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枪匹马闯虎穴,一阵“喊空”吓得匪首束手就擒

上一篇老兵毕德成口述了他抗战期间的战斗历程,本篇将讲述他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剿匪斗争中的经历​。

老兵口述:毕德成

作者:北京老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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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增援,坚定理想信念

上级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敲锣打鼓地庆祝。

当时我们还在乡下住着,没去城市里。我们的军服换成了一身黄军装,以后又换成了灰色的。黄军装的军帽上有一个红色的帽徽,是用布缝上去的。我们当时属于八路军,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

1946年国共谈判,毛主席去往重庆,领导经常和我们讲这不是真正的和平与合作,蒋介石是不甘心的。所以部队也没有整编,瞎子瘸子还都要。

打梁山的时候,我们部队打阻击。国民党在津县有几十万部队,还有汽车队。我们在津县西边,在他们行军时,我们在两边打他的伏击。他们部队准备展开回击的时候,我们就迅速撤走。

在济南和敌人新五军作战时我们也打过增援。1947年和新五军在白埠一战之后,政委介绍我入了党,在没入党前,领导就找我谈过话说要培养我入党,让我好好工作。当时没有写申请书,就举行了一个仪式。

加入主力部队以后,彼此的党员身份都是知道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常常在打仗前小组要开会,要求我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打完仗后还开会说一说谁的表现比较好。当时也不交党费,十五年来我一分钱都没交过。

抓到俘虏兵,很多都补充到我们部队中。有一次我们连队一次补充了五十多个,要求两个人管一个,在一起打仗,一起生活,名义上教育他们,实际上就是监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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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部队里搞诉苦运动。诉苦运动就是讲一讲你在家里受了什么样的苦,是怎么样受地主或其他敌人欺负的。我们这边俘虏兵经过诉苦大会,跑的不多。他们战斗技术比较好,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军事训练都是有用的,出操、打仗用的那一套就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很多时候不奏效。

我们给他们讲八路军怎么为穷人服务、谋福利,他们只是笑一笑,不说话。部队的轻机枪手,重机枪手还是我们自己人多,俘虏兵也有,他们英勇打仗,照样可以提干部。但是以排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解放区送过来的兵比较好,比较听话。

刚到主力部队的时候,原来是一个排里一挺机枪,以后就一个班里有一挺机枪。迫击炮之前是一个团里面三四门迫击炮,之后就比较多了,看你要打敌人有多少。

淮海战役中的英勇战斗

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们排已经有了几挺冲锋枪,步枪都换成了好的,是中正式,刺刀也佩上了,和当初游击队完全不一样。

淮海战役我们打小李庄。小李庄在徐州西南方向,我们在敌人一百公尺的地方挖沟,敌人也在里面挖沟。我们把整个庄子都包围了起来,用汽车堆上土作阵地,他们在里面饿得什么都吃。群众死的死,跑的跑,完全不能控制住群众。我们在前线也是很苦的,手上都是灰泥,晚上就在沟里住,炊事员把送来的饭盛在碗里,我们就用手抓着吃。敌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包围敌人的时候,运输队、担架队还有一百万民兵全部吃的是小米,只有很少一点肉。

年前的时候,麦苗长得很高,敌人饿得没办法了,就白天夜晚爬出来吃麦苗子。他们一露头,我们就往那边打,打死打伤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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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法子,很有用。我们弄了一个大行军锅,在里面煮了很多肉和大米,刮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用马勺扬着说,“弟兄们,快回来,看我们吃什么?”香味传过去,之后敌人每天夜里都有人往外跑,一旦那边的军官发现,就用机枪打死他们,为此死了很多人。从那边爬过来有敌人的连长、排长,但大部分都是兵和班长,大约有四十个人。他们夜里爬过来后啥话也不说,先要吃的。

那次战斗,我还立了一功。就在敌人被我们紧紧包围时,我们团长和政委来我们排视察,那时候我已经当排长了。敌人可能发觉我们这边有干部到来,就往我们那里打迫击炮。我听见一颗炮弹“呜呜”响,离得很近,感觉马上就要落到身边。我高喊一声:“快趴下!”我按着团长和政委往沟里趴,我趴在他俩身上。敌人的炮弹就落在前沿边上。我上半个身子被埋在土里,腰还被炮弹炸得见骨头了。我忍着痛,把炮弹皮拔了出来,到后面包扎后,又回到了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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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攻进去的时候看到了敌人在庄里建造的碉堡,三个碉堡摆成三角形,后面还有一个大碉堡。三个班分别在三个碉堡里面。还有一个交通沟,它们之间是通的,后面的碉堡能控制前面三个。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前面的碉堡都是鹿柴,就是树枝,插得很高,前面还有一个障碍物。那个庄子大概有一千多个碉堡,非常坚固。我们上去一个营,敌人火力相当稠。最后他们不知道拿出来一个什么武器,一公尺宽,一百米长,“呼”一下,烧死我们很多人。后来才知道那叫喷火器。

天黑的时候,敌人在里边,我们在外边,不好辨认敌人和我们。以前我们会扎一个毛巾,后来主要靠衣服识别。敌人有大帽子,我们没有那样的帽子。当时我们部队的军装还是黄色,但是和敌人的黄色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用粗布染的,他们是洋货,就算离得很远也能一眼看出来。后来又加入了一些穿灰色军装的战友,和我们一起攻击敌人。我们还截过汽油桶,装上炸药包,然后点燃它,扔向敌人阵地。

在这以前我还打了一次印象深刻的战役。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整个包围了起来,当时我们团负责东南角,敌人组织了十几辆的坦克车往外突围。那时候我们对坦克兵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手榴弹,但也炸不毁它们。一公尺深的沟,坦克照样能过,已经过去三个坦克了。我们排的阵地上打得很激烈,子弹都打光了。我向团长汇报,请示怎么做。团长说:用枪托砸!

我知道,这是团长表达坚决堵住敌人的决心。回来后,我找到三颗手榴弹,我对副排长说:“你们掩护我,我去炸毁坦克。”我把三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从沟里往前爬,当敌人坦克过沟的时候,我把三个手榴弹甩了出去,炸了一下,但是没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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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已经过去的三个坦克扭头回来了。它们一回来,后面的坦克车都扭头往里跑。那时候是很危险的。我们七团从淮海战役开始的两千多人,到结束时候连死带伤剩下了九百人。

智斗敌军,歼除奸匪

淮海战役后,我们在单县北边休整了一两个月,之后被改编成二野战军的十一军。我们过了长江以后,追击敌人到福建,追到了毛主席开会的地方古田。后来我们去了安徽,从安徽又到江西,在江西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进军大西南。

四川省长起义,我们的部队就去往贵州。在那里我们进展总体还算顺利,但也受到过损失。那时贵州省有国民党匪兵八十万,我们在贵州只留了一个师,下属三个团,不超过五千人。人数相差很悬殊。

进军大西南的时候,不像以前在游击队穿的衣服和鞋,我们穿上了胶鞋,据说是南洋大王陈嘉庚捐献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散落在贵州省的国民党军队、土匪、流氓地主开始拉帮结派,成立各种组织。我被调到贵州东南角的一个县里侦察队工作。这时候我可以携带各种手枪,随便使用。

在贵州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先做了一个工作:了解县里的有多少敌人、枪支、什么样的武器,头头的名字,还了解了这里有多少大山,山上有没有路,能不能走车马,重武器能不能行动,敌人在哪一带活动,了解清楚后做成地图。

我们侦察的时候穿便衣,用敌人司令或司令手下人员的代号,冒充他们的人。我们还学会了方言。有时候化装成苗族人,头上缠着尖帽子,穿着他们的鞋和衣服,如果不说话,一般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们会找两个当地人,跟着我们当翻译。如果有问话的,就让他们答话。

做好侦察后,我们把全县敌人都包围了起来,一个营抽出一个连为机动部队,其余的散开,扼守住上山的全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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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侦察队隐藏在黑暗中,当发现敌人突围时,就插到敌人跟前,占领一座小山。敌人发现我们占领小山,就会集中往那个方向打枪,这时候包围的部队迅速合围,越合围我们兵力越集中。这就像钓鱼一样。敌人对着我们白天黑夜地打,没撑过一天,发现我们的大部队把他们包围了,就开始逃跑。

他们白天不敢跑,想夜晚突围。所有路口夜里我们都点着火,我们在黑暗的地方守着,把机枪放在那里支着。他们晚上准备逃跑的时候,一看那里有火,就判断那里肯定有我们的人,不敢从亮的地方过,就从黑暗的地方往外突围,其实我们的部队就在那里埋伏着呢。

我们利用这种办法打垮了敌人,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俘虏的俘虏,剩下的一部分就散了。这时还不能放松警惕,我们迅速合围,岗哨也不撤,往里面横插,每一个山头、村庄、村沟都得清抄。主要是检查敌人的头头是否被捉住,武器是否全部收缴。全部弄清楚了,我们才解散。

武器根据了解的情况得到核实,但敌人县级司令没逮到,清抄了很多回,也没找到。组织上派三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对他进行捉拿,我任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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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匪司令姓骆。我们住到他所在的庄上,他家住在村庄东南角山跟前的房子里,我三天两头找他家人做工作,但他家人都说不知道,没看见过他。群众把周围的山又清抄了几回,但还是没找到。

有一天夜里,我起来解小手。那天月亮特别亮,我还不死心,就带着手枪自己再去看看。骆“司令”的房子在山脚下,屋外是一个用条子编成大把夹的大院子,院子有两个门,一个在东南角,一个在西南角。

我从东南角门往里看,发现屋里点着灯。我在当地待的时间比较长了,会说点当地话。于是我就用当地话喊他的名字。我一喊,门里出来两个人,一个就是骆司令,另一个妇女可能他老婆。骆司令让他老婆来东南角给我开门,他拿着一把手枪就要从西南角逃跑。我快步跑到西南角,他一开门,我迅速用手枪对着他身上,喝令他不要动,动打死他。我一把把他的手枪抢了过来,然后我高声喝道:“同志们,守着各自的位子,不要过来,敌人要跑你们就打死他!”

我又继续这样喊空(虚张声势):“守着山上的同志也不要下来,注意有没有敌人的同伙。你们缠着敌人,敌人要跑就打死他。”

我一个人把骆司令押回来了。到了庄上他还东张西望,想看看我们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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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爱人,等待回家

一九五七年,我结了婚。

我的父亲和我爱人的父亲关系比较密切,我们从小就定了娃娃亲。我出来当兵很多年,死活不知。家里人给她说媒,她不愿意,就想看我是活着还是死了,说等我死了再说。就这样一直等到我二十五六岁。

我回家之后,她母亲来告诉我,她还在等我。我们很快举行了结婚仪式。我是请假回去的,没给部队报告。部队个别领导有意见,说我犯了错误,没经过批准随便结婚。我把我们之间的事情报告了组织,他们说算了,就按军属待遇在部队里面吧!

无悔革命

建国后,我被安排在镇下面的厂子(大队一级)当厂长和支书。后来被安排在煤窑厂,干了三四年后就退休了,这样我就被算成大队一级干部。我现在每个月能得到两百元钱补助,按老兵的待遇,民政部每月发给我一千三百元。

我从小参加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生打了无数的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儿子和孙子也都当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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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京老蚂蚁,“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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