么是国家的初期结盟选择要么是战时行为。本文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低于敌对行动水平时期的联盟管理。作者认为，国家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威胁认知对国家的联盟管理战略有着重要影响。要揭示国内行为体是否对威胁有不同的感知，就必须了解国家通常是如何评估威胁的。在既有关于联盟中的威胁认知研究中，威胁认知通常被作为国家所作出的集体评估。许多我们已知的联盟中威胁认知的研究来源于联盟形成的研究。我们知道较少的是不同威胁认知怎样影响形成之后的联盟。

联盟安全困境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次级盟友比高级盟友的选择更为有限，作为结果其战略选择也更加受限。讨价还价能力的悬殊使得更少依赖的盟国担心被牵连，而更为依赖的盟友则更担心被抛弃。而更为依赖的盟友担心被牵连的可能性被斯奈德所忽视。与之相反，作者认为当战斗的代价被视为过于高昂时，次级盟国也会担心被牵连。当庇护国与敌国都拥有核武器时，次级盟国的被牵连的恐惧则会更大，因为此时战争的风险关乎生死存亡。考虑到次级同盟缺乏“再结盟”（realignment）选择的限制，剩下的两个联盟内讨价还价的战略则是从庇护国得到额外的军事能力，和在联盟内寻求更大的自主性。在决定选择哪一个战略时，次级同盟需要考虑敌国的威胁和庇护国的威胁两个方面。当敌国和庇护国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避免采取升级做法时，次级盟友认为威胁环境较低，没有必要改变联盟安排。同样，当敌国采取升级行动而庇护国保持克制时，次级盟国也会产生较低的被牵连的恐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调整。只有当次级盟国认为其庇护国的行为过于好战并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时，才会寻求联盟改革。最糟糕的情况是敌国和庇护国都采取升级行为，这促使次级盟友同时权衡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

鉴于霸权联盟内部讨价还价能力的悬殊，继续与大国结盟似乎是次级盟国的一个令人不快的选择。然而，研究表明，较弱的行为体往往拥有议程权力。莱恩的研究把次级盟友为了最大化自主性而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的行为称为“脱缰”（leash slipping）。本文引入了比起既有研究更能解释次级盟友讨价还价行为的一个新的联盟管理战略，名为“松绑”（leash loosening）。与“脱缰”相比，“松绑”并不尝试脱离霸权国的控制，只尝试减少其影响力。“脱缰”的最终目的为在国际体系中创造新的权力的一极，“松绑”的目的则为提供自主性和行动的自主性。如果这种政策取得成功，就可以通过赋予次级盟友在协商中更大的决策权来降低他们面临的被牵连的风险。“松绑”还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拖延战术，从而抑制庇护国单方面参与次级盟友反对的对抗的能力。根据次级盟国试图与其庇护国保持距离的行为是发生在联盟内部还是外部，可以进一步区分“脱缰”与“松绑”（和“对冲”）。欧盟成员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诸如“欧盟共同安全与国防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或者“永久合作架构”（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则属于“脱缰”。 而“松绑”则只寻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条款，而不是创造新的安排。松绑行为的例子包括努力重新谈判基地准入权和其他联盟条款。最后，与“脱缰”发生在担心霸权国家将来会给自己带来安全问题的时候，而“松绑”则发生在盟友的好战行为构成直接危险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差异可归因于党派差异。本文不同于之前的研究，而是试图从其他领域寻找党派纷争的证据。与宏观经济政策一样，各方有可能在最终目标上达成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上却存在分歧。次级盟友的联盟管理政策中存在党派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对威胁的不同看法—这一命题为研究国内影响因素对联盟管理策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主张。

根据斯奈德的模型，当敌国变得更加好战时，次级盟友就会向高级盟友靠拢。然而，根据本文的论点，我们应该预期次级盟国会根据当时的政府认为敌国还是庇护国的威胁更大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如本文所言，次级盟国的国内行为体对威胁有不同的解读，那么在负责联盟管理的政府行政部门进行选举更替期间，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证据。下一节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说明党派威胁认知如何影响联盟政治。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本文采用了三个标准。首先，为了便于分析，作者将案例范围限定为双边集体防御安排。其次，作者寻找同时满足论证范围条件的案例：高度的威胁环境和行政部门更替的充分变化。最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例是韩国。朝鲜拥核与韩国向民主过渡几乎同时发生，这使其成为探索国内政治如何影响次级盟国管理战略的理想案例。韩国对于本文的论点而言是一个困难案例（hard case），因为在联盟安全困境下，外部环境越危险，盟友就越有可能担心被抛弃，并向其庇护国寻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