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从废墟中找出来的“圣御碑”，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五月五日，是一块质地坚硬的赤褐色的产自雅安芦山的花岗石。高约七尺、宽约三尺、厚约八寸。正面镌刻有两个大大的“圣谕”二字，是隶书体，字体沉雄苍劲。
下面镌刻的一排钢叉大字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显然出自张献忠手笔无疑。在“圣谕”二字的两边，饰刻着龙纹。
历史记忆的深潭，忽然间为一部小说中一块碑石溅浪。
自2002年5月起始，巴蜀盆地内外的报刊、网络，民间与学界“七杀碑”与张献忠评说，时而潮涌，时而绵绵，至今不绝。
点击百度、Google就会立马蹦出：七杀碑的来龙去脉、张献忠屠蜀三百六十周年纪念（附相关文章）、成都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万万不可忘等等。
作者不仅有普通网民，蜀中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还有资深作家、高级编辑伍松乔也如是说。
对于“七杀碑”尽管学界对此说法纷纷，但田闻一对此深信不疑。可以印证张献忠生性嗜血的另一块石碑现存广汉市房湖公园里，是块红砂石的圣谕碑上写道：“天有万物予人，人无一物予天，鬼神自明，自思自量”，反映了张献忠的世界观、人生观有问题。碑的背后，是当年与之长期对峙的残明大将杨展率兵从嘉定（乐山）一直追到汉州（广汉）时，在圣谕碑后写下的“万人坟记”，记录了当初张献忠率军过汉州时的屠城惨状，之后被抹平。
田闻一坚持说：如果“圣谕碑”仅有警策意味，那么，张献忠的七杀碑，则是他大肆杀人的理论根据。
家族祖上发生的挖祖坟断脉的事件，是一朵从残缺的家族记忆里奋力开出的花，不，是田闻一私人记忆之树永远携带的疤。
这是近乎传奇的家族事件。
田氏原本为北方陈姓的分支。春秋时，从中原现今河南一带奔去山东齐国的陈氏一支改姓田，后来到了田完、田常父子时，田氏崛起；田完、田常父子先后任齐国的宰相、天子，史称田氏代齐。后来田氏一脉主要一分为三，主要聚居地为山东、北京一带和陕西、河南一带。
田闻一的祖上，发迹于清咸丰年间，因族谱已毁，究竟祖上何时入川，来自何方，现无准确定论。只知是明末清初从洪雅移至新津，而四川历史上有五次大的移民，洪雅田氏一脉又是何时何地移民，现需考证。不过，肯定为北方移民。迁居新津距县城只有八里吴店子的田闻一祖上，虽在清咸丰年间发迹，但寻根究底，发家的祖上名叫田贵，乡村私塾教师，虽穷，但想来人品是不错的，不然邻村李姓族长不会将女儿许给田贵为妻。
田贵亡后，葬于新津岷江支流雁河畔，是李家送的地。以后田贵墓地渐渐隆起，成了一个山字形的搁笔的形状，从此田氏后人渐渐地发了。出了好些文武大官，从省官到京官巨卿，灿若星辰；这山在新津被称为笔架山。
新津既有成都平原上的富庶，一马平川，星罗棋布的良田、烟村人家，也有成都平原上少见的峭拔神奇。九条河流从中穿过，再派生出若干条涓涓细流，给天上飞的，地里长的，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四时不竭的乳汁般的滋润浇灌。特别是，从出成都不远处的双流县境内隆起的牧马山，像一条在成都平原上腾起的青龙，一直走到号称“走遍天下渡，难过新津渡”的傍岷江一侧的旧县──五津镇止，而五津隔三条大河，与万瓦鳞鳞的县城相望。县城隔波光如镜的南河，又与对面的宝资山、老君山相望。在金瓶似青葱的宝资山上，矗立着一座玲珑剔透红柱绿瓦的六角亭，从六角亭上朝下俯瞰，江风浩荡。三江汇合处，更是形成一派汪洋，这就是古诗中“烽烟望五津”处了。既有川西平原富庶清新，又有虎踞龙盘的山水。当然，新津的风水自有它的神秘之处。
田家大发而特发之时，李氏却渐衰微，田家不理睬李氏族人，这就让李氏族人心中愤愤不平。李氏族长带一帮人到县衙门击鼓鸣冤，登堂的县大老爷名叫宋灏，是个鬼才，精通风水。
听说李氏族人要告田家为富不仁，县长宋灏浩吓着了，说，人家田家的官从省里当到京城，别说我这个七品芝麻小官搬不动田家，就是你们告到省里去，也没有用。
那么咋办呢？李氏族人不依，田家是从田贵发起的，而田贵的下葬地笔架山，是我们李家的，这块风水宝地，田家该还我们李家。
这个，简单，既然是你们李家的地，挖了就是，打啥子官司？！
宋灏的话让李氏族长醍醐灌顶，这就在一个晚上纠集了一些族人，荷锄拿锹，轰拥到雁河将笔架山挖得稀烂。果然应验，笔架山一倒，田氏一脉就像倒山一样倒了，垮了。一个晨光熹微的早晨，宋灏青衣小帽，带一个随从，来到已经挖了的笔架山，反复勘探后，拂须长叹，“田家从此以后掌不到印把子（意即不能掌权），但田氏文脉却挖之不断，他们的文脉长存。”
以后，田氏家族的走向，及宋灏一家的命运，似乎真是得到了印证。
宋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新津遍寻风水宝地，最终寻到一块最佳风水宝地。一直跟着他出外做官的小妾死后，他将小妾秘而不宣地埋葬在他精心选出来的宝地中。以后，这位远道从海南来新津做官的他的后人，在民国时期大发而特发。
新津田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历史上受皇帝册封的匾阁及有相当等级人家才能树的石杆，在门前交相辉映。他的爷爷是清末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他父亲辈四兄弟，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大伯父田香圃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事迹是上了新津县志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华西大学中文系。12岁离家的父亲，以后历经坎坷，现在尚健在。田闻一的母亲家更是出身名门，书香世家。也许这些潜移默化的因子，个人心理的预先确立，注定了他以后的写作生涯。这正如田闻一自己所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我的命运。
写作也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文脉不断，文脉绵绵。一份暗示的家族荣光，一份前定的个人艰辛。
对于田闻一来说，这样的几近传说的家族史上的记忆疤痕，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暗喻，继而成为一项终生必须肩负的使命，最后又化为一种深深潜藏的意识之下的不可遏制的狂热的写作冲动，一朵时时绽放的人生花朵。
并且，这种冲动时时爆发，相当猛然；田闻一也为这种冲动时时而病，相当深沉。
欲割不能，欲罢不休。一部小说将完，另一部已在酝酿之中。酒香四溢的前头，是沉默不语泥土深厚藏聚天灵气百年老窖，高浓度的原酒。这老窖便是书香的世家，这原酒便是蒙养的家学。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不算此前的酝酿，前后写了三年，其间因写得辛苦而大病一场。
这是写作的代价。
当他写完30万字的《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后，朋友问下部写什么？田闻一借句四川人的俏皮话答：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他说：当然也有写作的火光在脑海中闪烁，但我得让这些火光在脑海中砰砰地燃烧起来，燃成冲天大火，才能写作下一部。
文学创作，这就是田闻一今生今世亲证自然、社会与人的相聚方式：写作的高峰体验，人格升华的最重要的路径。
田闻一的爷爷田宝书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军事，与他一起留学日本却大不如他的大邑县刘禹九回国后，却做了军长，成都督军。田宝书只做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成都警察局长。在对社会极端失望之际，满腹经纶的他挂冠而去，回新津乡下，过着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生活。之后，刘禹九专门派人抬起八抬大轿去请田宝书出山，田宝书却大不屑坚持不出。此人之禀性，似乎也应了田家的人没有武脉的命。
近代，大邑县出了“三军（长）九旅（长）十八团（长）、营长连长数不完”，刘禹九当为最先出山的一个军长。
家族的遗传，除了生理特征遗传外，在心理文化遗传上，田闻一秉承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外公。
外公陈月舫，清末民初的四川蓬安才子，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田闻一曾有一篇朦胧乡情的散文《蓬安才子与成都赖汤圆》，其中有画面感十分凸显的文字，专门回放了当年外公来成都赶考，等候留学日本名额发榜消息的历史镜头：
那日，忧心如焚的外公早早起床，出了鸡毛小店，顶着寒雾，借着微茫的光线，沿着两边都是破旧房舍，狭长得犹如一条鸭肠子似的小街向前走去。就在快要走出窄巷时，远方，雾海中有一盏灯笼，灯笼上有个“赖”字。很快就看清了，这是一个年轻妇女在卖汤圆。行头是一副担子，一头挑着碗之类的家什，一头是炉子。炉火熊熊，舔着一口荥经砂锅，老远就闻到了在开水中沸腾跳跃的糯米汤散发出的甜香味。
民国初年有个值得研究的人才现象，那时的四川的人才似乎是一窝一窝的出，相当集中。比如郭沫若所在石室中学，就出了世界级的大生物学家，又称通才的周太玄，还有音乐学家王光祈、文学家李劼人、大数学家魏时征等；当然还有郭沫若。这些人物，都是世界级的人物。而无独有偶。当时与他外公一起，后来留学的表兄陈抱一；同是顺庆中学，后来因为成为军阀而名闻巴蜀的杨森、王瓒绪等都与他外公是同班同学。
外公留日后来后，做过自贡自流井盐务总官，在王缵绪主政时，更是受聘出任过省政府秘书长，成都春熙路就是他起的名。外公是一介标准的清流文人，后来因厌恶官场急流勇退，在人生的大半时期专心做学问。新中国成立后是四川第一届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前去世。外公是著名书法家，作品被收入《国民以来著名书法家作品集》中。
外公还曾与齐白石有过很深的交往，20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齐白石来蓉就住在成都东马棚街外公家，有两三个月。临走时，赠了一轴画，上有九十九只虾。一直保留至“文化大革命”前，被一个怕事的家里人烧掉了，当时外公大病卧床，无可奈何。
杜甫草堂好些诗配画的挂匾，都是外公的笔墨，“文化大革命”时被刮掉了名字，至今都没有恢复。
刚毅不阿，清廉不污──外公这类中国旧式士大夫文人形象，时显时隐在田闻一的小说中。
外公的表兄陈抱一，做过民国的四川财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与朱德有相当友情的他，得到朱老总的保护，可惜信来迟了。下午朱总司令的信就到，不愿受辱的他上午跳进了冰冷的嘉陵江中。
田闻一的舅舅陈懋鲲，邓锡侯的幕僚亲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追随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龙兴寺起义。
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复杂的血缘、地缘关系，跌宕突变的历史社会风云，让田闻一对清末与民国的历史掌故、传说多有所闻与感受深切。这对他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掌控能力的形成──擅长驾驭众多历史人物关系、矛盾大冲突、命运大逆转，重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道理。比如他创作的《成都巷战》，为多家出版社看中，最后交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就对民国时期大邑县为什么一连串出了三个军长、九个师长和十八个旅长作了很精彩的地缘描述。古人道“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宋濂），本来四川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平原大坝出文人，而偏偏大邑出行武，原因是那里地处盆地边缘，山高林深水流急，有西岭雪山，故人多强悍。
女性的美丽与善良，大胆和浪漫形象，为田闻一笔下的亮丽风景。
无论是《赵尔丰──雪域将星梦》里的“蛮丫头”──赵尔丰从康巴地区带回成都的藏族姑娘卓玛；或是在书中昙花一现的尹昌衡一见钟情的绝色少妇；《张献忠──大西皇帝梦》里的柳娘娘；《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中与小凤仙齐名的青楼女子良玉楼……都是那么妩媚，楚楚动人，泼辣刚烈，有牺牲精神，深掳人心。
在谈到历史小说创作经验时，田闻一在再版的《赵尔丰──雪域将星梦》后记中说：写作之初，我感到我与赵尔丰这个人物之间有距离，不仅有时间距离，也有心理距离。当赵尔丰被推上断头台时，我的父亲都还没有出生。而最终让我与他心心相通的，从而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媒介，是中间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一些细节──这就是我从小听来很感动，不知不觉深埋于心的一个“蛮丫头”──赵尔丰从康巴地区带回成都的藏族姑娘卓玛。在赵尔丰生命最后时期，在风流倜傥、雄才大略，年仅27岁就被推上四川省军政府都高位的尹昌衡的军事压迫、政治攻势下，赵尔丰从康区精选出来，带在身边的三千百战精兵，在他病入膏肓、走投无路之时，跑得一个不剩，只有侠肝义胆、美丽飒爽的藏族姑娘卓玛伴随始终，最终以命相搏，香消玉殒……
正是这样的充满人性之善之美的女性和她们的细节，“砰”的一声点燃了自己的创作火花，沟通了古今人物之间的隔膜，而让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这是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幻想性的补偿，同时取悦于自己与读者。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东方古典情爱审美价值取向。
在他的笔下，女性多为真善美的象征。古典女性优雅与爱心，散发着圣洁的光辉，为田闻一童年少年时的幻影，那一个残缺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渴慕。
实际上，这是他多蹇的童年时期潜意识里需要而无法得到的慰藉，灰暗的少年时期一抹暖色。
蓝风筝，少年的梦永远会破碎地挂在树梢，在风里哭泣。田闻一被烙在心上的痛。
不可理喻的是：家庭的厄运，竟从滑稽开始。
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的父亲，开始在旧四川建设厅做科员，生活平稳，波澜不惊。1949年7月，他竟不听家里人劝阻，死活硬去巫溪县当税捐处处长。结果做了国民政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末代处长，三个月一百天。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父亲命中注定，成分官僚──旧王朝的最后殉葬品，一个自己赶水上趟的小官僚。此后的社会政治人生，被注定坎坎坷坷。
为了家中生计，后来父亲去了山西运城师专教书，对于少年的田闻一来说，长期在外地的父亲形象完全是生活在印象中的。田闻一对父亲的印象，是他月月给家中寄钱和不时寄些他发表的游记散文类作品。那时，能发表作品的人不多，被许多人顶礼膜拜。虚荣心鞭挞着我向印象中的当中文系教授的父亲学习、看齐。母亲带着儿女们回了老家新津。出身名门的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了革命，后来一直在新津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多任校长，多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相当有名。
历史的玩笑，家庭的暗夜。在浩劫风暴不停搅杀的年代，一天夜晚，田闻一母亲悄悄地抹着泪，在浑浊灯光下读她丈夫从运城的来信：作为1957年的滑脱右派，父亲终于在1960年被定性为正式右派。原因为毕业于美国人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气息。
历史也有惊人相似，在那个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同时发烧。似乎有所关联，若干年后，人们才知晓，那时候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在折腾麦卡锡主义。
后来，父亲被开除公职，回到成都，说出了一个更为骇人的事情：与自己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共三名，那两个都是从北师大出来的，因生性太烈，不忍屈辱，竟然相约爬上运城炼钢厂几十米高的烟囱，纵身跳进冒着火星的黑洞里，悲辞人世间了。
太刚烈了！听得人毛骨悚然。
这样刚烈的、宁折不弯做真男子汉的脊梁形象，让做了历史小说家的田闻一，在自己的作品里是时常地闪现的，每遭血光之时，便有人不惧刀刃，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血花飞溅！如《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中的苗人起义首领彭家兄弟之死，俱是山风呼啸，溅起多朵玫瑰似的血花，把天地都染红了。
同为那个时期的悲情故事。每当田闻一沉浸在回忆中时，魂灵就无法安宁。
在新津读书时，遇上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指路人──最喜爱的语文陈老师，挚爱文学，而因学师范的缘故，没当作家，转而精心呵护9岁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诗歌的学生田闻一。不断地赠书与自己，又共同勉励，陈老师竟与作为学生的田闻一拉手指勾，看谁先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在那个时代，文学的大小殿堂，对于一个钟情于文学的少年来说，是多么的神圣，而自己语文老师又如此看重自己，这是多么大的鼓舞，何等的助力与激励啊！
在那个年头，能够暗地妖娆自己文学之梦，浇灌自己的文学之花，欢呼自己的文学之虹，对一个少年是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纯净的企盼。
亦师亦友，四目相对；四掌相击，人间情愫。
陈老师，目光炯炯，神完气足。省级游泳健将，形体健壮。然，终生未婚。性格幽默，有点嗜酒，在全民生活困难实行配给制时期，人家问酒够喝否？他答：三两尚不够，何况二两？！讥笑对讪笑，陈老师太遭人忌恨了。
陈老师在浩劫之时的一年旧历五月端午前，粽子都没有吃，就投了新津南河自尽。临行前，担心淹不死，又怕牵累别人，便以绳用牙齿牵咬缚自己捆手臂并留下二寸纸条：“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只与一根绳子有关。”
长歌当哭的黑色幽默，玩笑死亡的黑色做派。
陈老师去了，一位刚烈的文士纵身投入了日夜滔滔的岷江，这让人想起了屈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而诋毁他的人还说他死有余辜，到美国总统肯尼迪那里报到去了。
击水中流，畅想人生。是每年夏秋陈老师与自己下南河游泳的固定节目。而自那年始，田闻一从此再也不肯在那里下水了。有气象记录，那年的夏季为百年溽热之最。傍晚血红滚烫的太阳，将南河染得通红崭新。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水里扑腾，浪花飞溅。而少年田闻一突然变得深沉，他一口气跑上宝资山上那座六角亭，一动不动将自己站定成一尊雕像。想着他的陈老师，满脸泪花，心头低唱苏俄歌曲《三套车》：冰雪覆盖在伏尔加河上……
烽烟五津，山水苍茫，新津的三座山峦涌动悲屈呐喊，新津的三条江水滔滔无语铅凝。
陈老师的故事，在田闻一童年少年时的白日噩梦系列中，是最为惨烈的尖叫。那个年头噩梦与现实交织，常醒来时，手脚发麻，虚汗淋漓，衣衫尽湿。
若干年后，虽说已有专门文字凭吊，却永远无法消除田闻一少年心底的巨创。恐怖的情结，对这种情结的解读，只要我们细品他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细节、物体、景观，就能找出与之相对应的无意识的血茄痕迹。
这样的情结将会无休无止地纠缠田闻一和他作品中的人物。
变形、隐喻、象征、拉伸、压缩……田闻一在自己的小说人物的系列塑造中，奋力地鞭笞人世间的假丑恶。
人性、人情及人的命运，为历史小说的存在世界。
文学即人学。田闻一笃信的创作箴言。
设置《张献忠──大西皇帝梦》的情节时，有两个看似对立、黑白分明的章节：第十八章：偶尔露峥嵘，西王本色是将军；第二十四章：焚烧成都，败走川北。
前者，叙张献忠骁勇在新津大败残明总兵杨展，尽显英雄本色。
后者，却借引用李劼人先生的《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有关文字作为对张献忠的定评，末段为：
成都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但是也有剩余的：一、蜀王宫墙和端礼门的三个门洞，以及门洞外面上半截砌的龙纹凤篆的琉璃砖；二、横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栏桥……总而言之，自成都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
对于张献忠的人物形象塑造，田闻一并没有政治的解读，即没有套用农民起义英雄的政治模式，也没有流于道学史家的陈词，而是依照自己的理解，从人性角度下笔，剖析一个心理上存在严重缺陷的农民造反领袖的喜怒哀乐，一个文化上教育残缺而智商极高者的诡诈与犯傻，一个封建社会流寇极权主义的嗜血者的任性恐怖，并将其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中：乱世风云，江山变幻；狼烟鼙鼓，豪雄并起。
田闻一说农民起义现象本身是一个平衡打破后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所以有功有过，张献忠也不例外。我对张不文过饰非，而是把他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一个人生观世界观有问题的人来写。张献忠是个能征善战、性格表面上豪爽，其实很诡异的人物。
写《张》是想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在田闻一看来，张入川这场浩劫不仅中国历史上罕见，就是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张献忠进入成都时，成都是40万人，唐宋以来就是全国五大繁华都市之一，有“温柔富贵之乡”称誉，从马可·波罗的日记中也可看出成都的繁华。然而，张献忠撤出成都时，将成都一火而焚之，残杀数十万生灵。张献忠之后，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有几万人，成了虎狼出没之地，省会也迁往阆中……因此才有清康熙之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
然而，张献忠毕竟是农民起义者，在田闻一笔下，有时不免些迟疑不决的无意识笔触。这才有第十八章：“偶尔露峥嵘，西王本色是将军”──如此的情节设置，应验了精神分析批评的哈姆雷特及心理学上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
这是一个烙印，深深地留在田闻一那一代的心底。这也是一种东方社会情感的内分裂，东方政治的弑父情结。
当然，作为文化历史作品，田闻一正是这样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从情欲的世界出发，还原历史场景，完成了文学形象的塑造。
无疑，这样的塑造打破了以往历史文学作品的政治的图解和历史的误码。同时，田闻一也体验了自己的无意识情结的又一次抒发与宣泄，这也是他的人生阅历的文学投射与亲证。
让文学性，通过溢满音响色彩气息的画面感凸出来，这是田闻一的追求与努力。
对于田闻一，开始的文学贮备除了唐诗宋词、中国的四大名著的滚瓜烂熟之外，他是极喜欢优秀的苏俄文学作品的。说起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他眼睛发亮地赞叹道：那画面描述有壮美！那是真正的史诗性作品！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天。
古城成都傍晚的景色很美。太阳下去了。月亮还没有起来。一朵由灰转黯的浮云低低地挂在红墙黄瓦的皇城城楼上。群鹤归巢了，朦朦胧胧中，只见那一群精灵跳起洁白的舞蹈。（《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这样气象宏大的描述，饱满情感的句子，意境高远深远的画面。在田闻一的小说中，可以说是随手可捡，俯拾即是。
在一阵时间，田闻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这是作家客串批评家，被圈子内称为田闻一现象，其实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贮备的方法之一，学作结合，在分析研究中提高自己。
纪伯伦说过：理性常是诗歌的绊脚石。
这是指理性思维会干扰感性思维，也似乎为学者、批评家和作家的分野。
然而，田闻一更为听信纪伯伦的另一则隽永朝露般晶莹的话语：学者和诗人之间有一片绿地；倘若学者穿越它，他就会成为智者；倘若诗人穿越它，他就会成为先知。
对于优秀先进的理论，田闻一反复强调说自己是主张做实践实战实力派的。
至今，他尚珍爱的文艺理论著作是《金蔷薇》，一本苏俄的，可以当作优美散文阅读的文艺理论小册子。这是自己的文学指路人陈老师赠送的。
创作历史小说作品，是要谙熟历史的。田闻一在《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后记中，专门感谢已逝的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和四川《文史杂志》的李殿元先生。
为了创作的准备，他专门细读了任先生长达60万字的专著《张献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他说：历史文学作品不好写。既要尽可能地收集翔实的资料，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将人物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上，进行洞烛幽微的分析、透视，从而鲜活地展示出人物。既不能胡编乱造，搞戏说，又不能拘泥于史料。犹如戴着镣铐跳舞。
成都的竹枝词、陕北的信天游。田闻一说，作为历史小说家，还必须研究历史风俗文化，对地域的服饰、饮食、交通、民间文学与掌故……都应了如指掌。比如，他是成都市地方志学会会员、蓬安县司马相如研究会理事。
为了创作历史文学作品，行走四方，观察山川地貌，体验风土人情，与当地人做朋友并时时保持联系，也是田闻一的必修课，他的作业就是随时发表的游记随笔。
生涯有限，行者无疆；唐诗宋词，日落日出；文化自然，交替领悟。作为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所必备的超强的画面感、超强的想象力，不断地在这一过程中萌动，滋生。
作为擅长表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关键时期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小说家，田闻一，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面前，他是极为清楚的：对于历史事实是最重要的，而文学则揭示人性的本质真实。歌颂人性的真善美、鞭笞人性的假丑恶，为田闻一历史文学作品的最高主题。为了更好地塑造历史人物的本质真实形象，他的历史小说多是萌芽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选材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成就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如此的风云际会，矛盾纠葛，大逆折，大跌宕，才能更好地呈现宏阔的诗性画面，设置紧张情节激烈冲突，凹凸小说人物本质性格形象。
这是田闻一亲证历史之蕾，升华文学之花。
人性之光，在时间的流水上闪烁……
文学呈现画面，主题隐没，好的历史小说不会阅读完的，以文学还原历史，让读者接着评说。
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常识面前，“七杀碑”风波，止于智者。
2017年田闻一悉尼留影（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资深媒体人；四川省直（红星）作家协会顾问，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名誉副会长。著名长篇军事小说、历史小说作家。擅长以近百年间巴蜀大地上的重要人物、重大题材创作，成果丰硕。同时擅长散文、随笔写作。
作品曾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黄河入海口散文奖，巴金文学院奖，全国首届“大红鹰杯”征文赛中篇小说唯一一等奖等。有作品先后入选《四川五十年文学作品精选》（长篇卷）《四川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作品精选》（长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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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