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亮 | 文
一、迪朗的主要观点
金融不仅创造信用货币，通过新生产活动的预融资促进资本扩张，而且通过挑选盈利前景最优的行业、识别盈利能力下降的行业引导资本流动，甚至扮演着组织资本积累、促进创新的角色，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真正“控制室”。然而，197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富裕国家，新的金融化浪潮犹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不仅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造成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世界经济的长期衰退，引发资本主义“秋天的迹象”。
对于金融部门过度扩张乃至经济整体虚拟化的根源，虽然后凯恩斯主义、哈耶克自由主义从金融不稳定性、不当货币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截然不同解释，但是，突显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的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以其科学性和惊人的预见性成为迪朗著作《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贯彻始终的基本理论。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法] 塞德里克·迪朗 | 著
陈荣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10月
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债券、股票等各种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信用手段都成了货币资本。作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虚拟资本的积累“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资本论》第三卷第531-532页）正是虚拟资本加速资本积累和脱离资本“生产-价值增殖”特性的矛盾，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过度金融化、去工业化、两极分化等问题，即金融对我们未来的挪用。
不论是银行信贷、公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马克思所概括的基础虚拟资本，还是复杂的新兴虚拟资本都迅猛发展。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11个最富裕经济体中，非金融私营部门信贷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0年代的72%上升到2007年的174%；公债占比由30%上升到2015年的100%，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一度高达220%；股票市值占比由1979年的24%上升到2015年的85%。
短短30多年间，即从1979年到2014年，三种虚拟资本总权重占比从151%增长到358%。1980年代以来，在放松金融管制和灵活汇率的背景下，与传统银行体系不同的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第二代虚拟资本出现爆发性增长。1998年到2007年，场外市场衍生品合同金额由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倍上升到2007年10倍以上，直到2015年才回落至6.7倍。
无疑，资本是逐利的。与带来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不同，金融利润不过是从生产价值的活动转移而来的包括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等在内的收入。根据迪朗的测算，1970年代以来，主要富裕经济体的家庭贷款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到2倍，沉重的负债迫使家庭向金融机构支付的利息收入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到8%，直接引起工薪阶层和债权人的对立，甚至在美国引起罢债运动。
1970年到2010年，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从16%上升到40%以上，公债利息也相应向这些最富有的人集中。金融利润不仅来自政府债券的利息，也来自金融稳定政策带来的“政治性利润”，包括各种隐形补贴、担保以及危急时刻的国家救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仅2012年，欧洲对大银行的隐形补贴就达到3000亿欧元，美国700亿美元。作为食利者收入来源的股息则来自对生产领域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攫取。作者因此断言，创新、剥夺和寄生，是支撑金融利润的社会逻辑。
根据认知资本主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非物质劳动为中心、以知识的积累和价值为主要导向的新资本主义已经产生，金融由于是非物质经济条件下价值创造、利益分配和风险评估管理的基本工具，因而是管理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正确手段。按照资本主义长波理论，在长波下降阶段，金融放弃衰退的行业、鼓励具有新活力的行业出现，因鼓励创新进而促进了系统再生。
然而，以上金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工具的积极功能已大大减弱，相反，其过度扩张造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的所谓虚假资本主义——“无须积累的利润”的现象。一方面，金融寄生性，即对工商业资本提供的利润的掠夺性侵占，导致工商业部门利润下降，进而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和就业降低。另一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公司放弃福特主义时期保护和再投资利润以最大限度促进增长的目标，转向“为股东创造价值”。
为此，企业不仅通过剥离、外包低利润部门和生产经营环节、国际分包等方式提升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而且通过公司重组，削弱工会及工人的整体谈判能力，提高资本和高层管理者的薪酬，结果直接加剧了工资不平等。
此外，非金融企业增加了对金融市场的支付（利息、股息和股票回购），转向金融投资来增加金融收入，导致实际积累放缓。最后，“无须积累的利润”还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由于全球化，1990年代工人数量从15亿增加到30亿。产品和要素市场相应扩大。
在全球化浪潮中，北方富裕国家金融资本通过两种途径享受到金融利润盛宴和“无须积累的利润”：一种途径是从南方国家进口廉价投入品以增加利润，代价是南方工人的被过度压榨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另一种途径是北方国家非金融企业将投资转向南方，来自国外的股息在企业获得的所有股息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结果是北方国家的投资不足、经济衰退及就业不足。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虚拟资本力量的崛起既源于金融领域本身的重大变革，也源于金融与社会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到自然、国家和雇佣劳动。在这种越发强大的金融霸权控制下，资本偷走了人们的希望，虚拟资本的沉重负担剥夺了他们自以为已经赢得的财富。用迪朗的话来说，当代虚拟资本的积累已经结满了冬天的冰霜。
二、迪朗带给我们的启示
以往理论一般将金融化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春天。与之相反，迪朗的著作《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露出了秋天的迹象。这种深邃的见解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深邃和预见性。如果说作者引用的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阐释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浪潮，进而发展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话，那么，迪朗的著作则揭开了1970年代以来即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原因——第二代虚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侵占。
迪朗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与垄断资本学派代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观点存在相似之处，后者认为，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处于停滞状态，同时，资本积累日趋依赖于金融投机来维持微弱的增长。既然资本积累过程围绕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存在矛盾，迪朗的观点又与美国学者克罗蒂和布伦纳的观点相得益彰，在后两者看来，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和经济衰退。
处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能引发的新金融革命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时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学习迪朗《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对已有理论兼收并蓄的做法，并听从迪朗的告诫：如果任由虚拟资本发展，金融必将崩溃，它崩溃的同时也会拖垮整个经济体。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就要科学认识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未来趋势，逐步由社会控制金融，而不再受金融资本的人为摆布。信息时代，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数字货币、虚拟资产、虚拟交易等金融产品和方式创新层出不穷。
在这种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交织的创新大潮中，既要深入把握金融发展规律，利用金融创新促进实体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几次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未对我国产生严重经济影响的经验表明，要为金融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和经济脱实向虚，确保金融发展和实际积累动态的一致性，抑制至少削弱过度金融化的负面效果——按照迪朗所言，即满足资本的需求，而不是人民的需求。
最后，迪朗《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告诉我们，既然虚拟资本的繁荣是悬而未决的社会和经济矛盾的产物，那么，针对金融部门过度扩张且从全球化中汲取尚未产生的价值问题，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持续推进全球化。通过世界各国合作设定规则，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共赢、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化解矛盾和冲突。
马克思明确提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资本论》第三卷第126-127页）。现在，尽管不同参与者从全球化中所得并不相同，全球化如上所述还助长了迪朗所谈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须积累的利润”现象，但是，全球化事实上已被证明是惠及所有参与者的过程，绝非世界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因此逆全球化不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正道。
相反，需要加强国家、国际组织特别是各国金融机构合作，引导资源向技术创新领域流动，而非对生产以及南方国家的寄生性盘剥。在有序的国际竞争秩序中，加快推进新兴技术产业化，通过产业结构差异化化解同构化造成的过度竞争和世界经济衰退，或许才是应对未来金融进一步虚拟化的根本出路。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