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8日，新书对谈：“餍蛾时代”的现实三重奏在中间美术馆会议室举行。文化研究学者罗小茗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教授程莹围绕“餍蛾时代”的城市生活展开精彩的讨论。
餍蛾是柴纳·米耶维在《帕迪多街车站》中为这个时代度身打造的怪物。它以人的梦境为食，收敛个人的意志，使被吸食者浑浑噩噩；其进食后的排泄物则弥漫在城市上空，渗透进人们的梦境，成为其继续发梦的养分。如此一来，城市及城市中人，置身于由餍蛾掠食和排泄的梦的无限循环之内。持续滞胀中的噩梦，堵塞了当下与未来的通道。
尽管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此具象狰狞的怪物，但如餍蛾一般的掠食与排泄的游戏却从未停歇。无论是网络世界中加速塑造和更新的热点、工业流水线上的文化消费品，还是看似跟不上趟老迈陈旧的学校教育体制，都不过是餍蛾的种种分身。罗小茗所著《现实三重奏：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试图锚定的便是这种种分身，指出它们之间的分工合作，不仅持续笼罩着城市生活，也一再侵蚀“现实”的边界，高度干扰乃至捣毁人们理解周遭现实的能力。至此，如何在“餍蛾时代”重新夺回个人做梦的权利，也就成了一桩值得严肃对待的事。
罗小茗：文化研究以批判为自己的特色
罗小茗就职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访问学者，文化研究系系主任（2019-至今）。
“文化研究就是以批判为自己的特色，它是解构的，它是批评的，它是希望把强大的整体性的对手瓦解掉的。”罗小茗在对谈中说。
学者罗小茗。
她介绍，从“人文精神大讨论”起步的文化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精神生活的急速萎缩或变异。罗小茗指出，对英国文化研究来说，“消费者身份与工人和公民身份之间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构成了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契机；但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的兴盛与公民身份的构建，在中国社会并不构成英国式的对立和紧张。相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内，消费者的崛起和公民身份的发生不仅同步，而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相配合、彼此助力的关系。
“我们就想搞清楚，在这个大转型里面整体的精神生活状况到底是怎么作为一个场域也好，发动机也好，不断地生产出人们新的身份认同以及之后的行为的。”罗小茗说。
《现实三重奏：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分析》是罗小茗从事文化研究十几年来结出的果实。她谈道，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大概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试图重新架构一个文化事实，因为新现象出现以后，谁去命名它、谁去描述它很重要，所有的后来者必须去反驳前面的描述或者跟前面的描述对话。第二部分是一般文化研究会做的事情，分析已经成型的文化产品如电视剧、某一个文化的作品等等，它已经是狭义的文化了，但是怎么理解里面所蕴含的能动性和惰性？“我特别觉得其实文化是有惰性的，这个惰性是我们往往不太关注不太强调的，比如说《好东西》我们去看了，但是后来我们又讨论觉得里面还是好多惰性。”罗小茗说。她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课程改革研究，之后也持续关注学校教育问题，所以第三部分大部分讨论的是大学以及怎么有更广泛地对于大学和文化研究的想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不光只是批评、批判现实状况。我做学生学文化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基本设想是社会在进步，在往前走，我们就像个小钉子一样，希望社会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好，可以更健康。那个时候是需要非常细腻的深刻的精髓的理论和复杂的思考的。现在的变化越来越迟缓，这个时候你要求它越来越好，这个东西就有点接不上榫头。人家本来就是个超级简单的，一定要说1+1=3的事情，然后你跟它说了一大堆高数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想文化研究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本来我们的目标是要以进步作为目标发展良性文化，而现在是一个缺乏常识、越来越退化的过程，我们要去重申常识，我觉得这是以前我们不太做的一个事情，你怎么用理论的思考去重申一个你觉得好像不需要讨论，但是现在不得不讨论，而且还很认真讨论的题目。”罗小茗谈道。
《现实三重奏：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分析》的最后两章是在讨论怎么面对未来。罗小茗说：“我想首先第一步可能是要对躺平和放弃展开有效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在这里面重新帮助人们建立起梦和理想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展开文化研究的教育学，因为你有这个梦的关系，你才有学习的动力，但不一定学文化教育，可以学当代历史，可以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都可以，只要有动力就好。光学习了以后进入体制没有意义，怎么建立精神生活是最重要的。”
程莹：文化研究是打破区隔的一种方式
程莹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语言文化系。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非洲与南南艺术项目（Arts of Africa and the Souths）研究员，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编委。主要研究兴趣为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戏剧与表演、非洲都市青年与大众文化、非洲艺术与当代社会、中非人文交往等。她曾多次赴尼日利亚、南非等地进行田野调研。
学者程莹。
程莹坦言在读《现实三重奏：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分析》的过程当中做了非常多的笔记，“它对我来说是就像是小茗老师的田野笔记一样，就像是你自己建设文化研究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我做很多课程或者是教育相关的实践是非常有启发的”。
“我2005年读本科，本科读中文系，硕士读非洲戏剧的研究，然后博士就做了非洲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和城市青年相关的表演艺术实践的研究，我可以谈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体会到的一些非常琐碎的经验。”程莹说。
“我开始做非洲文学研究的时候，我接触的是戏剧。在非洲文学研究的脉络里面，和在中国语境下不太一样，文化研究它天然就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在一个非洲文学研究系，从来没有人只做书面文本的研究，大家关注的对象都是更偏文化的，都是书面文本以外的。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客观的原因，当我们谈到非洲文学史的时候，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写的文学的历史。比如说很多同学熟悉的非洲的一些书面文字，都是殖民者到来以后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所以口头传统它天然就是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关注对象。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有时候我跟别人说我做文化研究，别人就说你怎么做这么不主流的东西？但是在非洲研究里面从来没有人这样质疑，你怎么舍本逐末去做街头的表演文化，你怎么不去做文学的经典？”
程莹谈道：“在很多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之后，非洲研究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去殖民’的方向，关注自己本土的知识生产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应该只去和一个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我应该回到本土的思想的传统和经验。这使得非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种去挑战既有的研究的知识生产的一个很有力的范式。比如说它会挑战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就是人种性的研究，或者去思考类似的很多其他学科，比如说政治经济学在谈到非洲的时候，总是在讨论腐败的问题，疾病的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非洲文化研究自然就有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偏离。”
她还提及一些比较个人的经验，例如，从2005年开始读书，一直到从2017年开始教书，她非常切身地感觉到教育体制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大学校园越来越封闭，我觉得这种知识生产和公共之间的间隔变得非常地大。在我看来我觉得文化研究在今天变得更有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研究总是有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趋向，从来不应该把知识生产局限在校园之内，我应该努力地去向外走。”
程莹对当下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人们看不到自己，“我感觉到我自己很疲惫，但我看不到别人的疲惫”。她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别之间的区隔是非常严重的，希望文化研究能打破这样的区隔，为我们提供一点理解他人的途径。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