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球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防治工作起起伏伏。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和达到病毒抑制的人数创历史新高。艾滋病（AIDS）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到2030年消除HIV对公共卫生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仍未步入正轨。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大流行继续在一些人群中蔓延。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发布的《2024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UNAIDS 2024 World AIDS Day report）[1]，九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到2030年终结艾滋病大流行所要求的到2025年实现“95-95-95”目标，另外十个国家也即将实现此目标。在这一关键时刻，必须加紧努力控制HIV。一项主要的挑战是每年新增HIV感染人数，据估计，2023年新增感染人数为130万。一些地区的预防工作已经失去了势头，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来扭转颓势。
有效预防HIV需要将行为、生物医学和结构性方法相结合，包括使用ART抑制病毒、使用安全套、针头交换计划（needle-exchange programmes）、教育和政策改革。口服暴露前预防药物（PrEP）的使用减少了一些人群中的新发感染，但PrEP对非洲东部和南部面临高HIV负担的妇女和少女的影响有限。需要定期到诊所就诊和每日服药可能会让人感到羞耻和不便。许多妇女害怕向亲密伴侣透露PrEP的使用情况，而且藏匿药片也很困难，这些都限制了PrEP的使用。今年发表的一项里程碑式的试验表明[2]，每年仅需皮下注射两次HIV-1衣壳抑制剂来那卡帕韦（lenacapavir），就能十分有效地预防南非和乌干达妇女和女孩感染HIV（0例/100人年；而每日口服恩曲他滨-替诺福韦二吡呋酯（emtricitabine–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的背景发生率分别为2.41例/100人年和1.69例/100人年）。在四大洲顺性别男性和性别多元人群进行的一项试验中[3]，一年给药两次来那卡帕韦也有类似的疗效。长效药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为预防HIV提供了重要的新工具。
但是，如果要使长效预防性治疗大幅减少新增HIV感染，就必须让高危人群能够负担得起并获得这种治疗。来那卡帕韦的生产商吉利德（Gilead）[4]已与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六家公司签署协议，在120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销售来那卡帕韦的仿制药。在协议生效之前，吉利德将以零利润价格将向HIV负担最重的18个国家提供来那卡帕韦。继续投资已被证实有效的综合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但也存在一些困难。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基金（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for AIDS Relief，PEPFAR）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有望成为来那卡帕韦的最大买家。但今年3月，PEPFAR的资金只获得了一年期重新授权，而非通常情况下的5年，并且需要由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续约。全球基金在2025年进入下一个充资周期时也将面临资金挑战。
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新增HIV感染病例首次被其他地区赶超[5]，尤其是东欧、中亚和拉丁美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外，大多数新增感染病例发生于男男性行为者、注射毒品者、性工作者及其客户。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新增HIV感染病例正在增加。遗憾的是，口服PrEP的起效速度一直很慢；更好地获得长效预防性药物至关重要。秘鲁、巴西、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没有资格购买来那卡帕韦的仿制药，也没有资格获得全球基金的援助，但这些国家却没有足够的资源购买正价的来那卡帕韦（每年高达44,000美元[6]，但批量生产的价格不到100美元）。吉利德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在许可协议之外，尤其是那些参与了来那卡帕韦试验和艾滋病毒卷土重来的国家，这将是一个造成毁灭性伤害的决定。
尽管在医疗方面取得了胜利，但重点人群仍然面临着侵犯人权、污名化、歧视、惩罚性法律以及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阻碍了人们参与HIV服务。尽管自2010年以来，艾滋病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处于艾滋病晚期，导致不必要的死亡。仅靠科学进步不足以消除HIV对公共卫生的威胁，这是一项政治和财政选择。需要采取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结合生物医学、行为和结构性对策，才能彻底遏制HIV/艾滋病的流行。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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