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是一位非常全面的学者和评论家。就评论而言，他涉及的领域就有小说、散文、戏剧、电影以及北京的民间文化等；在学术领域，他曾出版了《梁启超传》《张恨水传》等。因此，在北京文化界，解玺璋大名鼎鼎。很多著名导演、作家特别是剧作家，有了作品都希望解玺璋给看看。玺璋热情，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拒绝的。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必须遵循自己真实的体会。玺璋曾讲，一位著名剧作家和他说能不能给说几句好话？玺璋毫不客气地说：“晚了，已经骂完了。”虽然是玩笑话，但从中可以看出玺璋的秉性和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他不是那种随意说好话的评论家。我的意思是，不止玺璋的兴趣或涉及的专业领域宽广，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多少有些风骨的评论家。
解玺璋新近出版了一部著作《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在我看来，这是最能代表解玺璋学术水准和学养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发现边缘和重新阐释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我想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
首先，是独到的学术眼光。我们知道，北京的文化非常丰富，皇家文化有故宫，官学有国子监，市民文化有天桥，地方文化有胡同，名家文化有会馆等，但北京也有士子或士大夫文化，这个文化的表意符号就是书院。北京的书院远没有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嵩阳书院四大书院名动天下的影响力，但北京毕竟也有书院文化，这种文化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因此，它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甚至被埋没的一种文化。解玺璋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是有问题的，因此他用“隐藏的文脉”表达了他的隐忧，以及使其重现天日的强烈愿望。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使命感使然。
其次，是这本书的学术性。谈这本书的学术性，其实更是这本书写作的艰巨性。说它艰巨，首先是资料方面的稀缺。关于北京书院的文字记述极其少见，现在见到的也就是赵连稳的《北京书院史》等极少的著述。因此，资料的稀缺是书写这一文脉最大的难题，书中提到的各种典籍大概有数百种。也就是说，解玺璋是通过阅读大量典籍文献，按图索骥，一点点积累，将北京各大书院的历史状况连缀和呈现出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巨大的学术耐心，这本书的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据作者自己讲，除了望风捕影地寻找各种书籍外，还要到各书院的遗址实地勘察，尽管北京书院的遗址所剩无几。
第三点，是对书院和典籍的考据。考据最能体现作者学术水准和准备是否扎实。这方面的工作大约有两点。一是对北京书院总体的把握，也就是要大体知道北京有多少书院。该书写了十四个书院。我们不知道作者是否穷尽了北京书院，但这十四个书院在北京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二是更要功夫的考据，比如他谈到北京最早的书院窦氏书院，称其“创建于唐末五代”，但北京书院实实在在的起点，则是元代的“太极书院”，是北京城里的第一所书院。北方知有程朱理学是从江汉先生（赵复）讲学太极书院开始的。这种知识性的考据，大有北京书院列传的写法。具体的比如明代大儒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写道：“而东山口内二里景陵果园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数十围，中空，可容十人坐，相传为燕山窦氏庄。自陵木尽而槐亦伐也。”但作者认为，明末清初，距窦禹钧生活的五代时期，中间隔着六七百年。顾炎武在昌平一带实地考察，见过“燕山窦氏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这是因为，在他到此一游的二百余年前，此地已被官家选中用于建造陵墓，也就是后来所谓“明十三陵”。无论“燕山窦氏庄”还是那株古槐，“此皆在陵山以内者也”。作者的意思是，“燕山窦氏庄”在明皇陵建造以前就消失了。这样的考据非常有趣，也有说服力。但顾炎武为什么在《昌平山水记》中那样言之凿凿，书中没了下文，我略感遗憾。
第四点，是这部书的可读性。我们知道，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因学术而无趣，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大多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很难说这究竟好不好。学术著作毕竟不是娱乐性作品，它有自己的专业要求，但是专业性不那么严格的学术著作，是可以写出可读性的。《隐藏的文脉》在这方面有它的特点。比如讲“太极书院”时，讲到赵复。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江西德安）人。学者多称其为江汉先生。1235年蒙古军攻德安，他被俘，杨惟中释之，遂随杨前往今北京地区。杨惟中、姚枢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程朱之学。时姚枢、许衡、郝经、刘因等皆从其学，至此，程朱之学在北方才开始广为传布。赵复曾作《传道图》《伊洛发微》《师友图》等。
赵复被杨惟中、姚枢解救之时，姚枢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之人，希望他能随自己到北方去。但赵复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的九族亲人都在这场战争中被杀害了，他正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姚枢担心他寻短见，把他留在自己的帐中同宿。夜里醒来发现，赵复虽然寝衣还在，人却不见了。姚枢在战场的死人堆里搜寻很久，都没发现他的身影，直到江边，才看见披头散发的赵复仰天而号，似乎要投水自尽。姚枢赶紧拉住了他，对他说，就这么死了，有什么意义呢？“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听了姚枢的劝告，赵复勉强北行。
这样的文字不仅有人物有情节，而且将当事人的生存环境和内心状态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文人的惺惺相惜也可见一斑，其意义和价值超越了叙述本身。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书的绪论是关于中国书院的一篇宏论、一部简史，它表明的是作者对书院文化研究的深入。文章梳理了中国书院文化的源流，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书院文化是民间文化，和皇家文化以及官学有巨大差异。这一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和流播方式。更重要的是，书院作为文化遗产，对其历史价值的阐释并没有终结。解玺璋对书院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重新阐释，特别是其与官学的差异、重合以及妥协等的理解，非常具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激活了书院的传统，对理解古代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都大有裨益。
（作者为北京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