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路环北小商品市场是杭州著名的老市场，经营了20多年以后，目前已经关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一区域颇有历史的余韵：20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是杭州颇负盛名的福华丝织厂。当时我在杭一中（即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读书，上下学要路过此地，隐约还能见到大楼上“緯（注：本文中除特别标注外，均简写为纬）成”几个大字——在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里是杭州有名的纬成股份有限公司。纬成公司的厂区，在清代是守备衙门，毁于咸丰年间的兵燹。
近日，我在上海收藏到一枚民国时期的杭州银章，重约6克。银章正面有“緯成”和“58”的编号，背面是“桑叶”图纹和一个蚕的繁体字：蠶。
这枚银章，让我想起少不更事时，曾经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出一张纸。父亲说：“这是纬成公司的股票，纬成公司已经‘倒灶’了。”
一枚“纬成”银章，牵动了我记忆深处的“纬成”往事。
《杭州丝绸志》载：1912年5月，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堃（坤）与该校染织科主任朱光焘，集资2万银元，在池塘巷原清守备衙门旧址，创办杭州纬成丝呢公司。
据《晚清民国杭商研究》记载：许炳堃（1878—1965）是浙江德清人，早年就读求是书院。1907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织科，1908年回国，授工科举人。宣统元年（1909）殿试一等，留内阁中书。
宣统二年（1910），浙江代理提学使郭则沄与许炳堃商量，希望办一所“杭州前所未有的学堂”。创办这所学堂需要获得朝廷批文。批文下达：学堂为官办，聘许炳堃为浙江官立中等学堂的监督（校长），以在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已停办的铜元局为校址，负责筹建事宜。
宣统三年（1911）3月27日（农历二月廿七），“浙江官立中等学堂”正式开课。许炳堃邀请朱光焘出任染织科主任。
朱光焘（1881—1963），仁和（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章程》，宣布对中国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按学堂毕业等级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宣统元年（1909），朱光焘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染织染色科，授工科进士，又殿试第一，授翰林院检讨，派任南洋劝业会染织审查官。
“学堂”开设几个月后，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改名为“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名为浙江甲种工业学校。1918年—1919年，学校增设化学科、电机科，报名的学生不断增加，都锦生、夏衍、沈西苓、常书鸿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都锦生、常书鸿毕业后还留校任教。1920年秋，学校升格为“浙江公立专门学校”。但染织科没有升格，改为“浙江织业工业学校”。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创办时，浙江公立专门学校改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山大学就是后来的浙江大学。
染织科则改为“浙江织业工业学校”后，简称“杭高工”。1949年以后，“杭高工”与几所学校合并分拆，其学源延伸到今天的浙江工业大学和浙江理工大学。
辛亥革命成功后，许炳堃和朱光焘作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的校长和教师，为解决本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集资2万银元，创办了杭州纬成丝呢公司。次年又增资4万银元，成立杭州纬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有提花机12台，职工60余人。
1915年3月10日，农商部在当时的北平举办国货展览会，纬成公司的“纬成缎”荣获部级奖；1918年，“纬成缎”又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金质奖。
纬成公司声誉大振。许炳堃他们决定扩大生产，遂将池塘巷内毗连的张姓人家所开的绸厂及其住房购置下来，开办了缫丝部。
1917年，缫丝部成立。1920年，又增资100万银元，在嘉兴南湖边开设“纬成公司裕嘉分厂”。1922年，朱光焘赴美参加纽约第二届丝绸博览会后，与许炳堃商议，再增资200万银元，在嘉兴建成绢纺厂。到1927年，公司已有职员784人，工人3900人，成为浙江省大型丝绸兼缫丝企业之一。
1928年，为扩大对外贸易，公司又成立了国外贸易部，与外国厂商直接进行贸易，打开了丝绸产品向印度及南洋出口的销路。
1929年6月，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开幕，朱光焘被聘为西博会常务委员兼丝绸馆馆长。他在丝绸馆里专门开辟了“纬成陈列室”，展出了壁绉、印花、平纺、五彩绡、绢纺等丝绸织品，以及纺丝、生丝、蚕茧产品。纬成公司的印花、平纺、纺丝、生丝荣获特等奖，另有（蚕）茧获二等奖。
正因为多个产品荣获了“西博会”“特等奖”和“二等奖”，纬成公司制作了为数不多、且有编号的“纬成”银章，以资纪念。
池塘巷里石库门朝南开的张姓人家，与纬成公司毗连，也开着绸厂，这便是我二姑奶奶家。
我的二姑奶奶名丁书，嫁的丈夫名叫张竹铭。纬成公司要扩大生产，就与张家商量，给张家移地置换。张家也是好商量的，从池塘巷搬迁到了余官巷，一个高大而古老的宅第。
余官巷这宅第，原属金姓人家。金家后来出了一个名人，便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
王映霞的童年是在这所老宅里度过的。据其在自传中回忆：
“丁未年，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的阴历十二月廿二（1908年1月25日），我出生在杭州的余官巷中一所高大而古老的宅第中，周围是极高的防火墙。院内除了住房以外，还有花园、竹园，以及几十间住房……我出生的房间就是我父母结婚时的新房。”
王映霞的祖父叫金沛珊，既未做官，也不会经商，于是家道日衰。他卖掉了余官巷的旧宅后，搬到了湖墅信义坊西头，买了一所较小的住宅。
余官巷这座高大而古老的宅第确实不小。我青少年时，还常到余官巷去看望二姑奶奶和表叔伯、表兄弟姐妹，其环境与王映霞自传中的描述基本相仿。
宅第的东头出门是中山北路，西头出门是余官巷，内有几十间住房。宅里的长深弄堂黑乎乎的，小孩子总觉得会游出蛇来，不免有些害怕。宅中还有假山、鱼池，虽不太大，但坐坐看看，也颇有闲情逸趣。
岁月流逝，城市更新，现今这旧宅已不复存在了。
沈秀才是许炳堃的同乡，被请来任总账房。他住在池塘巷朝北的石库门里。沈秀才育有一女两男，长女沈兹九（1898年—1989年），学名沈慕兰，一生参加革命，是已故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的夫人。1949年10月1日，她和胡愈之同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20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北京短暂工作过。因为沈兹九与我二姑奶奶同为池塘巷邻居，我在京时也曾几次拜访过她。她与我谈了在故乡杭州的一些家事、趣事。
沈兹九说，父亲是个好好先生，母亲则非常能干，也相当迷信，凡事都要问菩萨。当时她想读师范，母亲说，要求个签才能定。于是她先到庙里，要了两张上上签，藏在身边。母亲求了两张签，一张中平签，一张下下签。母亲不识字，便交给她看。她迅即调换成上上签。这下母亲没有办法了，她终于如愿读了在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沈先生语气深长地说，旧时的女孩子没有地位，要读个书多少难。她还讲起了童年缠小脚的往事——母亲一定要给她缠小脚，她痛得嚎啕大哭，父亲赶来，将裹脚布松开。她到老了还是非常感激父亲对她的慈爱.
正因为当时的女性没有地位，在她幼小的心里，萌发了要为妇女争气的决心。
1934年，报业巨子史量才聘请她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1937年12月，日寇侵华，南京沦陷，百姓们拖儿带女逃难。沈兹九在武汉听闻一位死里逃生的记者带来的消息：日军正在苏杭一带抓捕儿童，运到日本。沈兹九找到时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成员的邓颖超。1938年1月，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召开保育儿童发起会议，沈钧儒、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宋美龄任理事长，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为常务理事。不久，邓颖超等人介绍沈兹九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沈兹九受党的委派，分别到过皖南新四军总部和新加坡等地，与胡愈之、郁达夫等进步人士一起，深入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
当我了解了她不平凡的经历，心中充满对老人的崇敬。
1987年6月，我所在的工厂荣获“全国环境优美工厂”。在北京受奖后，我再次拜访沈兹九先生。她高兴地为我题写：
“环保工作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工作。丁云川同乡，年轻从事这一工作，前途远大，特此祝贺。九十老人沈兹九，1987.6.9于北京。”
我真没想到，九十老人的思维还这样敏捷，连标点符号都那么准确。也难怪，她曾是全国妇联宣传教育部部长、《新中国妇女》月刊的总编辑。
1989年12月，沈兹九先生去世。
沈兹九的大弟，学名沈学诚，也是一位名人。
1923年，沈学诚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同年考入日本京都高等学校染织图案系和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和同在日本留学的校友夏衍成为好友。1928年，沈学诚回国后，参加了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成立的“创造社”，1929年，与夏衍等人创办了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2月，他又和他人共同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并参加了鲁迅、夏衍等发起的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沈学诚进了“天一”电影公司，改名沈西苓。
1933年至1939年期间，沈西苓相继执导了《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船家女》《十字街头》《中华儿女》等影片。
不幸的是，沈西苓得了伤寒，于1940年12月在重庆去世，年仅36岁。
日寇入侵后，社会动荡，中国的民族工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932年2月，纬成公司困难重重，资金周转不灵，宣布总、分公司全部停业，令人扼腕痛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许炳堃、朱光焘两位民族实业家，殚精竭虑创业二十年，成为中国近代丝绸业的先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许炳堃被推荐为浙江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以及连续两届的上海市政协委员，1965年在上海逝世。朱光焘迁居到沈阳，安度晚年，1963年病逝。他俩的人和事，已编入《杭州丝绸志》中。
在收藏这枚银章时，我问藏家，银章的主人是谁？他告知：来自上海的一户人家。听到“上海”二字，我忽生遐想：难道这银章的主人是在上海过世的许炳堃？
这枚“纬成”公司银章，历经近百年的风雨沧桑，还能幸存于世，实属不易，它承载着杭州民族工业的历史记忆。幸运的是，这枚银章终于回归乡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