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领域审辨思维的发展

导读

Foreword

插图：iStock/SACheckley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未知，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却错误的认知。”——马克·吐温（Mark Twain）

当慈善家对他们所支持的事业充满热情时，他们更倾向与价值观和目标相同的组织合作，这不足为奇。然而，这种一致性虽然可以促成牢固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它也可能带来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风险：即使证据与此相反，人们仍倾向于相信某些事情是真实的。

随着慈善领域的重心从单一资助和项目转向更广泛的系统性变化，解决确认偏差问题变得尤为紧迫：因为评估证据和学习的工具、实践和文化并没有跟上这种转变的规模。相比其他领域，慈善领域缺乏强有力的机制来应对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并且往往忽视那些表明项目或干预措施未能实现预期影响力或成果的证据。

简而言之，否定性证据（Disconfirming evidence）指的是一些信息、数据或研究发现，它们对设计项目或进行投资时所使用的初始假设或理论提出疑问或反驳。这种证据存在于一个光谱上：有些证据明显地从根本上挑战核心假设，但有时很难在当下解释（尽管这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它也可能是一个，暗示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微妙弱信号，因而很容易被忽略。

倘若这些证据得到认可并被采纳，我们就能避免确认偏差，从而设计和资助更好的项目。然而，慈善领域几乎没有关注此类证据的既定方法，更不用说对“否定性证据”做出反应了。事实上，忽视“否定性证据”往往有多种动机，从风险规避、对某个特定假设的过度投入，到维护既有关系，甚至是对某一结果的热衷。

▍来自其他领域的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并非慈善领域所独有，但在其他领域，犯错的代价往往要高昂得多。在这些领域，忽视“否定性证据”可能导致具体、可识别且严重的后果，比如误诊、不实报道或软件故障。相比之下，在慈善领域中，因果关系可能难以确定，因此忽视“否定性证据”的代价往往不那么明显。然而，即便危害不明确，不代表后果不严重。

在其他领域——从医学到法律，从商业到科学研究——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实践（practices）、结构（structures）和文化（cultures），以明确地应对“否定性证据”的挑战：

实践：在科学研究中，同行评议和外部评估机制（如复制性研究）等成熟做法，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统计和研究方法的培训有助于我们明确哪些证据属于有力的科学支持。在新闻从业者中，有明确的职业规范来管理确认偏差，包括事实核查、信息来源、透明度和公平性等明确的最佳实践，这些都体现在行业行为准则和编辑指南中。而在医学领域，鉴别诊断的做法有助于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并通过考虑和排除多种潜在诊断，系统地识别正确的病情。这可以确保客观地评估所有可能的病因，而不依赖于最初的印象或假设，从而避免确认偏差。

结构：法律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旨在考虑各种形式的证据，并在权衡后判断哪些证据值得信赖。在明确的抗辩制诉讼系统（adversarial system）中，专家们会提出他们的论点，而整个法律结构的目标是评估哪些证据最具说服力。上诉程序等机制减少了实践和行为中出错的风险，并为重新评估判决和挑战初步结论提供了正式渠道。在融资领域，尤其是风险投资中，投资组合层面已认识到管理确认偏差的挑战性：投资委员会对个别决策进行严格的压力测试，直到集体确信风险已被识别并可控。这一过程确保了即使个别投资存在风险，整个投资组合也能保持稳健，能够抵御潜在的失败。在确认偏差可能难以避免的系统中（比如早期阶段的融资这种不确定的环境），投资组合的构建已考虑到了这种风险。

文化：在商业领域，培养挑战长期固守信念的好奇心和开放态度至关重要，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陷入确认偏差的参与者。当企业能够积极看待“否定性证据”，将其作为带来改进的工具，并愿意接纳多元化的视角和新信息时，它们便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成功。在法律领域，确认偏差在法律培训初期就被识别为一种风险，并且为司法人员制定了明确的文化规范。同样，在医学领域，循证医学标准和持续的专业发展也对专业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丰富自己的知识库，更新核心假设。

这些系统都并非完美无缺，科学界关于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某些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危机，指许多科学研究难以被复制或无法被复制）的争议或专业新闻标准的辩论便是例证。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否定性证据”的重要性都被明确地纳入了专业范畴，被视为一个需要积极管理和应对的问题。

那么，在慈善领域，类似于同行评议、双重验证、司法上诉或跨学科投资委员会的做法会呈现出哪些形式？我们应该建立哪些相应的实践、结构和文化？ 

我们认为有三个机会可以解决慈善领域中“否定性证据”的问题：学习（learning）、改变（change）和文化（culture）。

1.学习：我们必须为团队提供激励、工具和框架，以帮助他们识别并讨论“否定性证据”。团队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开放对话和批判性思维，从而培育持续改进的文化。这不仅关乎如何审视证据，还涉及判断证据的来源。

2.改变：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地实施组织战略，优先识别并整合“否定性证据”。这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方式，致力于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随着我们对系统性变化的思考逐渐深入，我们就越需要在整体投资组合层面，而不仅仅是单一资助项目层面考虑“否定性证据”。

3.文化：我们需要营造一种重视谦逊和多元视角的文化，拥抱在复杂系统中工作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实验，而我们的环境应将“否定性证据”视为发展的契机而非威胁。

▍化想法为现实

这种思维方式对非营利领域来说尚属新鲜。尽管我们已经见到了一些零星的优秀实践案例，但还没有建立起丰富的案例库或成熟的行业规范。然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最佳实践。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尝试，以期将“否定性证据”纳入慈善工作的重要环节。

1.学习。通过以下方式为团队提供工具和框架，鼓励开放对话与批判性思维：

· 召开外部评议小组会议：定期组织跨学科的外部专家小组，为各主要项目领域设立多元化的咨询委员会，对各项倡议进行批判性评估并提出不同视角的建议。

· 开展“事前剖析”（Pre-Mortems）：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设想项目失败的情景，并倒推分析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

· 建立“红队”（Red Teams，通过承担对抗性角色来挑战组织以提高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团队）机制：组建专门团队挑战提案和项目，通过轮换员工担任这些角色，培养组织内的批判性评估能力。

· 提供专业培训：为团队成员提供认知偏差相关的持续培训，并鼓励决策者记录重大决策背后的思考过程，包括对“否定性证据”的考量。

2.改变。通过以下方式建立承认“否定性证据”重要性的流程与结构：

·专门投入时间寻找“否定性证据”：组建多元化团队进行初步评估，并设定包含潜在“否定性因素”的明确评价标准。在尽职调查中，采用结构化方法，从多个来源收集可能挑战初始假设的证据。

· 鼓励与合作伙伴对话：在批准资助和起草协议时，加入明确条款，要求合作伙伴报告意外结果或矛盾证据，确保在合作期间持续捕捉和考量“否定性信息”。同时，关注合作关系中的文化与力量态势，避免影响诚实反馈的激励机制。

· 将决策结构用于学习，而不仅仅是报告：重塑决策模式以鼓励实验与学习。在决策会议中专门设置议程项，讨论“否定性证据”带来的经验教训。

· 设立挑战假设的测量目标：在提出评估表现与影响力的方法时，纳入能够表明项目未达成目标的指标。

3.文化。培养谦逊态度并拥抱不确定性，打造以“否定性证据”为成长契机的文化：

· 鼓励学习：对于有效利用“否定性证据”改进决策或调整策略的个人或团队，给予奖励，表彰他们的贡献。

· 举办“证据交流活动”：定期创建安全的讨论空间以回顾证据搜集和分析的过程，包括开展研讨会让高层分享他们如何根据新证据改变想法的环节。

· 建立合作伙伴反馈循环：为资助对象设立持续的反馈机制，包括具体的问题提示，以收集关于意外结果或面临挑战的信息。创建匿名渠道，确保合作伙伴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分享疑虑或提供“否定性证据”。

▍结论

资助工作总是伴随着战略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复杂系统中工作时，我们必须始终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型可能存在不完整或偏差。这项工作往往需要进行实验，而实验的本质决定了有些结果可能无法如预期般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将“否定性证据”视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而非挫折。这些证据帮助我们检验假设是否仍然适用，并进一步优化策略。拥抱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工作中的迭代特性，可以带来更坚实的战略基础，并最终实现更大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严峻的行业性挑战。在其他专业领域，如法律和科学，“否定性证据”的处理是全行业共同参与的。这些领域的规范因为在整个行业得以设定和理解而更具效力。我们需要在慈善领域内更多地关注培训、规范和共同认可的实践，以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开篇的这句名言被普遍认为出自马克·吐温，并在多个场合被引用，包括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简介中。它恰如其分地捕捉了本文的核心思想。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句话出自马克·吐温之口，事实上，还有许多“否定性证据”表明他并未说过这句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不使用这句引言？不标注出处？把它放在脚注中？还是围绕它构建整篇文章？这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展现了“否定性证据”所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