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下）

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下）

2012年，在马普所驻访期间，除了学术性的聚会之外，大家自然少不了日常的交流。我当时租住在哥廷根东面山坡上一位老太太的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带阳台的套房，有自己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那个山坡离哥廷根的地标之一“俾斯麦塔”（Bismarckturm）不远，我散步时也去过几次，在那里可以鸟瞰整个哥廷根这座城市。房子二楼是房东老太太自住，一楼的租客则是巫达教授。我和巫教授虽然住在同一幢房子之中，但平时几乎不串门。见面基本上都是要么在所里，要么就是一起沿着哥廷根的老城墙散步，走一圈恰好大约一小时，或者到外面的餐厅喝啤酒。好像只有一次大家晚上聚餐饮酒之后，已有醉意的巫达和另外两位所里的年轻人，应我之邀到我住处闲聊。巫达喜欢饮酒，记得有一次在哥廷根歌剧院旁边的酒吧里，他对我说：“喝啤酒要一口气把一大口喝下去，然后打一个嗝，那才是最舒服的。”他边说还边示范，喜气洋洋地喝下去然后打了一个嗝的样子，我至今仍有印象。

巫达是大凉山出来的彝族人，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又到澳洲从事过博士后的研究，接受的是地道的人类学训练。我从他那里听到不少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的故事，大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对于拓宽自己的见闻和了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收获。后来巫达从上海大学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我则从北大调到了浙大，可以说是彼此南北易位。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还在民族大学附近和他及他夫人见面一聚。

巫达兄大概早就知道范笔德教授喜饮酒，就从中国带去了两瓶五粮液。我以前并不太知道，西方学者中也不乏喜饮烈酒者，结果那次让我长了见识。不仅范笔德教授对中国的高度白酒颇有好感，初次见面的丁荷生教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晚上大家聚餐，那一次好像不是巫达兄带去的五粮液，而是威士忌，当然还有啤酒。席间丁教授饮了不少，显然是喝得有些醉意。从餐厅出来之后，他的脚步明显有些踉跄，却坚持说要开车送我们回去。结果除了他的好友郑振满教授、巫达兄和我之外，大概还有中间短期去访问的剑桥大学的周越（Adam Yuet Chau），四个人坐他开的车，一路行驶。也许当时大家都有些微醺，兴高采烈之余，有些忘乎所以。幸亏哥廷根不大，最终大家都各自安全回到住处。但事后想起来，难免有些担心，所以至今记得。那之后不久，丁荷生就从麦吉尔大学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了。在他的任期之内，我有一次还收到他以系主任名义发来的邮件，就系中某位学者升等的事宜请我帮忙审查。在他担任系主任之前，我曾经承担过新国大中文系另一位学者的升等审查案，了解其中的程序。但丁荷生在任的那次，恰好我正手边有事需按时完成，无法在新国大中文系要求的时限内完成，就介绍其他的学者承担了。这算是我们在哥廷根之后打的一次交道吧。

周越是我们已经到了哥廷根一段时间之后才去的，好像总共在那里呆了不到一个月。他也是学宗教人类学专业出身，研究对象也属于民间宗教的范围。那时他刚刚得到剑桥的讲师职位。但由于他是北京出生，大概十几岁随父母移居香港，然后再去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所以和我及巫达谈起来并无隔阂。后来我回国之后，大概2013年的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李建欣专门去找我，邀请我担任英文版《中国宗教研究》的编委，并请我介绍海外的相关学者，我还特意向他推荐了周越，建议他也邀请周越担任刊物的编委。

除了和我一样来访的学人，我在马普所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学人郁丹（Dan Smyer Yü）。他当时也是马普所的“雇员”，但和其他年轻的研究人员不同的是，他好像还承担所里的一些组织、行政方面的工作，既是博士后研究员（pos-doctoral fellow），又是“工作人员”（staff）。之所以说他特殊，除了这一身份之外，还有他的经历。在见到他本人之前，从马普所网页上他的照片以及他的英文名字来看，我还以为他是一位藏人。但见到本人并几次聊天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竟是在杭州出生长大的。虽然我那时还在北大任教，尚未调到浙大，但由于一直喜欢杭州，便对他的这一背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他说起，来之前看他马普所网页照片上的装束，以及他英文名字中的“middle name”，以为他是藏人。结果得知，那是因为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是藏传佛教并在藏地呆过，照片只是身着藏装而已。至于中间名，或许与他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时娶了一位美国太太有关，但这一点我没有问过他。记得有一次承他邀请，我和巫达一起去他家，才知道他对摄影和视觉艺术很有兴趣，家里有很多不同款型的照相机。他说起相机和摄影也是如数家珍。我本来以为他会在马普所呆较长时间，不料他2013年就离开了，后来听说回国到了云南大学任教。

年轻的研究人员中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其中有一位是新疆人，若非她自己介绍，并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乍见到她时，单凭相貌，我和巫达兄都以为她是外国人。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并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的女士黄维珊，由于母语是中文，大家交流起来也更顺畅。所以，除了所里官方的活动之外，我们这些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人们，也私下聚过几次。

我一个人在马普所的时候，饭后基本上都要沿着哥廷根老城的城墙步道散步，有时候是和巫达兄一道，有时候是自己。后来家人前来，我们只要不外出旅游也常去散步。因此，除了牧鹅少女之外，哥廷根老城的城墙步道，大概成了哥廷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建筑物了。而当我十二年后再到哥廷根大学教学时，又恢复了在那里散步的习惯。

马普所并不属于哥廷根大学，但哥廷根大学毕竟是哥廷根最大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对于这种典型的大学城来说，整个城镇可以说就是围绕大学来运转的。因此，马普所自然也和哥廷根大学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2009年，范笔德去参加我在东亚系的讲座即是一例。而我在马普所驻访期间，自然也和施耐德教授保持着联系。不过，我不是那种喜欢社交、尤其是刻意经营朋友关系的人，历来奉行“淡如水”的交友原则。既然是在马普所驻访，除了马普所的活动之外，我并未参加多少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的活动。只记得有一次施耐德教授邀请我和当时在那里客座的来自台湾的蔡彦仁教授去他家里吃晚饭，这次造访使我对他家对面的开阔麦田以及旁边据说是靠专利吃饭的邻居留下了深刻印象。蔡教授留学哈佛，对儒家的宗教性问题也有关注和研究，和我的研究路径有一致之处，我之前也拜读过他的相关论文，可惜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2019年至2020年，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期间本有顺便再次访问哥廷根的打算。但由于2020年1月“新冠”已经席卷全球，几乎所有柏林高研院的研究员都不得不提前结束了驻访。我本拟在2020年的几个学术活动也都随之取消。2023年再访哥廷根，距离2012年驻访马普所已有十一年了。

也就是在2023年暑假我到哥廷根第二次演讲的那一次，施耐德教授在和我野外散步聊天时，即向我发出了去东亚系讲课的邀请。他告诉我，他们东亚系有一种密集课程，为期一个月，一般在6月至7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北美和东亚地区的大学基本已经放假，但德国的大学仍在学期之中，因此比较适合邀请德国之外的国际学者前来讲课。夏天杭州酷热，去德国正好可以避暑，于是我当即便答应下来。

我们在2月初便已商定了课程的具体安排，课程的名称最后定为“How to Become a Person of Wisdom in the Cosmos: Essentials of Confucianism”。事实上，这门课本来的名称是“Essentials of Confucianism”，是我曾经在浙大海宁国际校区以及北大的燕京学堂给国际学生开过的儒学通论性质的英文课。因为在哥廷根大学的课要用英文讲授，所以我就把这个现成的课程派了用场。当然，在我看来，对于从整体上了解儒家传统的要义来说，这门课基于我数十年来对于儒学根本义理的融会贯通，也的确比较合适。之所以改成“How to Become a Person of Wisdom in the Cosmos: Essentials of Confucianism”，是和施耐德教授协商，觉得这个题目对于德国高校一般的学生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还没到哥廷根之前，选课的情况我已经有所了解。去年陪同施耐德教授和我同去奎德林堡的博士生朱紫一担任我这门课的助教，她告诉我最终有27位同学选修了这门课。以我的经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对于任何高校东亚系的研究生课程来说，这个人数算是相当多了。除了德国学生之外，还有不少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很特别的是，有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小的女生课后告诉我，她尚在读本科，小学即随父母移居德国。这样的学生，德语已经接近母语，如果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将来一定能承担在德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还有一位德国学生叫Philipp，对于儒学已有很好的基础，在知识结构和储备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不少中国的留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课程结束时，我表示很希望他将来能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

还有两位学生，这次和我在哥廷根算是难得的相遇。一位是我在浙大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蔡昊洋，我之前推荐他到波鸿鲁尔大学从罗哲海（Heiner Roetz）教授游。罗哲海教授虽已退休，但仍帮助昊洋在波鸿取得了留学生的身份。我来哥廷根授课之前，昊洋已在波鸿有近半年的时间。他知道我在哥廷根讲授一门密集课程，每周二、三的下午，每次三个小时，就每周二上午从波鸿赶来，在哥廷根住两晚，不仅全程参与了我的课程，由于“同在异乡为异客”，还多了一些在国内反倒不易有的私下交谈的机会。午饭或晚饭之外，我的城墙步道散步，昊洋也都是陪同的。如此一圈走下来，我们就有固定的一个小时左右的聊天时间。其实，除了上课之外，这种聊天的时间，对于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和启发，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一个学生不主动经常和老师交流，又不能认真仔细地研读老师的著作，虽然名义上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其实是很难“出师”的。昊洋对我的治学方法和各种想法之前已经比较熟悉，本不必每周专程赶来。但他谦称并未听过我的英语授课，所以要来，其实是他好学与善学而已。

另一位是吕泽锋同学，他是我2023年暑期在意大利维真古典学院（The Academy Vivarium Novum）认识的年轻人，当时高中毕业不久，正在那里进修拉丁文。维真学院是一所独特的专门提供拉丁文与西方古典教育的机构，在介绍我的柏林访学经历时已经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泽锋2023年从维真学院毕业，我在哥廷根授课时，他已经是图宾根大学主修哲学的学生了。得知我在哥廷根授课，他特意从图宾根（Tübingen）乘五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听了两次课。虽然来去匆匆，我们能在哥廷根重逢，也是难得的缘分。像他这样真正接受过良好的西方古典语文训练，同时又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自始即有浓厚的兴趣者，我也盼望能够越来越多，使中西之间真正有深度的思想交流代不乏人。

二战之后，随着人才的流动与资源的再分配，世界学术的中心无疑转到了美国。美国的高校大多能够给博士研究生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于是日益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相比之下，那些欧洲古老的大学，似乎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像哥廷根这样的欧洲传统大学虽然很少能够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但没有学费且生活成本并不高，却构成了其吸引学生的优势。这次我课上的一些中国来的学生，例如来自山东的博士生翁海峰、来自武汉的硕士生朱宇昂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向我介绍了哥廷根大学招生和录取方面的一些情况。通过和他们的闲聊，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优势。美国的高校固然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但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有；即使得到，去掉不菲的学杂费，往往也所剩不多。如此一来，与在德国留学相比，仅就成本而言，其实也相去不远。

当然，美国的高校对于研究生培养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程序，包括达到一定学分的修课要求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等，这就使研究生的资质和水准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相比之下，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德国的研究生没有学分的要求，也就是说，一堂课不上，只要通过论文的口试，即可获得博士学位。这样的话，学生水准难免良莠不齐。也因此，如今美国毕业的博士比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博士在整体上更有资质，也是学界公认的。然而，美国的那套研究生培养制度，可以确保能够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上都是“合格产品”，却并不能保证产出的都是一流学者。德国的那种制度虽然有可能导致“注水”，但对于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且悟性较高的学子来说，这种不用修课，完全自由的方式，反而可以使得硕、博士研究生在求学期间拥有充分的时间去阅读更多的学术著作。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来说，这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两者相较，其间的得失利弊似乎也未可一概而论。当然，最优秀的学生不管什么样的制度都会脱颖而出。

施耐德教授对他的研究生都非常好，将他们一一介绍给我。上次请我来讲座时和他指导的博士生座谈，请我就他们各自的选题提出建议，即是一例。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授课，时间更为宽裕，不但他正在指导的学生如朱紫一、刁珊、翁海峰和我有很好的交流，已经毕业好几年的学生彭沁沁，也曾经专门从她家所在的法兰克福前来听我的课，并和我与昊洋有过餐叙。上次座谈时在座的Felix,在课程快结束时也专程前来，不仅听了我的课，还和我们一道在歌剧院旁边的餐厅喝啤酒聊天。施耐德教授说他为人腼腆，担心对他找工作不利。我这次和他进一步接触，的确感受到了他的这一面。不过，我也对施耐德说，一些醉心学术的学者往往都有这一特点。他们不擅长或者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至少客观上会让他们更专注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德国的文科博士生很难一毕业就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像汉学这样极其小众的专业更是如此，往往都要经过好几个地方的博士后和合同工之后，等到某所高校空出一个位子，再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教职。但是，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不少莘莘学子投身到包括汉学在内的人文领域之中。或许，在生计之外，这就是学术的魅力吧。

也正因此，大力建设和发展东亚系，其实可以为年轻的后辈学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这次前来授课，距离2009年施耐德由荷兰莱顿大学返回德国重建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恰好整整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从无到有，乃至一度将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建设成为德国高校中最大的东亚系，施耐德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他告诉我，当年他的博士论文写了800多页，后来正式出版时只发表了其中的300多页。我们多年前闲聊时，他也告诉我有不少研究计划。他这些年来将大量的心力和时间投入到了东亚系的建设当中，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这次见面，他不止一次和我谈到，希望进一步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同时，他也提到，最近数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东亚系也面临萎缩的局面，现有的教授退休之后，校方大概不会再有所补充了。这当然是个不好的消息。目前东亚系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除了施耐德之外，还有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和一位教中文的女士，加上2024年夏刚刚新进的一位年轻教授，一共也只有四位。虽然比大部分德国大学中东亚系的汉学教授人数仍然要多，但较之鼎盛时期的八位，已经减少了一半。

德国历来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的运作过程中享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博士生的招生基本上由教授个人决定。从学校到院系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教授也有很大的权力。我记得施耐德教授曾告诉我，哥廷根大学有专门的教授委员会，只要有15位教授联名，就可以罢免校长。当然，拥有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德国的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外，无论是否担任明确的行政职务，大都要承担很多行政方面的工作。如果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再去跑项目、拿课题，还有多少时间能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就可想而知了。

如今，项目和课题在中国已经成为高校考核的标准之一。其不合理之处，我曾有文章谈及，也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反响。与施耐德教授谈起，他也对德国的项目与课题问题有所批评。尽管德国学界的项目和课题和中国的不可同日而语，但高校把项目和课题作为业绩之一，为了争取到项目和课题，学者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对项目和课题本身的学术价值有时反而不免有所轻忽，已成为德国学界日益凸显的问题。对于那些只顾跑项目、拿课题以至于不能沉潜于学术研究本身的人与事，施耐德教授不止一次向我表示了他的嗤之以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世界上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文学者，都会产生心同理同的共鸣吧。

这次哥廷根之行虽然比两次演讲呆的时间要长，比马普所的那次驻访要短，但因为有了教学的经验，所以感受颇与往不同。虽然每周两次、每次三个小时的课程不免密集，以至于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但毕竟不是短短的三两天。得知我有一个月在哥廷根，罗哲海教授还与波鸿鲁尔大学主持东亚研究的Marion Eggert教授一道，特意凑我的时间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工作坊，使我得便回访波鸿，特别是重游了阔别已久的潜园。

此外，我几乎每晚饭后的城墙步道散步，仿佛接续了2012年夏天马普所驻访时期的时光，可以让我在自由自在的漫步中，从容思考心念所及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并不总是令人轻松愉悦，有些难免让人心情沉重。然而，能够自由自在地思考，让自己的心灵世界日益向广大精微而趋，“渊然而有定向”，不沦为自以为是其实不过是提线木偶的“das Man”，更不“自售”而“货于帝王家”，岂不正是学人之所求？孟子所谓“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说得也正是这个道理。

哥廷根面积不到12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3万，对于前前后后呆过四个多月的我来说，似乎应该是“一览无余”了。但是，我每次到哥廷根都有新的发现。例如，俾斯麦当年在哥廷根求学时因行为不端而被市政府“驱逐”，勒令其在城外住了约半年。而他当时所谓的“城外”居所，如今是哥廷根景点之一的“俾斯麦小屋”（Bismarckhäuschen），其实就在城墙步道之上。只要散步环城墙一周，一定会遇到。然而，也许时间久远，即使2012年夏在城墙步道走了不知多少圈，我的记忆中也一直并无它的位置。直到今年来授课的这次，我才发现了这所“俾斯麦小屋”。与我对于“牧鹅少女”每次来哥廷根必去欣赏拍照的经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朱德故居”，我2012年在马普所驻访那次倒是看到过。但那是因为它恰好在哥廷根剧院和马普所之间必经的路上，举头便可望见，并非我寻访而得。这次去马普所故地重游的路上，又看见了它。如此看来，哥廷根城市虽小，我每次来访却都有新发现，大概是因为我从未刻意要把哥廷根的景观一次看尽的缘故吧。

不期而遇给人带来的惊喜，较之按图索骥的匆匆一瞥，或许至少可以让人多一些欣赏的从容。对于像哥廷根这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学城，或许你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岁月留下的积淀和痕迹，无论是看得见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还是载之史册或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口中流传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哥廷根的吸引力之所以持久不衰，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