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正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如何设定社队规模、在农村实行供给制、开办公共食堂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农村政策要尽可能体现“一大二公”，因为这是农业集体化后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体现，也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和优点所在。邓小平并没有轻易地从理论上接受这个观点，1961年4月，他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的农村进行了十几天的调查，既听取了县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召开了多场有公社、生产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也到田间地头走访广大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他在调研中提到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在谈到调整社队规模问题时，他认为还是要根据群众要求，把社队规模早些定下来。在谈到解决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时，他提出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大中小结合。当了解到社员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时，他对随行的干部说：“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1961年5月，他又到北京郊区的密云县进行调研，仍然强调要尊重群众的意愿，走群众路线，从实际情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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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向来重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76年至1978年的徘徊时期，他就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1978年9月，在访问朝鲜回国后，邓小平并没有立即回到北京，而是在东北地区视察，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1978年以后，由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后来又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开放由在沿海地区开设经济特区而逐渐深入，在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引起了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的认识上的分歧。怎样看待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如何看待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办法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允许看，用事实说话。
邓小平鼓励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地方大胆探索，并及时进行理论总结，在思想上给予指导。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当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向他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时，他明确表示：“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979年10月，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1983年1月12日，他在与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88年6月3日，他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表示，一切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也多次阐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上，关键看生产力发展的观点。1980年5月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87年3月27日，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被写入党中央的重要文件。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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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局势在短期内发生惊人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改革事业进入到一个重要关头。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束缚人们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推进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次谈话实际上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在现实中解决了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问题，在实践中起到了统一思想、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从理论上提供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不仅适用于改革开放，而且还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党内形成了共识，被写入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报告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形成了，它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而提出的一个实践标准和理论标准，对于推动人们不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的照片再次出现在美国《时代》的封面上，这是他第二次被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杂志的长篇报道这样形容他：“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仅隔几年又重到中国作故地重游的外国人，几乎难以相信自己来到了同一个国家。”从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到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提出生产力标准到形成“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贯穿着的思想主线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中，“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成为分析改革的是非得失，甚至是衡量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金标准。按照这个判断标准，人们在气势恢宏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摒弃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