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美术课堂》，萧振鸣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
此书为“鲁迅与国民人文素养系列读本”之一，作者萧振鸣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常年致力于与鲁迅相关的研究。本书专门谈鲁迅对中国美术史的传承与影响。作者认为，鲁迅以文学成就名世，成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白话小说、散文和杂文是新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百年来中国文化之瑰宝。作者说，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懂得美术是重要原因之一，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杂文还是诗歌，鲁迅都深深地受到美术的影响。
作者认为，中国美术发展至清末日渐委靡，只有少数画家在中国传统美术基础之上有所继承和发展，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更使得中国美术与世界隔绝，这个时期的中国美术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最低潮，而鲁迅一生的美术活动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他对中国版画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鲁迅去世后的抗战延安等时期的版画继承了鲁迅倡导的美术思想，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迅早在1903年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到中国美术的靡弱现象，感叹中国艺术的停滞不前，1908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又论述了科学与美术艺术的关系。
作者对鲁迅在美术史上的贡献以及相应地位作出了四点评价。
首先，他认为鲁迅是美术教育的先驱，因为鲁迅在191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室第一科科长，按照教育部分科规程，鲁迅的业务范围是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和美术展览会，以及文艺、音乐、演艺、调查和收集古物等事项，鲁迅极力赞同并践行蔡元培提倡的美术教育观点，除了举办讲座、撰写文章外，还积极参与筹备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的建设。
其次，萧振鸣认为鲁迅是美术收藏家。他讲到了鲁迅从1912年5月到北京后开始大量购买金石、汉画像、瓦当拓片和画谱、画册等美术类书籍，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版画有两千多幅，外国版画近两千幅，还用这些藏品举办展览会，并以外国优秀的版画为范例，指导青年进行木刻创作。
第三，萧振鸣认为鲁迅是美术设计师。他首先提到1912年鲁迅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托参与国徽图案设计，并执笔国徽说明书，1916年12月又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还亲自设计一些图书封面。作者认为，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在整个民国书籍装帧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因为鲁迅对出版装帧设计一向重视，无论是封面、版式还是插图，无不精通，所以作者认为鲁迅的设计堪称书中上品。
第四，作者认为鲁迅是新型版画的倡导者。1931年鲁迅曾请日本教师内山嘉吉为中国青年版画家开办木刻讲习班，以此作为中国新型版画的开端，他还多次举办版画展览，支持和指导十余个美术团体编辑出版中外美术书刊几十余种。所以作者说，鲁迅倡导的中国版画是中西美术结合的典范。
本书作者根据所藏资料以及鲁迅博物馆的文本资料，选取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此来论述鲁迅在美术史上的贡献，这正是该书的独特之处。
《书林清话笺证》，任莉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
目录、版本学合称文献学。早在宋代，目录之学已趋成熟，但版本学却远远落后于目录学，至清代方成为成熟的学科。清代有两部重要的版本学名著，一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二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如果从完整性的角度将两书作比较，产生于清末民初的《书林清话》更为完善。
从清代开始，版本学逐渐从目录学中独立出来，其标志性代表作品就是《书林清话》，这部书对构建中国版本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学问如积薪，后来居上，尽管该书有着版本学的开拓之功，但随着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逐渐发现该书有着诸多可商榷之处。然而这样的商榷显然是用现代眼光来看古人，不无偏颇，所以要想探求《书林清话》作者叶德辉的完整思想，仍需回到文本本身作出深入解读。
本书作者任莉莉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写出了这部《书林清话笺证》。任莉莉对《书林清话》一书作了系统性研究，发现该书在编排上有通盘考量，无论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还是人物维度，均安排得比较得当。由此她得出结论：《书林清话》是叶德辉苦心经营之作，并非只是对一些概念的罗列。任莉莉注意到，叶德辉在这部专著中提出了一整套详备的善本观。叶氏在胪列出前人提出的各种善本观之后，加以独立判断，全面客观地来评价历代古籍的优劣，由此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善本标准。
在传统著述中，现当代学者往往诟病古人著书不注出处，而任莉莉发现，叶德辉能够谨守学术规范，凡书中引用的题跋，必注明出于哪本书，既方便了读者核对原书，也使得《书林清话》成为了一部具有可检性的工具书。
以往，学界对《书林清话》的研究大多是肯定此书在版本目录学史上的价值，但同时也会指出，该书的撰写方式不同于构建现代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未能提纲挈领地给出完整的版本学结构体系。出于这样的原因，任莉莉对《书林清话》一书弥补罅漏，同时对叶德辉未能说清楚的问题作出了阐释性解读。
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加了解《书林清话》，本书后有三则附录，一是李洣撰写的《〈书林清话〉校补》，该书仅两卷，是未完之作；附录二是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撰写的《〈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主要是纠正原书中的引文讹误。
附录三则是任莉莉所作《〈书林清话〉所涉书目题跋简全称对照表》。古人著述时为了省事，在书中称呼某书时往往仅用简称，默认读者能够明白。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简称给当代读者带来了一些不便，一些书名的简称也很容易混淆。基于这种想法，任莉莉列出了简称与全称对照表，同时标明原书作者，并在每个书目之后标出被引用的次数，以此突出某部目录书在叶德辉眼中的地位。
附录四是《〈书林清话〉各卷所涉书目题跋引用次数表》。附录五则为《〈书林清话〉各卷涉及书目题跋来源表》。通过这些表格，使得《书林清话》变成了一部方便翻检的工具书。同时任莉莉在书中也指出了叶德辉在史料考评方面存在的疏漏和错误。这部书的出版，不仅对文献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也给爱书人士提供了一部可读性与研究性并存的专著。
《梁启超藏书题记》，肖刚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9月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参与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过巨大影响。或许正是这些光环，使得人们忽略了梁启超还是一位图书馆学家和藏书家，他的饮冰室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楼，饮冰室藏书之富，门类之多，均在中国藏书楼史上有着一定地位。
在图书馆学方面，梁启超同样作出过突出贡献，他曾分别担任过松坡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他在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关于梁启超的私人藏书，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编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此目录可窥得其藏书之梗概。这份目录中也收录了梁启超为其藏书所写的近百种题记，通过这些题记可以了解梁启超的一些观点，以及他对所读之书的评骘。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收录还是太少，尽管此后又有人从饮冰室藏书中辑录出来一些题记，但数量还是不多。为了能够让读者从更大范围内看到梁启超题记，本书作者肖刚花数年之功，将国图所藏的饮冰室藏书几乎翻阅一过，从中辑录出大量梁启超题跋，之后汇编为本书。
本书共收录梁启超题记151条，同时为了展示梁启超与其他学者的交往，还附录了他人题记11条，并对每条题记作出释文。在释文之下，肖刚会著录出每一部书的版本信息，包括完整书名、卷数、作者、作者时代、版本，以及刊刻者，同时会对原书作者作简要的生平介绍，并对该书的价值作出综合性叙述。对于梁启超题记中的错别字，肖刚在释文中径直改为正确者，同时每一则题记均附有全彩印刷的书影，这样不但可以让读者欣赏到梁启超书法之美，也为相关学者校核原文提供了原始依据。
《寻找祝英台》，个厂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7月
个厂是中华书局副总编俞国林先生的笔名，他在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保持学者本色，对其感兴趣的领域做深入研究，本书则是他研究成果之结集，收录了他近些年所撰写的十余篇研究文章，以及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时的书面讲稿。
本书的书名取自该书中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从人们熟知的故事讲起，通过梳理史料来印证顾颉刚等专家所强调的层累说。作者提及百年前顾颉刚、钱南扬、钟敬文、冯沅君等先生已经着手搜集祝英台的资料，通过这些史料来探求梁祝故事的起源、增饰、附会与流传，之后有了梁祝起源地四明或毗陵百年来的聚讼。
梁祝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呢？个厂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来梳理相应史料。他将两个发源地的说法分别称之为四明系和毗陵系。对于前者，他引用了《（嘉靖）宁波府志》中的记载，说明梁山伯祝英台墓原本叫“义妇冢”，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梁祝墓。对于毗陵系，个厂引用了《咸淳毗陵志》中的记载，他发觉前人句读有误，正因为这个错误才有了后来的附会。
为了落实大胆猜测，个厂到宜兴实地考察了碧鲜庵，之后引用《善卷寺记》来说明“祝英台”三字原本不是女子之名，实际上就是一座台的名字，有如黄金台、铜雀台、超然台等。他同时说，“碧鲜”原本指的是竹子，后人将“竹”附会为“祝”，于是这里就与祝英台有了关联。
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梁祝故事演变的过程，作者在文末有四篇附论，如《碧鲜庵碑书者考》《祝英台近词调考》等，又由后者引出了关于《祝英台近》词调的探讨，以此展延开去，又谈到了填此词调的苏轼。个厂认为，尽管苏轼钟情宜兴山水，但这阕词却是寄名苏轼的伪作。于是本书中又有了《读东坡集札记》，由此可知个厂的研究思路，他会基于一个话题展延开去，再将问题逐一搞清楚，使得相关问题一一明了，这种治学方式最为扎实，也能令读者感受到学问的趣味性。
《思想的邮差》，王强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
本书是王强先生最新的书话集，虽然书中所谈也并非全是书，但提到的人与事无不与书有关，通过这些文字，既能了解到王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能窥得他对一些书人的评价，而他为自己作品所写的小引，也个性鲜明地展现出他的一贯主张。
比如他在《力量是文字的意义》一文中抛出一个话题：为什么我偏偏选择去读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一些文字而拥抱另一些文字？正是基于这种困惑，作者作了深入探讨，这种探讨很难给出标准答案，却启迪读者来扪心自问：我的兴趣阅读是对的吗？甚至可以进一步想下去：我的读书是不是像网上资讯一样，被大数据算法算计了？我能不能突破信息茧房，拓展自己的思想疆域，让自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有些探讨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惑，比如王强最为珍爱的藏书专题之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年我也受时代裹挟，买来此书的中译本兴趣盎然地打开，但每次都看不过十页，几经尝试，最终放弃。我觉得那不是给读者看的书，那是乔伊斯在炫技，而今我在本书中读到王强的《语言的火焰——谈谈我的乔伊斯集藏》一文，多年的自责感瞬间消散了。
王强说这些年来他在读康德，越来越觉得乔伊斯与康德在精神上如此契合，他们探讨的是可知世界的有限性和理性认识的限度。王强引用了科林·麦凯布的看法，认为《尤利西斯》与《芬尼根守灵夜》所关注的不再是通过语言来再现经验，而是通过瓦解经验来体验语言。
王强很欣赏麦凯布的观点，为此他解读了乔伊斯的文本为什么难读：因为他不仅用精湛的叙事技巧将多层次、多侧面、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现象呈现出来，他还不得不改造并创造语言，努力令其贴服于“存在现实”或“实在本身”。王强认为，乔伊斯创造性地彻底击碎英文和种种限制，将语言的单一性扩展为语言的复调性。王强说，乔伊斯的这种做法是几近完美的。
王强曾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之一，他是语言专家毋庸置疑，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乔伊斯是如何彻底地击碎英语的种种限制的。但问题是，思想是由语言构成的，当一种语言少有人懂时，他的思想传播也会有限，为什么乔伊斯能够写出如此艰深之书，还有如此众多的拥趸呢？这个现象值得玩味。尽管我读了多篇王强研究乔伊斯的文章，但我还是不明白，乔伊斯的高妙究竟在哪里，或许他的《尤利西斯》只是为了写给语言学家看吧。但是王强的研究文章会勾起很多人的拥有欲，是否能读懂不重要，最令人兴奋的是可以夺下王强的某个版本的所爱，最令人兴奋的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某个拍卖会上，或者旧书商手中买下一部王强所缺的《尤利西斯》珍惜版本，然后拿给他看，让他解读这个版本是如何的高妙和珍稀。
《孙衣言年谱》，谢作拳、陈伟欢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谈及永嘉学派，几乎必谈孙衣言，他是瑞安人的骄傲，而本书乃是关于他的生平的最为翔实的资料汇编。本书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引用了大量文献，将一些难得一见的原始史料，比如手札等，几乎是全文收录（编者注：此书收录的一些材料颇多标点错误)，因此这部专著同时也是一部实用的工具书。
前人关注孙衣言，主要在于他同治初年入曾国藩幕府之后的经历，而本书梳理了谱主早年的经历，读者借此可以了解到孙衣言的学术底色。书中谈及孙衣言曾任国子监琉球教习，关于琉球史料相对较少，通过本书的摘引可以了解到当时琉球的相关问题。
本书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孙衣言曾命其子孙诒让抄录一些文澜阁本之事。近些年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呈持续热点，江南三阁中，以文澜阁史料最多，其经历也最为曲折复杂，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很丰富，但少有人留意瑞安玉海楼跟文澜阁发生过哪些故事。除此之外，本书中还收录了孙衣言致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信札，由此可知，玉海楼中的一些抄本，底本来自不同的藏书楼，这也是少有人留意到的藏书史料。
《红楼梦靖藏本辨伪》，高树伟著，中华书局2024年6月
红学研究向来复杂，随着时间的递延又产生了不同流派，如何能在《红楼梦》研究中作出突破呢？当代一些学者开始利用大数据来显现出全新的研究思路。黄一农先生最早发表了有关“e考据与文史研究”的讲演，这种思路给高树伟先生以启迪，他利用自己娴熟的网络技巧，丰富的网络资源，开始探求各类历史遗案，其中之一就是对《红楼梦》靖藏本的辨伪研究。
本书详细讲述了靖藏本的来龙去脉，谈及1964年3月俞平伯收到了毛国瑶的一封信，毛在信中称自己看到了靖应鹍所藏的一部《石头记》抄本，从中抄录出这个版本上的150条批语，这些批语印证了早年胡适、俞平伯对畸笏叟与脂砚斋是不是一个人的猜测。毛国瑶抄录的这些批语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引起了俞平伯的极大兴趣，俞写给毛国瑶六十余封信，探讨相关问题。
相关专家当然想看到靖藏本原件，或者至少看到相关的影印信，但毛国瑶说，此书消失了。尽管如此，毛国瑶抄录的这150条批语仍然被红学界的一些专家认为是有价值的史料，应该广泛引用。以往已经有专家开始怀疑靖藏本之伪，写过一些辨伪文章，但均不足以改变红学界对这些批语的认可，高树伟的这部专著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同时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当年靖藏本的原藏地，以此将靖藏本之伪彻底定谳。对寻常所见问题作深入研究探讨，以抽丝剥茧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来指认问题的自相矛盾，这种治学方法最为严谨，也最有说服力。
《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薛冰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5月
以往读过薛冰先生的《南京城市史》，那部书主要是从城市空间的发展变迁来作系统叙述，对于南京的人文方面着笔较少，本书正是补《南京城市史》之缺，对南京的人文历史作出系统性研究与讲述。全书体量庞大，从先吴文化说起，一直讲到了晚清，展现出金陵一地完整的文脉。
作者的撰写方式乃是直接引用每个时代的相关史料，不作脚注，而采取随文注的方式，使得这部书既有阅读的顺畅性，又能让读者了解到史料的出处，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同时作者还插叙一些名词解释，比如何为“三朝元老”，何为“九品官人法”，由此使得这部书又有了文化普及的意味。
薛冰先生文史兼通，本书在撰写方式上也展现了这种优势。比如其中一篇文章，首先要解读什么叫“金陵王气”，同时考证出“金陵王气”首见于哪部典籍，这部失传的典籍是如何被后人重新辑佚。他从“金陵王气”又谈到了五百年后的“天子气”，并指出为什么这种“天子气”被东晋南朝人士所乐道。为了说明这一点，该书既引用正史《三国志》中的所载，又引用了《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转载的相关文献，甚至用干宝的《搜神记》来作为旁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终推出结论，这种写法最令读者信服。
《掌故家的心事》，宋希於著，中华书局2024年10月
三十余年前，有关掌故的书大受市场欢迎，那是刚刚结束书荒的年代，很多人将掌故作为历史来读。随着书籍海量的增加，人们对故事性的掌故兴趣转淡，但是前些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种名为《掌故》的丛刊，该刊由严晓星主编，在他的严格选择下，《掌故》更偏重于掌故的钩沉与考证，这种转变受到读者欢迎，《掌故》成为了一种常销不衰之书。
《掌故》各期中时常可以见到宋希於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言之有据，能纠前人之失，从文风看，我一直以为出自一位老学究，然而某次我在中华书局的伯鸿书店偶遇到他，竟然是一位标准的“后浪”，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你竟然如此年轻。”
本书乃是宋希於在《掌故》各期发表文章的结集，虽然有些文章以前读过，但再读这本书，于我而言仍有新获。我依然佩服他不疑处生疑的本领，比如其中《傅增湘逝世的日期》一篇。藏园先生是民国间第一流的大藏书家，有关他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几乎所有文献都会提到藏园老人去世于1949年10月20日，甚至藏园老人的嫡孙傅熹年先生在北大举行的“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活动时，也说：“今天是先祖藏园先生逝世六十周年。”而这一天正是2009年的10月20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直系亲属有如此认定，他人将无异辞，但宋希於却根据近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中发现了端倪。经过一番细致钩沉，同时以邓之诚日记作为佐证，他证实了傅增湘实际去世于1949年11月3日。
尽管已经落实下了具体日期，宋先生并未就此搁笔，他继续探讨为何那么多文献会把这个日子错成是10月20日，谁的提法，或者是哪篇文章最早有此讹误，之后又有哪些文献延续了这种讹误。他继续史料钩沉，终于把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先生的文章更多的是研究和考证掌故，而非讲述掌故。他的考证还历史以真实，也使得今后的写书人有了更为确凿的依据，可谓嘉惠士林。
《扬州诗传：诗词里的扬州》，韦明铧著，团结出版社2024年10月
韦明铧先生的这部著作出版前，我有幸读到校样，之后为该书写下了这样一段推荐语：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南朝殷芸《小说》中的一句话，奠定了大扬州千余年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明铧吾兄几十年来孜孜矻矻，钩沉与扬州有关的一切，恢弘壮丽抑或牛溲马勃细大不捐，全部纳入视野之中，为今世扬州文史第一大家。明铧先生新作《扬州诗传》，从诗学角度来梳理广陵文化史。古人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诗歌总集《全唐诗》就出版于扬州，由此奠定了扬州在诗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明铧先生的新作，从诗学角度来探究扬州文化史，可谓切中肯綮。
以上所言绝非过誉之词。近日我收到了韦明铧先生的著作新目，上面列出包括本书在内的85种专著，浏览此目，其中绝大多数专著讲述的都是与扬州有关的方方面面，其笔力之健，在扬州不作第二人选。
本书的写法较他以往有所创新，比如谈到扬州的旧城与新城，以我的想象，他会用大量史料来讲述扬州文化积淀之厚，然而这篇文章只将扬州建城史蜻蜓点水地谈了几句，主体讲述的则是清人搜集扬州的古城砖。他历数这些藏砖专家给出的评价之语，以此凸显扬州历史之厚重。接下来他谈到自己也有拣选扬州古砖之好，详细描绘了自己拣到的一块“两淮盐运使但监造”。韦明铧通过两淮盐运使的官职，讲到林黛玉父亲林如海曾经任过此官职，之后又考证砖上的“但”字为姓氏，于是又讲到了但明伦。通过这样的古今交融来引出相关故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对那段有趣的历史有了新感觉，或许这就是韦明铧的著作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两半斋续笔》，俞晓群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2月
我相识的当今出版家，多数在荣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但以勤奋来论，俞晓群先生能拔得头筹。
俞先生涉猎广泛，但其主要着力点仍然在近百年出版史料的挖掘以及当代书人的故事。近二十年来，新书界推销的手段除了网络，重点还有书展，因为每年中国有大量新的出版物面世，很多新书尽管天生丽质，可惜养在深闺人未识。在网搜时代，如果读者不能知道存在过这本书，那么他搜到这本书的可能性也很低，而书展是提高新书曝光率的主要方式。
全国各地每年都会举办不少书展，就社会影响力与市民参与度上来说，上海书展是每年爱书人惦记的重头戏之一，尽管写上海书展的文章有千千万，但是俞晓群仍然能写出新意，本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就讲述了他迷恋上海书展的八个理由。
俞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讲述上海书展的繁盛与热闹，他只说自己是位相信缘分的人，无论文化的缘分、时代的缘分还是师友的缘分，他始终相信上海这座城市有恰当的节点，因为这里有好的创意，好的作者，好的书稿和好的读者。他从这几个角度来论述上海书展为何如此繁盛。当然，作为一位出版家，引经据典是必然的，他会讲到百年来的上海出版史，以此说明上海是近代出版史第一重镇的地位。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一遍遍地前往上海呢？这八个理由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旧纸边上》，薛原著，金城出版社2024年6月
薛先生以一篇《写日记的理由》作为该书的代序，该文讲到某个读书群里有书友谈到了当下出版的各类人物日记，有人斥责说：“正派人谁还写日记、出版日记呢！”这种一棍子打死的言辞，最能博得眼球。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古语已经被一些博主用滥到了极致。
薛原比我涵养好得多，尽管他说此人的话令其反感，他也不认同写日记者不是正派人的说法，虽然他对许多当代人出版的日记不屑一顾，但并不觉得日记出自不正派人之手，只是觉得这些日记不值得一读罢了。
薛原是写日记的，他还出版过一本名为《海上日记》的书，他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薛原用他独特的薛氏逻辑作出了解读。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总能找到正派的解释理由。
遗憾的是，他的这部新作既不是日记，也不是日记体，更多的是他在读现当代人著作时产生的一些感悟。他为什么以《写日记的理由》作为代序呢？翻完这本书，我没找到逻辑，转念一想，薛氏逻辑是我等能轻易读得懂的吗？于是为之释然。
薛原对现当代绘画多有关注，或许是因为他喜欢画葫芦的缘故吧。我没留意过张大千是否画过葫芦，本书中有一文谈到了张大千众多弟子中的王旦旦。薛原说，王旦旦8岁时，其父母就发现了她的绘画天赋，于是家人安排她拜赵少昂等为师，学习花鸟和山水，而王旦旦本身也有家学，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篆刻家邓散木的弟子。
薛原从王旦旦讲到了八德园，王旦旦在八德园的那三年，深得张大千赏识，张大千拿出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送给王旦旦，嘱咐她临摹研习。以往谈到张大千与敦煌的关系时，相关文章几乎众口一词谈到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少有人讲到他珍藏唐人写经之事，更不知道他能将珍爱的唐人写经送给弟子予以临摹。
这些史料读来鲜活而生动，而唐人写经的应用也是他书少有道及者。
《陈振孙研究：以新发现陈氏九篇佚文为中心》，梅松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24年9月
陈振孙是宋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同时也被视为目录学的创始人，历代对他的研究已经很完备，但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新突破。本书作者正是基于《太平吕氏宗谱》《东庄陈氏宗谱》的发现，使得今人对陈振孙的相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太平吕氏宗谱》中发现的九篇陈振孙佚文，对陈振孙中进士的时间、结婚年份、担任吏部侍郎等问题都给出了准确答案。两宋时期，党争现象严重，陈振孙在政治上倾向于史弥远、郑清之为首的“四明党”，在学术上继承了永嘉学派讲求经世致用、注重实证的传统，但以往的相关论述大多模糊不清，这九篇佚文的发现得以清晰地了解到他与史弥远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者梅松还关注到了故宫所藏张先《十咏图》中陈振孙题跋的问题。文中讲到了1995年《十咏图》出现在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拍场上，经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专家的建议，最终由故宫买得此画。
这幅画是否为北宋张先的作品，相关专家对此争论不休，这幅作品的后跋中有陈振孙的一则，此乃陈振孙唯一传世的墨迹。正因为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梅松专门写文予以探讨。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作者认为跋语出自陈振孙本人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种既有倾向性又具客观性的说法。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梅松的研究路径以及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