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建设》2002年第11期载方文一先生文——《关于〈烛之武退秦师〉中“武”的解释》，谓“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一段，中学课本对“武”的注解“用混乱相攻代替联合一致，这是不勇武的”，“不够确切、不符合原意”，而“应采用《左传》本书的训释”：“师众以顺为武”——军队里把服从军纪叫做“武”，“是指军队中的一种道德标准，是上古军人的职业道德”。
笔者以为，此“武”字释为“勇武”，确实不够确切；而如方先生所释，似乎不得“《左传》本书训释”的要领，未弄清楚为何“师众以顺为武”，因而也是不够确切的。谨陈管见如下。
“武”确实是上古时的抽象道德观念，义为勇猛、刚健、威武。在此句中，确诂为“威武”。
一支军队，如主将威严，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莫敢违命，军容整肃，步调一致，方为威武之师；反之，则为“不武”——试想，军队号令不一，各行其是，互相掣肘，甚至各部火并起来，大打出手，这军队尚有何“威武”可言？
此时的晋文公，已非复当年流亡于齐、贪恋美姬良马、乐不思晋，被人灌醉上路，酒醒了，还“以戈逐子犯”的花花公子，经过十九年政治流亡的磨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已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比起褊急、狭隘的子犯来，他的胸怀更阔，眼光更远。
虑及晋秦两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为维护两个大国在小国面前的威望，他当然不愿把晋秦两国的矛盾，暴露在被讨伐方郑国面前。于是，他用“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的道理，说服主张火并的子犯等人，是非常明智的。
古人很讲究礼义道德，军人尤其注重威武。所以，子犯等人心服口服，晋秦分别撤兵。虽未达到军事目的，但毕竟整齐威武而来，整齐威武而去，保持了联军表面的友好、军容的整齐体面，不至于互相打个鼻青眼肿，让郑国看笑话——那晋秦军岂有威武可言？就是“以乱易整，不武”了。
如把此“武”释为“师众以顺为武”——军队里把服从军纪叫做“武”，那是谁“顺”谁、谁“服从军纪”呢？且晋文公论述的是击与不击秦军的是非得失利害：不击而示不忘恩、维持团结和睦、军容整肃，则为仁智武；击而背德、失其所与、以乱易整，则为不仁不智不武。根本不涉及服从军纪、军队中的道德标准等问题。
《左传·襄公三年》中，“武”字的词义与此类似。原文是：
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
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杨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训，以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
全文之意，大致如方先生所释，但也只有“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这关键的两句，尚须斟酌。孔颖达正义释得极其准确：
臣闻军旅兵众，顺从上命，莫敢违逆，是为威武；……军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讨罪人，虽有死难，不敢辟死，犯违法令而纵舍罪人，是为共敬也。
军人服从主将命令，谁也不敢违犯军纪，这才表明军队威武——“师众以顺为武”，“武”仍是“威武”之意。
魏绛只不过强调，军队的威武主要是以军人服从将令表现出来的；现在杨干违犯命令，扰乱行列，军队还有什么威武可言呢？我作为司马，为维护军队的威武尊严，宁可死去，也不违犯法令而放纵罪人，这就是尽心敬业——魏绛在这里是说“武”与“敬”这两种品德在军旅行动中的具体表现，并不是说“武”与“敬”还有什么特别的词义。
“为”也就不宜译为“叫做”，孔颖达正义的“是为”，相当于“是”，可灵活译为“就说明、就体现”。因此，如释“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为“军队里把服从军纪叫做‘武’，在军队里做事宁死不犯军纪叫做‘敬’”，似未合魏绛语意。
“师众以顺为武”并非意在强调“武”是军队中的一种道德标准、古军人的职业道德，而是强调师众顺命的重要性，说它是军队之“武”（威武）的必要条件、重要表现形式，以揭示杨干乱行罪行的严重——破坏军队的威武尊严，并给自己戮杨干之仆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维护军队的威武尊严。
同样，“军事有死无犯为敬”也并非意在强调什么是司马官的职业道德，而是强调，自己冒死亦不失职违纪、放纵罪人，正是尽心敬业的表现，怎么反倒该杀呢？
“武”是威武，“敬”是敬业，这是这两词的词义；而“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是说“威武”与“敬业”这两种品德在军风军纪及司马执法两方面的具体表现。如把“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理解为是在给“武”、“敬”两词下定义，那就错了。因为“武”与“敬”（“威武”与“敬业”）在其它不同场合还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们试观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
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
又贾谊《新书·道术》：“接遇肃正谓之敬。”其中武的词义是威武，敬的词义是敬业，“刚强直理……夙夜警戒……”不过是“威武”与“敬业”这两种品德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形式。
如果按方先生的理解，就是误以概念的具体表现为概念本身，“武”与“敬”就要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了，那是不合逻辑的。
古人经常分析概念在具体场合的具体表现，以加深对此概念的理解，达到正名、明辨是非的目的。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师直为壮，曲为老。”
又《十五年》：“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
都不是在给“壮、老、义、信、命”下定义，而说其具体表现，目的是确认某种表现、行为、现象合乎或属于某概念的界定的范围。
又如：
《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又《十五年》：“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
显然，“民之主”不可能有两个定义，两例是说有这种品德能力者，皆堪为“民之主”。而“民之主”之含义不过是“人民的靠山”而已。
古代典籍中，“武”释为“威武”是常用义，在《左传》中尤其如此：
《礼记·孔子间居》：“《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
《宣公三年》：“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杜预注：“初称畜老，仁也；不讨子公，是不武也。”
《左传·宣十二年》：“彘子曰：‘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臣。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
《襄十年》：“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
而典籍中从未有释“武”为“服从军纪”的“职业道德”的。
而且，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对晋侯其人，讲“军人的道德标准、职业道德”是于事无补的。只有从他也希望维护军队的威武尊严的私心入手，说明破坏军纪则有损军威的道理，才能使晋侯明白魏绛是忠臣，是冒死以维护军风威武，是尽职敬业，从而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愚蠢自私，进而权衡利弊，割爱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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