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是特定文化、历史、时代、社会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们以中文为工作语言，从事中文教育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可以说，每位汉学家都是一部中文学习史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深度挖掘世界汉学家学习中文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经验、教训、普遍性问题和对策、基本规律等，在此基础上建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个人史、国别史、洲别史和世界史，进而以当下和未来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需要为指向，基于汉学家个人汉语学习史总结，提炼群体性历史经验，进而形成系统性创新理论，指导当下和未来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在借力汉学家推动当下和未来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更加精准有效的同时，建构并创新新时代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对外文化话语体系，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同时引导世界汉学发展与新时代中国发展同步同行，中外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上的中国与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同样丰富多彩，中国智慧始终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汉学家学习、认知、理解、认同、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历史，是世界汉学家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个人史的跨语言、跨时空的大聚合，是聚焦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相关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有机总和。将汉学家个人丰富的学习经验和理论思考凝练升华，可以推动创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使中国故事以汉学家为媒成为世界故事，使中国智慧更直接推动世界更和谐发展，中外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语言互通是民心相通的前提，民心相通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基础。有共同信仰、价值观、语言、种族、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之间往往更容易相互信赖。社会心理学家纽卡姆（T. N. Newcomb）在实验中证实，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相互之间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即“自己人效应”。中华文化内蕴深厚、博大精深，但世界各国文化生态迥异，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交集各不相同，而世界汉学家在国际视域下从话语维度、价值维度、评价维度阐释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价值观念，则可利用“自己人效应”，为本国/本语种人民提供认知、理解、认同、阐释和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的“自己人”范式。事实证明，这是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但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此，我们要深度解读汉学家中文观、中华文化传播观、中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建立起抢救性发掘、保护和开发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的规模化、集约化、技术有形化的数据集合系统，以拯救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文与中华文化世界化的珍贵历史资料，以新时代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中心重新梳理世界汉学版图，并以多模态符号融合使历史经验生成新的史学价值、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不断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更加在地化的同时，深耕远拓，进一步扩大世界汉学研究的问题域和学科边界。
未来，基于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概念和技术，中外合作机构应协同建立世界汉学家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数据库，复现中文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场景和鲜活经验，并在不同时空维度下，基于汉学家自身的社会语境和学术传统向度，历时考察汉学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展面貌的关系，发现并进阶地阐发中外文化关系特质，通过共时对比、反观由汉学家传播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在所在国同文同种、同宗同源文化中的传播声量、文化间的多重互文和对话关系及其互文意义的再生产和影响，聚焦解析舆情差异，探寻洲别、国别传播样态异质与同构的规律，建设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典型案例库，勾勒传播历程动态谱系的全貌轮廓，指导当下和未来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在历时与共时钩织的时空视域内更加精准定位传播对象，精准选择传播途径，科学预测并实现传播效果。这不但可以抢救性发掘、开发和保护汉学家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不可再生珍贵史料及其经典价值，而且可以基于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需要，辩证吸纳汉学家的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能力和实际效果，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制定未来中文与中华文化世界化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体系。
以汉学家的中文学习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为参考建构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更具有世界性，与世界不同的话语体系更容易沟通，从而能更有效消除世界上某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目的性”构陷和固有敌意，实现相互认同。这将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形态和新特点，对创新具有世界引领性的中国特色对外文化话语体系，也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