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2024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首演65周年。65年来，这只琴弦上的“中国蝴蝶”，用中西融合的动人音符，讲述了中国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不仅进化为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更成为世界人民所共享的艺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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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迎来了首演 65 周年的纪念时刻。65年来，这只琴弦上的 “中国蝴蝶”，凭借着中西融合的动人音符，诉说着一段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它一路蜕变升华，不仅进化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更跨越了国界与民族的藩篱，成为世界人民共爱共赏的艺术瑰宝。
近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91岁的“梁祝之父”何占豪亲身执棒，为市民再奏这部经典。演出间隙，何占豪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A】“为了让老百姓听懂而写《梁祝》”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何父是一名绍兴剧演员。17岁，从小受民间戏曲熏陶的何占豪，考入浙江省文工团，两年后，又转入浙江越剧团，并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何占豪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
隔了半个多世纪回望当初，《梁祝》的创作过程中，让何占豪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何占豪表示莫过于下乡采风时，农民们对于西方音乐“听不懂”的直言不讳——“当时我们学习的都是外国作品，虽然好听，但我们到农村里去拉给乡亲们听时，他们都说听不懂。”
一句“我们听不懂”，让何占豪开始思考“该如何用小提琴为人民服务”：“我问乡亲们‘你们懂什么，你们喜欢什么？’他们说：‘我们喜欢越剧、我们喜欢沪剧’。”
回到学校，在学院领导的指导与支持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立了，何占豪担任组长。基于“要写让人民听得懂的作品”的朴素心愿，当时尚未学习过作曲的何占豪，试探性地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小小的弦乐四重奏”，并取名《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便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小梁祝”。
不久后，文化部领导钱俊瑞视察上音，他在听了“小梁祝”后指出，“用中国戏曲音乐作素材，写西方管弦乐作品，以前从未有过，这是一条路子”，建议学生们继续探索。
其时，上音正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筹备献礼作品，学院领导决定让何占豪把“小梁祝”拓展为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并找来作曲系学生陈钢一同创作。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从此蜚声世界。
首演当时，何占豪就坐在乐团的小提琴声部中，听到台下的掌声响起，悬着心的他长舒一口气。“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什么作曲家，真的！《梁祝》首演后，大家都很激动，告诉我‘你成功了’，我自己的心态则是‘终于完成任务了’。我根本没想到《梁祝》会流行全世界，农民的一句‘能听懂’我就很开心了。”
回忆当初，何占豪坦言那时候的自己并不明白何为“路子”，经过多年实践后他才明确，这是一条“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创作之路：“所以，每当有人问我‘小提琴协奏曲是谁叫你写的？’我都会说，‘是农民叫我写的！’”
【B】“我非常崇拜民间艺人的智慧和才华”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音乐人创作的作品车载斗量。《梁祝》何以屹立民族音乐之林，甚至于演化成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何占豪以创作者的视角总结了《梁祝》能够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我们利用西方的先进音乐形式讲述民族故事，同时将民族音乐语言现代化使用，并且用出了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民族音乐语言的重要性，何占豪如此理解：“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有特色的艺术，视觉艺术需要特色，美食文化要有特点，听觉艺术自然也需要有特色。”
在何占豪看来，“向人民学习”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创作方法论：“你想想，那么丰富的中国戏曲是谁写的？八大剧种，那么多流派和唱腔，都是人民自己唱出来的！我所谓有点成绩的话，就是把演员们的唱腔提琴化、再发展。看不起民间音乐实在是毫无道理的！有些作曲家，觉得向人民学习是吃亏了，实际上，我真正的幸运就是懂得运用人民的智慧和民族音乐的宝库！我非常崇拜民间艺人的智慧和才华！”
“很多有才能的作曲家，他们的技术比我好得多，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的路上跋涉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了单一的西方音乐教育，也许是他们没有好好学戏曲、学民歌……他们没办法好好使用民族音乐语言。”何占豪惋惜道。
至于，应当如何看待民族音乐现代化过程中的纯粹性问题？融合了种种西方元素和形式的民族音乐，还能称之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吗？
在何占豪眼中，“洋为中用”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自信和自主：“由于种种原因，近百年来，在音乐技术、音乐理论方面，我们是落后的，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交响乐、大合唱、室内乐这些有高度技巧且能够比较深刻地反映人类思想感情的音乐形式，我们必须学习，不能保守！”
最后，何占豪强调，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关键点还在于要“做得好”：“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别忘了，只有把民族音乐艺术的呈现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才能为全人类所共有。”
【C】“《梁祝》造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梁祝》面世其时，何占豪不过26岁，在如此青葱的年纪，就创作出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幸运更多还是限制更多？《梁祝》给何占豪的人生带来了些什么？
何占豪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有香港作曲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梁祝》写出来造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它把我另外的作品都‘盖’掉了。不管是《临安遗恨》《孔雀东南飞》《伊犁河畔》，还是徐小凤演唱、我作曲的流行歌《相见时难别亦难》……《梁祝》一出来，大家就全记不得了。还好，现在我有何占豪音乐艺术传承中心，把我其他的作品一台台都演出来了。”
作为多产又多功能的作曲家，何占豪的作品形式囊括了西洋交响乐、民族器乐、戏曲、流行歌曲，具体到作品内容，他用“爱情、爱国情、风土人情”三大类来概括。那么，《梁祝》之外，何占豪私底下格外心水的作品有哪几部？何占豪干脆表示：“我都喜欢的！每个都是我的孩子，没可能不喜欢！”
从农村采风见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立，到文化部领导的高屋建瓴和上音党委书记的慧眼识珠……《梁祝》的诞生过程中，不乏各种机缘巧合。而何占豪与陈钢等人无疑是站在历史大潮中，接过任务，成功完成了创作使命的人。我们当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的偶然性？
何占豪坦言“就某一个趋势和某一个具体的成功案例来说，确实有偶然性。但是，偶然之中有必然”：“举个例子，《梁祝》为什么能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天才，而是解放前，就有以马思聪为代表的前辈留学海外，把国外音乐的先进思潮和技术带了回来。而且，上海音乐学院以贺绿汀为代表的教授们向来重视民族音乐的学习，后面，我这个学越剧的‘土包子’又被招了进去……这么多因素碰到了一起，你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D】“年轻人应当扎好自己的‘风筝’”
从业近70年，何占豪始终活跃在舞台上。
2024年12月，何占豪亲身执棒的《梁祝》65周年大型东方交响音乐会在历经上海、香港、长春、济南等十站后，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收官演出。
当晚，91岁的何占豪熠熠登台，济济一堂的观众则用热烈如雷般的掌声，表达了对这位老艺术家由衷的喜爱。
何占豪亦欣然道，每次登台都能感受到观众对于民族音乐的热爱，“观众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而自己也从没设想过告别舞台的时刻：“还早呢！我还有一批大作品没有演，时机未到。”
时至今日，面对舞台，何占豪认为“真诚”仍是最重要的：“要投入作品、投入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投入饱满的情感，千万不要有‘看！我来了！’这种把自己摆在作品前的心态。”
创作和演出之外，做好音乐传承、提携新一辈音乐人，是何占豪多年来的坚持。他强调，音乐事业要像接力棒一样，一棒接一棒地传下去，同时希望年轻人下苦功锤炼自身：“我们老一辈作曲家是‘风’，年轻人是‘风筝’。他们需要努力地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们才好用自己作品把他们放飞。如果他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不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这边一放飞，那边‘啪’一下，他就掉下来了。”
至于文艺圈内格外讲究师承的现象，何占豪也爽朗回应：“人的发心和目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做好艺术，觉得自己还有欠缺之处，想要我们这些更有经验的人来把一下关，完全没问题。如果只是想拿老师的成就和名气来给自己贴金，这不好嘛！”
最后，何占豪殷殷嘱咐年轻人戒骄戒躁：“我害怕他们一旦有点什么成绩就骄傲或者掉进钱眼里，互相攀比，较劲。你演一场要3万，那我要4万就比你高了……这些坏风气千万不要传到我们这里来。要记住，艺术家要为人民做贡献。德才兼备的下一辈艺术家，我希望多多益善！”
文丨记者 艾修煜
图丨记者 钟振彬
视频丨记者 钟振彬 王炯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