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1日，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解放军广州军区派部队前往边境地区，召开了第一次作战会议。在此之后，广州军区第41军又开过多次对越作战会议，在会议中，41军参会人员普遍轻敌，一致认为“越军一打就跑，走过去就是捡战功”，越军真如我军所预料的那样脆弱吗？
1978年，广州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的是部队的开进和集结，期间41军首长根据集结目的地当面越军部署情况，提出了平孟、龙邦、岳圩3个方向的集结方案供大家讨论。
1979年1月5日，广州军区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会上确定了第41军的突击方向为平孟、龙邦、高平方向。1月7日，广州军区再次召开会议，确定以第41军121师、122师负责平孟方向的作战，123师负责龙邦方向的作战。
第41军将战斗部署上报中央，得到指示后拟定作战计划。1979年1月22日，41军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对作战计划进行研究、传达、组织协同。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解放军广州军区向仲华等5位首长于1979年1月26日至30日间率先出发，亲临作战前线逐点勘察地形，并根据情况变化对每个师的作战方向、作战方案进行检查、调整。
到前线进行实地考察后，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对原来的方案进行了调整，将第41军第121师、123师的主力部队的进攻方向改为念井方向，第123师第168团负责在龙邦方向实施牵制性进攻。
1979年2月1日，亲临前线的广州军区5位首长将经实地考察后将调整的作战计划向许世友进行了汇报，并得到批准。
之所以在制定作战计划上这样大费周章，不仅是因为41军是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作战的先头部队，还因为在41军内部，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
在最开始制定作战计划时，41军内部意见就不统一。有人认为，应该以歼灭敌人前沿阵地为主，向纵深作战，先把驻扎在朔江、莫隆、茶灵地区的3个多团的越军歼灭后，再视情况确定进一步作战计划，毕竟30年没有打仗了，还是稳打稳扎更有把握。
又有人认为应该把茶灵地区越军构筑的重要防御阵地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和越军硬碰硬，夺取公路，机械化部队开进，直插高平。还有人认为应该在作战中歼灭越军更多的有生力量，实施大纵深的包围迂回，把越军主力围在高平市区全部歼灭。
在1978年12月11日广州军区召开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上，有人认为41军大纵深穿插的第一关是要打开口子，只有夺取公路才能使重装备参加战斗，茶灵、朔江、通农的公路可以直通高平，越军的主要防御方向是茶灵和朔江，通农前沿的莫隆只有敌独立营防守，容易突破，可以以此为突破口。但念井至莫隆8公里地段无路可走，需临时开辟道路。
同时也有人认为，异国作战进行大纵深穿插风险太大，穿插进去越军会把你“包了饺子”，公路被切断，给养弹药送不上，伤员运不出，进退两难，不好处理；我军作战范围太广，兵力不足，不易奏效；这次“还击战”的意图就是胃口大，吃得多，这只是主观愿望，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关键在于是否知己知彼。
从这些意见看来，41军内部对于指挥部选定的作战计划并不统一，主要原因就是兵力不足，未形成优势，如把越方民兵计算在内，我军在兵力上并不具备优势，大纵深的风险太大。
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41军指挥部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急于否定，一直拖到开战前夕。当时41军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基本情况已经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作战计划也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改，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在41军战前召开的最后一场作战会议上，军1号首长自信地说“这次对越作战总称为：牵越援柬，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具体叫高谅战役，即：高平、谅山战役。这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歼敌人2-3个师、三五天内完成。战役第二阶段歼敌4-5个师”。
这是41军指挥部经过调整后最后敲定的作战方案，之所以如此定义中越战争，是因为41军在1979年2月接到了中央军委指示，将主要作战任务划定在高平和谅山地区。在电报中，中央军委对战斗预想目标进行了说明。从整个战斗预想来看，第二阶段的战斗也就是七至十天的样子。
有了中央的总计划做支撑，41军大刀阔斧的作战计划有了更多的可行性。
在1979年开战前夕，41军1号首长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将作战计划进行明确：“我军的任务是，在第一阶段，必须吃掉驻扎在高平的越军346师4个团及2个地方团，15000多人，为战役第二阶段创造条件。所以，我们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最好3天完成，最多5天，然后转为预备队，准备参加战役第二阶段战斗”。
听完军长讲话后，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沉寂，5天消灭15000多人，平均一天就需要消灭3000名敌人，这是最起码的目标。
见众人没有反应，41军参谋长李祝庆继续在地图前介绍具体的作战方案：
“据上级通报，越军346师在朔江、河安、茶灵、重庆、班庄、高平等地组织防御。朔江1个团、河安1个团、班庄1个团、师炮团在河安与高平之间、茶灵1个地方团，重庆1个地方团，另有5个独立营和若干公安屯、346师师部在高平、师前指在河安，除了班庄的1个团（852团）可能是346师预备队外，其余的全部被部署在前线阵地上。越军防守正面宽，兵力分散，机动部队较少，很容易被我突破围歼”。
李参谋长发言结束后，1号首长补充道：“我们的兵力超过敌人数倍，部队拿出打国民党军队的劲头，造成的伤害是相当于‘手拿巴祖卡’的”。
为了给众人加油打气，1号首长补充道：“42军的一个师也担负穿插任务，到纳隆安钉子断敌退路。在围歼高平越军时，我们要和42军并肩作战，这里面有个比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打好啰”。
听到兄弟部队在第二阶段一起协作作战，参会的众多指战员这才面露轻松，1号首长趁热打铁补充道“越军一打就跑，走过去就是捡战功”。这话一说完，会场上的众人都笑了起来。李参谋长接着说：“军首长对敌人的估计是，我们发起进攻时，敌人可能会逃跑，根据侦察部队截获的敌人电报来看，敌人可能会在我军进至3-5公里的时候坚守，一旦我们进至20-3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散掉”。这一内容，无疑让担心越军坚决反抗的一众指战员，都松了口气。
随后，军1号首长在会议上讲到了自己担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担心敌人跑掉，那就遭了，花这么大力气打个击溃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就要靠121师了，只要你们按时插到扣屯，把大门关死，我们就有绝对胜利的把握；第二个担心，就是如何押送俘虏。战场上那么多俘虏，让干部战士怎么办呀？都没干过这样的事，我提醒在座的各位领导，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听完军1号首长的讲话后，大家都笑了，有人说：
“首长想得真是太细微了，连怎么押送俘虏都想到了。”
随后，41军在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对作战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确定。第一，就是“三手”穿插。由121师163团2营和123师167团2营在3个坦克营的配合下，在7小时内穿插至董赛和扣屯；由军、师临时组成4个侦察大队，每个大队辖3个连，在12小时内穿插到指定位置；由121师3个步兵团（欠3团2营）和123师167团（欠2营和1营2连、机枪连、炮连），在12小时内穿插至班庄、董赛和扣屯，实施步兵团轻装徒步穿插。
第二，就是进攻朔江。第41军计划以122师于1979年2月17日拂晓向朔江发起进攻，当日歼敌1个团，随后配合123师在当日19时前，歼灭河安守敌346师前指及所属部队，当夜再乘车进至高平外围与军主力会合，于1979年2月18日拂晓进攻高平，全歼越军346师。
第三，是佯攻茶灵。由123师168团佯攻茶灵八姑岭，169团为军预备队，167团向扣屯穿插，插至扣屯后，横扫高平后配合友军部队围歼茶灵的敌人。
听完军指挥部的详细作战计划后，有人提出质疑：“按照这个命令，部队不打仗，光走路也走赶不到啊！”但当时大家都认为越军会像军首长所说的那样“一打就跑，走过去就是捡战功”，该质疑并未引起重视。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会议上，并未有人争议、讨论，各指战员“只是静态拥护和汇报本师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措施”。在会议的最后，军首长强调，“部队多年没打仗了，没有夜战经验，只能在白天打，夜间不打。各师在这次战斗中，都要活捉2000名俘虏才算完成任务！”
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迅速回到各自所在部队，将会议精神和作战计划进行了传达，关于军首长的“一扫而光”、“一打就跑”、“俘虏很多很多”、“要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劲头打好这一仗”的言论更是在军中广为流传，41军全军上下都对这一仗信心满满。甚至还有人说“军功章就挂在扣屯的树上，只要你能走到就保证拿到。似乎没有什么敌情，只要体力就行了”。
但事实真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吗？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开始，41军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但是由于所有负责穿插的部队都需要穿越80-1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道路崎岖，部队的穿插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各部队在穿插途中不断遭受越军阻击，最快到达穿插位置的121师163团也比预定时间晚了25个小时。
同时，第122师在进攻朔江的时候也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按照计划，他们不仅需要在1天时间内穿插几十公里，还需要歼灭2个团的越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122师足足用了6天6夜也未完全实现，一直持续到3月16日撤军回国，残敌仍未完全肃清。另外，当时的作战计划还忽略了41军各部队已经几十年没打过仗了，有不少新兵，并没有作战经验。
至于军首长所担心的敌人逃跑、俘虏太多两个问题，都没有发生。越军的抵抗非常猛烈，阵地被占领，他们就打游击。到战斗结束时，我解放军只俘虏了320名越军346师士兵。
41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是我军在同越军作战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越军一打就跑，走过去就是捡战功”的判断导致我军麻痹轻敌，遭受了重大损失！
所幸，在遭遇挫折时，41军各部及时调整策略，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