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2日），一位87岁的奶奶和老伴搀扶着走进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在一张年轻人的照片面前驻足良久。她看着照片，诉说着思念：“爸爸，我和老戴又来看你了。”
“爸爸，我和老戴又来看你了。”
“你看看我，我87岁了，也老了……”
12月12日，87岁的高碧英奶奶又一次来到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看望照片里的父亲。照片里的年轻人叫高致嵩，抗日名将，生命停止在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保卫战中，那年他才39岁。
“你看得到吗，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国泰民安了......”高碧英平和地倾诉着。可是，从没当面叫一声“爸爸”，是她一生的遗憾。
这是一个烈士父亲短暂的一生，也是他来不及参与的遗孤漫长的一生......
转告家乡：
我不下战场，与阵地共存亡
“如果爸爸还活着，这些荣誉都属于他的。”高碧英总会这么说。父亲牺牲时，高碧英才七个月大。
关于父亲的一切，她在今后漫长的一生中，从资料里、亲友口中慢慢拼凑得来。
父亲高致嵩的祖籍在广西岑溪县，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但时逢国难，高致嵩决定投笔从戎。
高致嵩从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北伐。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任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中校参谋的高致嵩随军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士气高昂，拼命搏杀，重创日军。最终，八十八师收复了阵地，日军的“中央突破计划”也宣告失败。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高致嵩临危受命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少将旅长。当年12月，高致嵩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扼守南京南大门雨花台左翼。随后的几天，高致嵩指挥部队殊死抵抗，阵地寸土未失。
12月12日，日寇集中上百架飞机和数十门重炮猛攻，雨花台陷入一片火海。南京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子弹打光了，高致嵩就带领战士们拼刺刀。日寇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眼看阵地守不住，高致嵩不愿被俘，将仅有的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和敌人同归于尽……
当日，高致嵩和官兵数千人壮烈殉国。第二天，日寇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十年前，高碧英曾回广西老家，一位父亲的已故战友生前托人给她带来一句话，说父亲牺牲的最后一刻，肠子都已经流出来了，仍不下火线。
“父亲说的是，‘有机会突围的话，转告家乡，我不下战场，与阵地共存亡。’”
八年逃难中长大
母亲是颠沛生活里的主心骨
高致嵩曾在浙江任职，一度将家安在杭州。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前夕，高致嵩嘱咐妻子卢风仪把儿子、女儿，以及哥哥死后留下的侄儿侄女从杭州带回广西岑溪老家。一家人在杭州道别，没想到竟成永别。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家庭雨打风吹地往前走。南京沦陷后，杭州城眼看也要渐入敌手。母亲带着孩子们一路逃往大后方，辗转到云南，后经过昆明、建水，到贵州遵义，又到广西。
得知父亲牺牲已是两年后。
“到遵义的时候，舅舅来看我们，他让我和哥哥出去，单独和母亲说了很多话，然后母亲就哭了。第二天母亲独自在家里烧了很多纸钱。”高碧英说，那时自己还很小，不知道什么是“牺牲”“为国捐躯”，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我没有爸爸了”。
高碧英现在还记得小时候随大人们一路逃难的场景。“为了不拖累后面的队伍，所有人不停地走啊走。我还小，累了就坐在几户人家拼凑着放行李的大板车上。贵州一带都是大山，我亲眼看过一个小孩子坐在板车上，一个转弯，不小心掉下悬崖，人就这么没了。”
后来，母亲得知重庆有个专收烈士子女和家属的“遗族工厂”，又带着高碧英和二儿子前往重庆，留大儿子在广西老家念书。
高碧英回想起来，母亲每到一处都很艰难。“刚到重庆，母亲生了场大病，脖子上淋巴结肿得很高很高，那时候没什么医疗条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让一个土郎中用刀切开……”
在重庆，高碧英和母亲度过了一段难得稳定的时光。为了补贴家用，母亲有一段时间将高碧英暂送到孤儿院，自己在工厂没日没夜地纺纱。高碧英的二哥后来则被送到南京专门接收烈士子女就读的“抗战遗族学校”。
母亲总是疲惫又隐忍，也极少说起父亲，但她一直保留着一张父亲在医院拍的片子。高碧英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在抗战中被子弹打伤过的腿。
“我是1937年出生，完整经历了艰苦的8年。在重庆，我们遇到很多和我们相似情况的家庭，大家聊起来都是血和泪。那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犯下的罪孽。”高碧英回忆这些，即便已过去80多年，仍不禁哽咽。
一旁的老戴适时地递过来纸巾。
每年来烈士纪念馆，高碧英都会向父亲念叨几句身旁的老戴——这个父亲从未见过的女婿。
“我爱人老戴，今年又陪我来了。”
1949年后，高碧英跟随母亲回到杭州，在杭州私立联合中学（现杭六中）念初中，认识了老戴——戴金根。
两人同龄，在同班同个支部，彼此知根知底。后来，戴金根去参军，高碧英去北京读书，两人时常书信往来。
“那时，同学之间的情谊很深厚，谁有困难了大家都会想办法帮忙解决。”在高碧英看来，老伴年轻时就一直对她照护有加，“我在北方读书那会，母亲在杭州靠自己维持生计，他会替我去照看母亲，这让我很感动。”
高碧英选择和老戴共度余生还有个重要原因——“他是当兵的，那时我们都说这是‘最可爱的人’，所以我对他总是感到很亲切。”
成家后，生活条件仍然艰苦。夫妻俩和三老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比较少见的，他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和我共同挑起生活的担子，我觉得非常可贵。”高奶奶笑着说。
生活虽清苦，一家子总在互相尊重和爱护中逐渐向好。但高碧英心头一直压着一块石头——
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天，就是南京大屠杀，父亲的残骸没能收回，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枚淞沪抗战纪念章。
“我一直向组织写信，递交材料，希望能够追认父亲革命烈士的身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体名录，纪念碑也被立在了广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园中。
2015年，高碧英还参加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她也是浙江唯一一位受邀参加的抗战英烈后裔。
和哥哥再相聚已隔近半世纪
如今高奶奶子孙满堂
在烈士纪念馆看过父亲，高碧英和老伴结伴回到位于上城区采荷街道的家。司机刚停好车，戴爷爷步履轻快地下车，从车后绕到另一侧，为高奶奶开门。
前来送午餐的社工已在门口等着了。
“你下车慢点。”戴爷爷轻声嘱咐，又对人说，“她上半年刚摔了跤，骨裂。”
高奶奶迎人进屋坐，给大家看了保留的关于父亲高致嵩仅有的两样物件。一张高致嵩身着戎装的黑白照片，一枚淞沪会战的铜制奖章。
抗日名将高致嵩
“这是我爸爸年轻的样子，我和他像吧？”“这是我们一家合影，唯独少了爸爸。”……
说着说着，高奶奶两手微微颤抖，指尖在一张梳着背头，容光焕发的中年男人的相片上停住。“这是我二哥。”高奶奶说，“他那时候在南京‘抗战遗族学校’读书，1949年随学校去了台湾。那时候他也就十几岁，没想到亲人会分开那么久。”
二哥
高奶奶和二哥的共同记忆就停留在漫长的逃难，以及长久的分离、遗憾中。
和二哥再次相见已是1992年，高奶奶去了趟台湾。尽管四十多年不见，高奶奶只一眼就认出哥哥的样子。她告诉哥哥，母亲已经过世八年了。兄妹俩相看泪眼，抱头痛哭。
漫长一辈子的际遇浓缩在了那次见面里。“恍如隔世啊！”高奶奶说。
高奶奶后来得知，哥哥是教授，后来定居加拿大。因为小时候逃难，哥哥因疾病致聋，终生未娶。
再后来，二哥生前几乎每年都来一趟杭州，和妹妹一家相聚。
如今，高奶奶和老伴相伴走过了66载。两人育有3个儿子，还有3个孙子、1个孙女，甚至还有了重孙。
“小萝卜头8岁，也上学了。你不得不感慨，时间是真的很快。”即使87岁高龄，高奶奶和戴爷爷的状态都保持得不错，闲暇时候两人出门荡荡儿，邻居们打趣说，“一天一个样，又年轻了！”
这一点，戴爷爷绝对自信，“我们俩身体健康一点，就可以不给子女添负担。”
南京大屠杀从来不是
历史课本上的文字
而是我们的祖辈和同胞
流过的血、亲历的痛
它从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点
87年来有无数人
为了那段历史奔走甚至付出生命
只有铭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才能珍视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只有捍卫历史的真相
才能守护和平与正义
资料/杭州日报、上城发布、采荷街道、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
文字/李胜男、钟玮
摄影/钟玮
摄像/俞磊、邵静
视频编辑/俞磊
编辑/李胜男、钟玮、毛梦莹
责编/张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