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被误会了?

“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这是吴敬梓在15岁时写下的《观海》诗中的句子。作为“全椒(今属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吴氏科举家族”后人,此时颇显自信。不出所料,吴敬梓18岁便中秀才,可此后数度科举,再未成功,30岁生日时,悲叹“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

个体生命的悲剧,凝聚成不朽的《儒林外史》,据学者张红波钩沉,民国时,《儒林外史》入选国文课本的次数最多(58次),远超《红楼梦》(17次)。

钱玄同说:“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水浒》和《红楼梦》其文字虽好,但是也还有几处淫秽的。独有《儒林外史》最为干净。”

“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胡适语),鲁迅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

《儒林外史》风行,有三次机缘:一是“五四”期间,得胡适、钱玄同等推崇;二是1954年举办的“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纪念大会”,掀起研究热;三是1981年的“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研讨会”,推动学术进步。

今年是吴敬梓逝世270周年,有纪念活动,却少有人知。对于《儒林外史》,许多读者的理解仍停留在“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八股文”“一部讽刺小说”等传统认识层面,实有刷新的必要。本文主要依据著名学者陈美林的《吴敬梓评传》一书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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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连环画

全椒吴家刷爆“好运卡”

1701年,吴敬梓生于安徽全椒吴家。

吴家本浙江温州人,“靖难之役”时,先祖吴聪“从龙”有功,成五品骁骑卫,封在江苏六合(今属南京市)。明初军职可世袭,但嘉靖十年(1531年)规定“别无立功者,不许袭”,吴聪后代吴转弟(家谱记为吴凤,或后人觉“转弟”太土,重起了名)成平民,迁至全椒务农。

吴转弟的儿子吴谦业医,有钱培养儿子吴沛读书,吴沛只是秀才,但5个儿子中,4人是进士,老四吴国对(吴敬梓的曾祖父)是探花(第三名)。

吴家转运,家族传说是吴转弟的墓地好。吴谦请风水先生简尧坡为父选“吉址”,待之“甚厚”,却三年未成。简羞愧欲辞,适逢雪,吴谦约他到酒楼小饮,简望向窗外,意外发现一处佳地,略偏,故“子未即发,至孙乃大发”,竟应验。

吴家下一代又出三举人:吴国对幼子(吴昇)中举,吴国对的孪生弟弟吴国龙一门,两人中举,其中吴昺是榜眼(第二名)。

“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可此后两代,吴家“好运卡”似已刷爆,无人再中举。吴敬梓和爷爷(吴勖)、父亲(吴雯延)三代无成。因吴勖的哥哥吴旦之子吴霖起无后,吴雯延多子,故14岁时,吴敬梓和一个姐姐被过继给吴霖起。

吴霖起也只是秀才,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科考后的拔贡考中,成绩优异,候选28年,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被任命为江苏赣榆县(今属连云港市)县学教谕,带14岁的吴敬梓赴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霖起无故被免,一气之下,回全椒后第二年便病死了。

乡试惨败 嗜欲不改

从名字可知,吴家对吴敬梓寄予厚望,“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吴敬梓“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18岁便通过了秀才考试。在赣榆县陪嗣父期间,吴敬梓几度回全椒,娶陶氏,还曾在南京侍奉生父吴雯延。

嗣父吴霖起去世时,留下“二万余金”遗产,亲族们立刻变成“怪鸮”“封狼”,分家析产之争让二十四五岁的吴敬梓饱受刺激。大量财产被侵夺,妻子陶氏郁郁而终。《儒林外史》中,严贡生、严监生兄弟为了财产,展开立嗣之争,或本于此。

吴敬梓有糖尿病,却借酒色解愁,即“迩来愤激恣豪奢,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加上“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致“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

雍正七年(1729年),29岁的吴敬梓再度科考,因酒后怨言,遭人举报,差点被取消资格。明代即有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清代更严:“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吴敬梓向主事者下跪求情,反遭羞辱,幸学使李凤翥宽厚,录吴敬梓为预试第一。吴敬梓倍感兴奋:“今兹冠军小得意,斯文秘妙可自参。”可李凤翥任满回京,接下来的乡试中,吴敬梓惨败。

“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鲍子知余,满酌屠苏醉拥炉。”吴敬梓这样写道,但他的“嗜欲”没“减半”,在诗中,他记录了与秦淮歌女苕苕的欢聚,且“缠头十万等闲看”,虽“金尽床头”,却为“赢得才名曲部知”而自得。

穷困时受雇给人舂米

1733年,33岁的吴敬梓变卖祖产,举家迁到南京。吴敬梓第二任妻子是叶氏,其父叶草窗是医生,生性淡泊,以“爱女适狂生”。在“秦淮河岸的水亭”,吴敬梓买了房。

胡适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未确。到南京时,吴敬梓已困窘,“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收入靠赞助。

其一来自嗣父吴霖起的侧室程氏,吴敬梓原配陶氏去世后,程氏将吴敬梓的长子吴烺抚养成人,且让自己的商人兄弟程丽山常接济吴敬梓。

其二来自盐商之子程晋芳,吴敬梓比他大17岁。吴敬梓几次去淮安,借口访友,求取衣食,程晋芳“性好施予”,后经营不善,无力再助。

其三来自官员,如卢见曾,吴敬梓颇有诗名,“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资助他可博“养士”美誉。

其四来自友人,如吴培源、朱乃吾、王崑霞等。

移居南京后,吴敬梓开始写《儒林外史》,1748年至1750年完成。最穷困时,吴敬梓受雇给人舂米。在小说中,吴敬梓嘲讽周进、范进等被科举扭曲,可他自己亦醉心科举。

乾隆元年(1736年),清朝开博学鸿词科,有主官推荐,即可参加。在考试中,吴敬梓也写了“五色兼三色,千秋捧圣皇”之类肉麻的颂圣诗,可省试时,他未能终场,或因病情恶化,无法支撑。

清朝只开过两次博学鸿词科,此次主考官鄂尔泰与张廷玉各立门户、水火不容,到京御试者267人,仅15人被录取,名流沈德潜、厉鹗均铩羽。吴敬梓应无成功机会,他却懊恼地写道:“咫尺仙源缘分乖,莫愁真合住秦淮。”

骂乡试不骂省试

1749年,乾隆办“经明行修”考试,吴敬梓“晚年研治经学,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但未参与。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召试(面试),吴敬梓未参加,他的儿子吴烺通过了考试,被赐举人出身。

人们常以为,吴敬梓反科举,思想源自黄宗羲。胡适说:“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其实,黄宗羲不反科举,只是认为“取士之法失之太严”,应“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

程晋芳说,吴敬梓“独嫉时文(指八股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但吴敬梓自己就是时文高手。吴敬梓抨击府县试、乡院试等,从未指摘更高级科举。他批评的是读书人的丑态,没批评科举制度。

1754年,吴敬梓赴扬州,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卢见曾首次任此职是乾隆元年(1736年),1739年被革职远戍。送别时,高凤翰绘《雅雨山人(卢见曾的号)出塞图》,10余人题诗,有郑板桥,也有吴敬梓,这是他存世唯一手迹。

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史,吴敬梓借庆贺去谋食,卢见曾表现冷淡。吴敬梓准备回南京,遇儿子吴烺的好友王又曾,相谈甚欢,至夜方散,吴敬梓微醉,安枕未几,因糖尿病并发高血压辞世。遗物只有典当衣服的余钱。

吴敬梓归葬在南京城外清凉山脚下(一说凤台门附近),已无遗迹。

在为整个儒林作传

《儒林外史》初期在文人圈中手抄流传,目前所见最早刻本出自嘉庆八年(1803年),吴敬梓已去世50年。

正如胡适所说:“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儒林外史》在民间流布不广,直到“五四”时期,才“飞入寻常百姓家”,此时吴敬梓已去世160多年。

今天读者对于《儒林外史》的理解,多是“五四”时期形成的,未必符合吴敬梓的想法。三个说法尤显突兀:

其一,《儒林外史》是反科举、反八股文的小说。

其二,《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

其三,结构糟糕。胡适说:“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鲁迅也说:“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

这些说法都是用西方小说观套《儒林外史》。学者罗舒敏在《〈儒林外史〉“讽刺说”献疑》中指出:西方小说源于史诗,聚焦于个体叙述,重结构;中国小说源于历史传记,没有固定的中心,呈“非均一性”“异类混合”的特点,即题材不单一、手法多样、语言媒介模糊……

古人写小说,多自称“野史”“稗史”“外史”“传”“外传”等,目的是探索整个人生,而非个体命运。吴敬梓不想把《儒林外史》写成某个人的故事,他要为整个儒林作传,就文人品行不断下降的时代困境,提出解决方案。

学者张锦池指出,《儒林外史》全书时间跨度108年,其中人物“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会退化?如何逆转退化?这些才是吴敬梓的真正关切。

用写史的方法写小说

《儒林外史》是用写史的方法写小说,结构鲜明:

第一部分是第2回至第30回,讽刺儒林丑态。

第二部分是第31回至第46回,提出正面人物,以及作者认同的解决方案。吴敬梓用大量笔墨写祭泰伯祠,沉闷如流水账,但吴敬梓真的相信,这能唤醒读书人心中的敬意、逆转士风。吴敬梓曾捐资修缮南京的先贤祠,这让他陷入财务困境,士风并无寸改。

第三部分是第47回至第55回,负面人物仍活跃,正面人物风流云散,走入传奇。

小说起始写读书人的楷模王冕,结尾写“四客”(四个民间匠人)的操守,前后呼应。《儒林外史》不是核心人物、核心故事的贯通,而是问题的贯通。

未看懂其结构,给《儒林外史》带来伤害,它曾列入“中国古典六大名著”,后因体例不合(被视为短篇小说的串联),与《聊斋志异》一起落榜。时代压力下,人们的判断略显匆忙。

民国时,《儒林外史》被选入国文教材次数最多,但32次是《王冕的少年时代》,名篇《范进中举》仅入选1次,《两根灯芯》未入选。

胡适曾说:“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选文者们误以为,既然胡适说了,一定是精华。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270年已过,今天的读者是幸运的,能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重新检视《儒林外史》这座巨大的宝库,曾经的误会将被纠正。(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