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张祥光所著《读史集稿》，本书是以业已刊发的多单篇文章汇合编就的文集。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它；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时限长、区域广，涉及之人、事多。立论精当，史料翔实。
清代，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直线上升。在人口猛增而耕地面积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深为忧虑。在贵州任官期间写出了包含丰富人口思想的《治平篇》《生计篇》等的洪亮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员。
洪亮吉（1746年-1809年 ），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晚年号更生。1790年，洪亮吉考中进士。三年后，他提督贵州学政，负责贵州全省的教育工作。上任以后，为了解贵州的教育情况，他先后到了安顺、南笼（今安龙）、大定（今大方）、遵义、平越（今福泉）、思南、石阡、镇远、思州（今岑巩）、铜仁、都匀、黎平等府治和不少县城进行实地考察，足迹几遍黔省。洪亮吉在贵州期间，除写了著名的《贵州水道考》以外，还写了《意言》小集子。《意言》包括文章二十篇，其中《治平》第六篇、《生计》第七篇是专谈人口问题的。归纳起来，其人口思想有三点：
一、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减少，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清王朝在康熙即位以后，政局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逐渐上升。洪亮吉在《治平》篇中开头就说：“治平百余年可谓久也，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清王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时期，又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减少人口因素在税收中的比例，鼓励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洪亮吉举一家人为例：在高祖辈时，其住房、生活都是十分宽余的；到了第二代，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从吃的到住的也不是殷实的人家了，仅仅能维持一般的生活；到了第三代，由于人口的繁衍，生育太多，这家庭还是原有的家业，吃的要想填饱肚子、住的要想安下每一个身躯就相当困难了。洪亮吉指出，人们并不只是守老业，田地可以开辟，过去多余的“闲廛（空房子）”可以住人。但是，纵然开荒，利用闲房，“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也，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可是，“户口则增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房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开荒、修房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再加上大地主兼并土地、霸占房屋，人民转死于沟壑之间，“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露饥寒颠踣而死者”。
二、人口增长过快，生产跟不上，造成物价上涨
他指出，乾隆初年物价便宜，当时一人劳作可以养活十口之家。而现在（乾隆末年 ），从事农、工、商、士的人大增，而田地、货财以及教书的工价都没有什么增加，“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傭书授徒之价不加增”。人口增加，粮食货物不增加，必然造成物价上涨。他说：“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物价的上涨，一方面，“士农工商务减其值以求售”；另一方面，“布帛粟米又以各昂其价以出市”，老百姓终岁勤劳亦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三、对人口猛增带来的社会问题，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他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供统治者参考的对策：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想办法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移民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减少赋税，减轻人民负担；禁止铺张浪费；抑制土地兼并；遇到灾荒之年，开仓救济贫苦。他提出的这些对策，有一些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之一。从他出生那年到48岁任贵州学政止，经历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洪亮吉出生时，全国人口为一亿七千万人；在他四岁时，贵州人口有三百万余人；到他任贵州学政时，全国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而贵州人口已突破五百万；到洪亮言去世时，全国人口已达三亿五千余万人。短短的几十年，人口激增一倍。由于人口激增，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对此，身为封建官吏的洪亮吉深为清代封建王朝忧虑，故而使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写出有一定见解的文章。他从人口与耕地、住房、物价、生活水平诸方面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其中，许多观点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