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天时 始于冬至

◎赵柒斤

今年的冬至是12月21日,冬至是一年中最冷时节的开端,但也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节。文人墨客们面临冬至节,难免感叹岁末与寒冬,吟诵冬至节带给人们的启迪与希望。正如中唐诗人权德舆《冬至宿斋时郡君南内朝谒因寄》所云:“明日一阳生百福,不辞相望阻寒宵。”

其实,古人最早的时间观念,与日、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冬至便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一。《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帝命令羲氏与和氏,敬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敬慎地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

西周将一年分为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四个节点,此后据此推算其他节气,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对应24节气。《尚书·洛诰》说: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通过“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土圭测景”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按周公“土圭测影”所定天下之中,西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于是,周朝便把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冬至”标示为太阳新生、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所以古人把冬至看作“大吉之日”。周朝还把经土圭法测得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作为新年开始的日子。

冬至过节,源于汉代。《汉书》不仅有“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还说,汉武帝在冬至这天,“立泰畤于甘泉”,早上拜日、晚上拜月。《后汉书·志·礼仪》中明确交代,汉代全国已放“冬至假三天”。至魏晋南北朝,“冬至”演变为区域性节日,老百姓用“绣日长一线”及“献履贡袜”等方式庆贺“冬”。明张岱《夜航船》卷一“冬”篇谓:“魏晋宫中女工刺绣,以线揆日长短,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故曰日长一线。”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迎福践长”,冬至穿上新鞋袜,踩踏日影上,纳受阳气,便可迎福除秽。

到唐朝,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节一样的高度,《唐六典》“吏部郎中”条云:“元正日、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当日,朝廷举办盛大宴会,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前,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杜甫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白居易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使人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唐末诗人韩渥的“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叫人看到春天来临。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便将冬至开发成“消费节”“狂欢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谓:“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偏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馄饨节”。宋词中的“冬至”要么“一阳萌生从此日”,要么“阴伏阳升淑气回”,要么“一点青阳,早梅初识春风面”,普通百姓除穿新衣、享美食、祭祀先人等,还传唱《数九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冬至日作》:“似闻钱重薪炭轻,今年九九不难数。”

明清时期的冬至,京津地区的民间流行贴绘“九九消寒图”。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条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还介绍了《消寒图》具体涂法:“上阴下晴雪当中,左风右雨要分清,八十一全点尽,春回大地草青青。”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关键节点,当日阴气虽处于最高值,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正所谓“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期待的心境,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阳生春来,温暖的阳光终会普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