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尴尬——兼谈亚当·斯密对中国的看法

乾隆的尴尬

——兼谈亚当·斯密对中国的看法

英使厚礼来访，对清朝政府提了哪些要求？

显然，英国有了越来越大的胃口，崇祯时期，跟明朝签的条约，提都不愿提了。那时，葡、荷两国抢了先手，它后来，只能比对着葡、荷提要求，能像葡萄牙在澳门那样，有个立足点就不错了，但今非昔比，如今它已打败葡、荷，就有了更高要求。

英使所提要求，戴逸在《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一文中指出，主要有六条：请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通商；请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商馆；请于舟山附近划一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其实也不算过分，但自明清以来，中国已习惯了同葡萄牙与荷兰打交道的方式，习惯成自然，按照惯性运动定律，中方不想改变，更不想为了英夷而改变。

还想到北京来开商馆，也不问问凭什么？就因为有个先例是俄国，要不是为了收拾准噶尔，京城岂能放任沙俄？

不但俄国，就说荷兰吧，荷兰能在我大清天下里混到今日的地步，那也是因为有助于我大清收复台湾，而你英夷呢？为了对付荷兰而与盘据台湾的郑家勾结，你以为我大清不知？

郑家反清复明，可谓无人不知，幸亏我祖康熙皇帝，已将台湾收复，若其还在台湾割据，此刻，与你呼应起来，那就不是通商那么简单，而是来谋我中华之财、害我大清之命了。

乾隆帝此番心思，马嘎尔尼焉知？斯当东焉知？他们既不了解郑家与荷兰人为何而战，也不了解郑家与大清朝不共戴天的往事，一百多年前的事，英夷或不知，但皇帝岂能忘记？

中国人最喜欢历史，而历史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要成为好皇帝，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牢记历史，不但以史为鉴，通古今之变，还要以史为本，承担起家国的命运。

就此而言，乾隆帝在传统文化的历史范式里，亦可谓一个好皇帝，对于来自历史幽暗处的英夷的“来龙”，他看得很准，所知甚深，但他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去脉”，则闻若无言，视而不见，乃以历史的“一叶障目”而不见工业革命的“泰山”了。

相比之下，有明一代，对于新生事物的敏感，比大清朝要灵敏多了，以乾隆帝为代表，满朝文武目睹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好像都没有化学反应，尤其对于作为国之利器的枪炮，居然会无动于衷，仅以“仁义”二字贴了一个仁者不为的封条。

而明朝人就不会那么淡定，他们对于新知的追求，远非后来的清人所能比拟，无论教士带来的科技，还是列强带来的火器，他们都能很快掌握，并将其纳入中国体系，活学活用，还美其名曰“中西合璧”，在科学方面，代表性的，有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合译，在火器方面，则不但有汪鋐偷师葡夷，并打败葡夷，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就连王阳明用兵，都念念不忘西洋火器，从来不提“华夷之辨”，美国学者欧阳泰在《从丹药到枪炮》之第十章“佛郎机铳”中，就提到了他们的事迹。

如果说，科学上的“中西合璧”，《几何原本》可为代表，那么火器方面的“中西合璧”呢？拿什么来做代表？我们认为，可以拿徐晓望《略论明朝水师仿制欧洲火器及其击败荷兰军舰的火攻战术》一文提到的“击败荷兰军舰的火攻战术”做代表。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水师进取台湾，被荷舰赫克托号施以凶猛火力，击沉数艘船只，郑军继以战船多艘，围而攻之，以远火进击，以近火突袭，赫克托号发生大爆炸。

中国传统水战多用火攻，皆以火烧赤壁为例，但那是在江面上，属于近战，到了海面上，一望无际，就无从发力。

大明水师，原有一套近战火攻法，引入佛郎机火炮后，又具备远战火力，形成远近火力结合的“中西合璧”式战法：远则“佛狼机红夷铳大炮，用以碎敌船”，近则“火箭蜂窠用以烧帆”，远则“用飞天喷筒”，近则“用火飞抓、火砖、火罐抛掷”，最近用手雷——“火药桶”，扼要则用水雷——“水底鸣雷”。

火炮应用，明水师不及欧海军，然其一旦拥有远战火炮抗衡之，却又比欧海军多了一批近战火器，因而更具优势。

从汪鋐到郑氏父子，明与葡、荷海战，互有胜败，但未落下风，尤其郑家军，接连两次打败世界第一的荷兰海军。

观其战绩，已不亚于当时英荷战争中的英国海军，在欧洲，需要英法海陆联合才能打败的“海上马车夫”，却一而再的在中国海域受挫于中国民间海权的郑氏父子，这是大航海以来，东西方海上对抗的两次决定性战役，以击沉赫克托号为标志，宣告了中国民间海权的胜利——“中西合璧”的技术与战术的胜利。

这两次海战的胜利，不但一举撬动了荷兰海上帝国的海权基石，且以战胜余威维持了中国海域将近二百年的和平。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海上，率先打败荷兰的，不是英国，而是代表中国民间海权的郑氏父子，先是父亲郑芝龙打败荷兰海军于料罗湾，挫了海上帝国的锐气，后来儿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夺取了海上帝国在东方海域的殖民基地。由此看来，英国几起几落，能最终战胜荷兰，应该是借了中国民间海权的东风所致。

能够打败荷兰的国家，一定是伟大的国家，这让英国人肃然起敬，可打败荷兰的，并非这个国家的现政权，而是与其为敌，代表中国民间海权的郑家军。打败荷兰，收复台湾，只是它“反清复明”的一部分，一百年前，英国人曾向它致敬，这让与荷兰结盟的现政权情何以堪？一百年后，郑家军早已不在了，可英国人又来了，来者，已然隔代，也许不知往事，未谙历史，但乾隆帝还在“反清复明”的风声鹤唳里，他能不有所猜忌，而且警惕？

显然，英国方面已然不明底细，只知中国打败了荷兰，而不知究竟是谁打败的，一百多年过去了，即便当时有人知道，此刻也早已消失，代沟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失传的历史记忆。

若同步失忆，倒也不至于忤逆，问题是，“反清复明”的幽灵依然徘徊于中国大地，还是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

而英使此来，除了通商，还有另外两个目的，一来表示感激，感谢中国帮它打败了荷兰，二来与中国联合，一起对付法国。为此，英王乔治三世真是满怀诚意，派出一个800多人的使团，带了590件贡品，浩浩荡荡，去庆祝乾隆皇帝的83岁寿礼。

就历来的朝贡意义来讲，如此盛大的英使来访，本来值得大书特书，大吹特吹，可以说，自汉唐以来，有哪一次来朝贡的域外国的贡品，能跟这次相比？除了蒸汽机、绵纺机、织布机、地球仪、天体运行仪、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吊灯、座钟、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火炮、战舰等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有传统艺术品——绘画、雕塑、瓷器以及交响乐队。

这哪是一国外交的伴手礼？分明是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帝国倾诉其心存感激，并欲东西方携手，以期全球共治。

两百年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来送过礼，哪一国表现出这么大的诚意、送过这么重的厚礼？将自己的国家毫无保留的向中国展示，不但是一份国礼，而且是一国的文明样式、一国的国民经济，这对于那个国家表达了多么大的敬意！

尤其国礼中，有一部《钦藏英皇全景大典》，九卷十六本，这是乔治三世专门为乾隆帝编绘的图册，将一国之山川国土、自然风物、田野乡村以及港口城市文明，一览无遗地奉献于中国皇帝目下，如同恋爱中的恋人那样，迫切地向对方展示自己。

可这一切，都被乾隆束之高阁，因为他知道，英国人搞错了对象，他们要感激的，不是大清朝的皇帝，而是大明皇帝，郑芝龙打败荷兰人的料罗湾海战，是在明朝的崇祯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南明的“反清复明”之举，所以，英国人要感激的，应该是代表中国民间海权的郑氏父子，如果非要找个中国皇帝来对应一下，那也应该是明朝的崇祯皇帝，而非清朝的乾隆帝。

这样的敬礼，他当然不想承受，也承受不起，但又不能说破，反目为敌，其尴尬与无奈，正是不知从何说起！

这哪是送礼？分明是来打脸，无意间，打了大清朝的脸！面对足以让一个帝国动容失色的国之重器——国礼，他只能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将它们一一收起，收入国家尘封里。

此外，英使此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英法联合击败荷兰后，两国之间，又回到相互制约的离岸平衡状态。在美国独立问题上，法国转与荷兰一道，迫使英国放弃北美十三州。

于是，英法之争，从欧陆扩展到全球，在东方，两国东印度公司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而中国，自然也就成了胜负天平的一个重要砝码，故英国寄希望于中国的砝码压注于它。但这也是英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欧洲，法国与中国的关系最好，路易十四之于康熙帝，路易十五、十六之于乾隆帝，都派了使团来访，而中国方面，乾隆帝也准备派使回访，恰于此时，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六被砍头，此事也就作罢。

皇帝号令天下，什么都不怕，但他就怕“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已然席卷了欧洲，难道还要让它波及到中国来？这个时候，防范尤恐不及，谁还敢去摸那“革命”的老虎尾巴？看来，英国人不懂《孙子兵法》，孙子曰“知己知彼”，可英国人“知己”而不“知彼”，故其来使，只管表达本国的美意，却无视对方是否愿意，只管声明贸易的正当，却无法喊醒装睡的皇帝。你来表示感激，他不但没有心领，反而觉得冒犯了自己，你来寻求联合，他闭口不问为什么，就一口拒绝，因为，你是你，我是我，你都不知我是谁，来谈什么合作？要怪，只能怪来使没有做好中国功课。

中国发明了火药——“契丹花”，也是最早使用火器——“契丹火箭”的国家，这不但是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还进入到13世纪的英国人罗吉尔·培根的《大著作》里，号称“博学”的马嘎尔尼、斯当东，也许没有读过五百年前的《大著作》，但他们有可能读过一百年前佛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可惜的是，第二位培根，虽然特别强调了“三大发明”的意义，却未能指出它们的来历，尤其是火药的来历，若马嘎尔尼等知其来源于中国，表演枪炮时，就会对火药的发明国谦逊有礼，或表达一二感激之辞。

如此，也许就能转化一下乾隆帝由来已久却又深藏不露的敌意，使得通商能有转机亦未可知。总之，此次通商不成，几乎众口一词，都怪乾隆帝，其实，英国使团也是其咎难辞，挟其战胜荷兰之余威而来，难免于彬彬有礼中带有列强霸气，其成果展示，亦无非显示其一国智力与武力，可谁知皇帝不以为然，示以独取“仁义”，然其陈列，除了耀武，便是眩智，哪有“仁义”二字？

其实，17、18世纪的英国人，对于“仁义”并不陌生，那时，欧洲流行“中国风”，英国人跟着“风”了一个多世纪，孔子作为“中国的哲学家”，已然进入英国知识界的视野，虽然英国学人群体并未像欧陆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欧洲的孔夫子”，但是，孔子的影响，还是深入到了当时英国思想家的思考中。

我们从霍布斯和洛克的言论里，就可见有孔子的影响存在，例如，霍布斯就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然法的一条重要原则，而洛克更是留下一本“中国笔记”，尽其一己所知，用中国思想来回答“上帝观念是否天赋”的问题。

等到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马嘎尔尼等人距离洛克的“中国笔记”已将近一个世纪，而且这些笔记，起初，也只是洛克随手写在信封上的手稿，当时并未出版，所以，洛克对于中国的认识，他们无从得知，更何况洛克所探讨的问题，也许已经过时。

与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也有两位思想者，一位是休谟，另一位则是休谟的好友亚当·斯密，当休谟以“旁观者”的身份，用“怀疑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时，一如他在形而上学的虚构中看破了因果关系，从英伦云涌的“中国风”里，他也看出了“中国问题”，怀疑，是一种思想的传染病，很显然，休谟传染了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里，将“中国问题”公诸于世，鉴于此作如灯塔般问世，其光芒无远弗届，会传染多少人？

马嘎尔尼等人，就有可能被他的思想传染过，带着《国富论》的脑壳，身临其境，来到了那个“停滞的中国”。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有个判断，放眼世界，他断定：当今各国，欧洲以外，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发展型，如北美；其二，停滞型，如中国；其三，退步型，如印度。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中国，有个基本定位，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四个字，第一句“富有”二字，第二句“停滞”二字。

关于“富有”，他说“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造“富”成功的原因，在于“四个最”：不但“土地最肥沃”，而且“耕种得最好”；不但“人口最多”，而且“人民最勤劳”。这“四最”，当然是中国的基本面，同时也是中国“富有”的根源。

他拿中国，同新大陆明星国家墨西哥和秘鲁作了比较，说，中国“除了金银矿产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富裕，土地耕作得更好，所有的工艺和制造业都更先进”。

相比之下，中国在耕作农业和手工制造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产业优势，在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基础建设方面，如陆运和水运交通体系，不但强过美洲新兴国家，甚至优于欧洲诸国。

他说“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要好得多”，这主要得益于治水、修路作为国家工程，被政府列入政治录用的政绩考核标准，决定官员黜陟升降。

“富有”的表现，不仅仅表现在作为综合国力的基本面上，最直接的表现，还表现在流通领域，表现为拥有大量的白银和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并以此影响了世界白银的价格。

他对广州和伦敦的银价，做了一番比较，说“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可能支配比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更多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这样一来，英国的白银，都跑到中国来了，导致白银流失，贸易逆差，英国人急了。

而他却看破了世界历史转折的关键一点，即中国“富有”，那只是国家的“富有”，而非国民“富有”，我们读《国富论》，往往以为“国富”是指国家财富，其实不然，它指的是国民财富，因此，《国富论》论的，不是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亦即如何增加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不是由国家出面，就能够被国家代表的，它的基础里，有着公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权的根基，这是我们读《国富论》时，首先要明了的一点，以此，我们认为，严复的译名《原富》，能更好地表达这一点，“原富”非国富，而是民富，能致富的不是国家，而是国民。

基于此，亚当·斯密认为，中国虽然“富有”，但“富有”的是国家，而非国民，这就使得致富的动力来源出现“停滞”，他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长期”有多长？

起码五百年。因为在五百多年前，马可·波罗就访问过中国，所述之中国，与今人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于是，他猜想“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对于“富有”的看法，多少还有些分歧，但有一点却几乎众口一词：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

低到什么程度？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了一整天，到晚上，就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而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地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

本来，国家“富有”，国民也应该“富有”，可为什么国家“富有”，国民反而“贫困”呢？亚当·斯密不但指出了错位导致的“停滞”的后果，而且也回答了错位产生的原因为何，他指出，原因有两点，一点是“重农抑商”，还有一点便是“闭关锁国”。

其实，这两点显而易见，而非深层次的原因，若我们深入一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抑商”已逾千年，自秦汉以至于明清，中国的商业，表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蓬勃”，在中国人的心中，有一位最生机勃勃的神，那就是财神，这就使得中国最为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便是“恭喜发财”。汉唐盛世的出现，归根到底，便出自中国人的“发财”之心，丝绸之路，岂不财源滚滚？

而宋元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兴起，大运河，大都市，惊悚寰宇，让马可·波罗之流瞠目不已，此非商业力量所致？都说明清两代中国在走历史的下坡路，但下坡也下得那么波澜壮阔，下南洋，下西洋，走西口，一带一路，由亚入欧，如此放飞商欲，该如何“闭关”？又怎能“锁国”！十大商帮，两位财神，一文一武，文神范蠡，武神关羽，中国商人文武双全走天下，一度所向披靡。

如上所述，何来“停滞”？由此可见，亚氏所言亦差矣，若其所言指向王朝中国，的确如此，然其“差”在以王朝中国为中国全体，不知王朝中国的深层结构中，有着文化中国的根基，在此根基之上，分别长出两干，一干为国——王朝中国，一干为野——民间社会，王朝中国“停滞”了，民间社会依然进取。

中国“富有”的源泉，就来自民间社会的进取，而“停滞”的两个标签——“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也只适合王朝中国，与民间社会何干？一代王朝，如其让民间出海，则国家多海商，禁之，则多海盗，国家顺乎民意，则其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若与民意为敌，那就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于流落街头的乞讨者或求工者亦不可小觑，他们各有各的江湖。乞丐朱元璋不就在改朝换代中成为了明太祖？还有钱庄里的跑街小厮胡雪岩，不就从街头跑出了一位中国首富？中国人的底蕴深不可测，亚当·斯密对此显然估计不足，但他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富有”而“停滞”，以及他为中国制定的那两个标签——“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却被马嘎尔尼等人带到中国来印证了。在对中国的看法上，他们虽然比亚当·斯密眼见为实，但亚当·斯密未想到的，他们多半也没有看到，想法决定看法，至于乾隆帝怎么想，管他呢！只要将那两个标签往他的脑门上一贴，那就行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