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先生独力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50册，是唐诗研究自上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体量最大、用功最深的一项成果，也将是惠及人数最多、传世时间最长的一部唐诗总集。对于尚君从开始启动这项工作，到最近这部大书出版，十多年间经历的甘苦和丰厚的收获，我都有所了解，并且有幸参与了校内项目的论证、出版资金的申请，发布推介等工作，去年底也曾写过一篇题为《〈唐五代诗全编〉出版的意义》的小文。但在收到这部大书，仔细拜读了长达100页的前言和12页的凡例说明以后，我还是深受震动，发现自己其实还远远未能认识这部书的所有价值。
《唐五代诗全编》（全50册），陈尚君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这部书的初衷是为唐五代诗提供可信而全备的文本，主要目标现在已经达成。但因规模太大，全书在文本搜集、选择以及辨误、辑佚等具体工作中的创获，犹如聚沙成塔，要从中概括出编纂者的全面成就，在短时间内还很困难。这里只是想谈谈这部书在主要价值之外的学术附加值。尚君在编纂过程中，从小传写定、文本甄辨、存录异文、考订本事、体例编次等方面，都“尽可能地接近现代学术研究的需求”（“前言”），这就意味着，除了提供可信全备的唐诗文本以外，本书还为读者提供了所有能搜求到的关于唐五代诗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唐诗研究者来说，从这样的学术拓展中的获益可说是大大超出了最初的期待。这种处处为读者和研究者考虑的细心和体贴是全书最让我感动的一大特色。
当然因《全编》创获太多，即使是只谈学术附加值，也只能略举数例。其中之一是融入全书的《唐五代诗纪事》。尚君自己在“前言”中提到，他原来打算编纂《唐五代诗纪事》，后来把先前已成的文稿与编纂设想，全部与《全编》归并，一体完成，这就使《全编》的篇幅增加了十分之一二。他认为所附文献无论是常见或稀见，皆为读唐诗者所宜知晓，所做之甄辨与留下的疑问，也还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唐五代诗全编》中还藏着一部《唐五代诗纪事》，这本来是可以独立成书的，现在一并贡献给读者。尚君早就对孟棨（启）《本事诗》和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做过深入研究，有很多积累。并且由此而扩大到许多载有唐诗故事的正史、杂史、轶事类笔记、志怪类小说、诗事类诗话，这些本事记载唐诗创作的原委和轶事，虽难以考实，但不少为读者乐于信从。《全编》在附录这些记载的同时，既对原诗与传说文本的差异和不同的记载来源细加甄辨，又不希望埋没其中小说家之言的创作之功，因而其中包含着尚君的大量辨析成果，存疑之处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继续思考的余地。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清理传说、辨伪存真，也从这一特定角度展示了唐宋读者接受唐诗的文化生态。为研究唐诗接受史乃至唐传奇与诗歌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全编》中诗人小传的写定，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附加值。虽然这本来是诗歌总集编纂的题中之义，清本《全唐诗》也有小传，但失于简略，疏失较多，更何况还有一些并非唐代的作者被误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常见的各种唐诗选本，包括五六十年代的几种权威的文学史教科书，诗人小传大多沿用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的说法，但该书对很多诗人生卒年的推定也没有提供充分的依据。《全编》中诗人小传的规模和撰写难度，远远超过前人。整部书收入的诗人，连无名氏和托名者在内，共计3781人（如计算仙怪，再加164人），这是经编纂者考校，删汰了清编《全唐诗》中的非唐人，又补入了漏收的许多唐代作者之后的统计结果，较清本收入作者2872人（陈尚君据平冈武夫《唐代研究指南》统计），多出1000人。而尚君先生的做法是，凡有事迹可知的作者，都尽可能为其作传，记其著作。每篇约在三五百字之间，最长的韩愈和白居易，超过了三千字。工作量之惊人自不待言，更难的是要尽可能准确。须知辛文房《唐才子传》也不过278篇专传，附见者120人，共398家。傅璇琮先生组织众多学者在孙映逵先生校勘的基础上做全面笺证以后，虽理清了生平大概，仍留有一些疑点和争议。傅先生已称此为“庞大的工程”，“是足够一位辛勤的研究者劳动一辈子的”，那么几千人的小传，又需要多少研究者多少辈子的劳动？当然，近代以来的唐诗研究者对诗人生平出处和诗作系年做了大量工作，积累相当丰厚。《全编》充分吸收了当代研究者对于唐五代诗人生平研究的全部成果，陆续出土的墓志也提供了很多新材料。但即使是采纳现成的结论，为尽可能将材料搜集齐备，也要付出巨大精力，更考验编纂者的判断和辨析能力，何况更多的中小诗人是没有现存的生平事迹可供采纳的，需要编纂者自己到原始材料中去挖掘。所以如果把《全编》中的诗人小传提取出来单独编纂成书，那么又是一部《唐才子传》，只是规模至少要超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十倍以上。
陈尚君在办公室的书堆中工作
尚君对于诗人小传的编写原则，在“前言”中有专节说明，一是正名；二是记录诗人的字号、里贯、生卒；三是在重要诗人生平之后，另起一节介绍其成就与存世著作。这三点都不容易。因前代记录诗人姓名常有偏差，无字号、籍贯不明者也不在少数。以短短几个字或几句话稳妥地概括诗人主要成就，更费斟酌。小传怎样处理问题比较多的诗人，尤其是怎样采纳最新研究成果，“前言”没有具体说明，却与文本甄辨同样见功力。我在随机翻阅了《全编》中的几册诗集之后，注意到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是有些诗人的生平和存世著作疑点较多的，尽量利用最新研究成果，择善采用。如戴叔伦和许浑、杜牧的小传，不仅注明唐宋著录情况，而且对存世诸本一一分析介绍。戴叔伦集伪诗掺入最多，编纂者在概述以傅璇琮、蒋寅为代表的诸家学者所做辨伪工作时，全部注明有关论文著作篇名和出处。同时也在传主事迹中融入了自己的发明。许浑的小传事迹所参以罗时进为代表的今人著作，也特别列出。此外杜牧诗与许浑诗颇多互见，许诗各卷编排特别将乌丝栏诗真迹列为前三卷，更加卷首语说明从《永乐大典》四库馆臣本中辑出，最显《全编》强调存真的精神。杜牧小传详细说明了通行各本以及今人各种校注本的情况，并判断《全唐诗》卷526存杜牧不知来源诗作，当即出自前人所说“皆许浑诗”的《续别集》。又将今人确考为许浑诗者，全部附在《全编》许浑第八卷。总之经此说明和编排，清编《全唐诗》中杜牧和许浑诗相混的问题便得以妥善解决，而且他人成果和本人判断了了分明，绝不掠美。
《唐五代诗全编》“戴叔伦小传”页
二是事迹基本不明的诗人，在举出不同说法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陈陶，《唐才子传》谓“鄱阳剑浦人”，梁超然考是闽中诗人，陶敏认为有两个陈陶，尚君先生则定为长江以北人，并指出清本《全唐诗》卷745和746收陈陶诗于南唐，误甚。力主陈陶存诗皆成于晚唐，南唐陈陶之说仅属传闻。又如旧说认为李谅是李复言，今人有争议，小传列举卞孝萱和程毅中两位先生的考证文章，稍作比较，编纂者的判断自在其中。又如欧阳澥，存诗仅一首零四句，清本《全唐诗》只说“欧阳詹之孙”，《全编》则增至64字，并清晰地勾勒了传主的大致仕历和去世原因。
三是生平大体清楚但仍有存疑的诗人，仍因吸收今人考订或出土材料而有不少补正。如杨巨源在清本《全唐诗》里小传仅70多字，《全编》扩展到500字，仕历年份更加清晰。王之涣、韦应物、姚合等著名诗人的字号，向来无人知晓，都据墓志增补。又如韦应物的生平，傅璇琮先生考订虽然相当精详，但个别官职以及卒年仍不确定。关于李益入军幕的次数和时地今人考证意见也不一致，均赖墓志得以修正。
四是清本《全唐诗》没有收的诗人，事迹大多靠编纂者根据存世诗、墓志、史传、《全唐文》（含补遗）及各种笔记等材料综合考订。比如徐敞“事迹据其诗推知”。陈谏诗在《全唐诗续拾》里仅一首，小传则有近300字左右，据新旧《唐书》本传，又参《新唐书·宪宗纪》《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刺史考》及《唐代墓志汇编》中《陈宣鲁墓志》。其余路黄中、卫中行、齐推、王承邺等都因仅余一首与陈谏同时作的同题诗而收入，但小传丝毫不马虎，分别参考了《元和姓纂》《会稽掇英总集》《唐方镇年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金石录》，《太平广记》所引《仙传拾遗》和《玄怪录》，《全唐文》所引《灵飞散传信录》等许多资料。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全编》写定每一个诗人小传的认真严谨和所下的功夫之深。
《全编》的体例编次与诗人小传相配合的特点，也体现了编纂者为研究者考虑的苦心。为提供检索作者的方便，本书打破按生卒时序排列作者的顺序，以诗人生活时代之先后编次。在考虑生卒年、科第、入仕年份以外，首先将有家人、眷属关系的诗人排在一起，如乔知之三兄弟与其妹乔氏合为一卷，沈佺期之弟沈全交、之子沈东美合在沈佺期最后一卷，房琯和房孺复父子，刘处约和刘长卿祖孙，窦叔向和窦氏五兄弟，杨凭三兄弟等等，都收在同卷或邻卷。其次将科第、友人、同乡、同官等关系排在一起，如王维之后，与其弟王缙连接的是裴迪、崔兴宗、苑咸等王维友人；张说与张均、张垍、张濛三代之外，还将赵冬曦、尹懋等张说在岳州的同事，阴行先、王熊、梁知微等在湘州或岳州有唱和赠答的诗人编在一起。特别是“前言”提到的“几十次大的唱和，许多重要文本群体记载的诗人，也尽可能地作为群体加以编排”。这样的编次，补充了小传所不能充分展开的亲友信息和社交关系，以及平生所曾参与的重要的群体创作活动，只要稍加归纳，研究者又可从中整理出唐人唱和诗和集会诗的发展线索。不但可以开出更多的关于诗人创作活动的研究角度，也大大丰富了读者对诗人的认识。
尚君先生不但在海量小传的编纂中融入了个人丰富的考辨成果，同时也由此大大加深了对诗人思想感情的认识，取得了可观的创获，近年出版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第一、二集共展现八十余位诗人不同的鲜活人生，以活泼的文字将诗人生平事迹研究中的新发现与其诗歌创作联系起来，深入探索诗人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以一种全新的学术研究形式继承和发展了朱东润先生写作传记的学术路数，可说是为如何利用《全编》诗人小传的学术价值做出了示范。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
《全编》中类似的学术附加值还有很多，例如诗题尽量区分作者原题及后人改题、拟题，尽可能保留诗人集会赋诗的诗序，凡原书有解题者，尽可能援引最早出处，使读者看到最接近原貌的唐诗文本及其演变过程。凡此种种，都为研究唐人创作环境、唐诗文本流传等问题展示了更多思考的角度，非一篇小文可以尽言。作为一个将近耄耋之年的唐诗研究者，还能在余生读到这部旷世巨著，实在是人生之大幸。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