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道》
杨庆存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杨庆存新著《学术之道》，自述学术探索历程、治学收获与研究感悟，展现其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收获和学术愿景，亦是一代学术先辈对学术研究孜孜矻矻、追求卓越的历史缩影。该书以时为序、以学术为轴心、成果作支柱，字里行间洋溢着其对后辈学者的殷切期望。
道术兼备 学以致用
杨庆存教授通过分享40余年学术研究的经验与经历，阐发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律——“学术之道”，既注重理论传承，探索传统学科的崭新生长点，又坚持致用导向，拓展理论应用的新路径。
该书将丰富扎实的个人研究经验和典型案例，与示人以治学的向上法门相结合，形成“道术兼备”的鲜明特色，回答并揭示了“何为学术”的重要问题。“学术因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而诞生，根植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行为中，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的灵魂”。杨庆存将“致广大而尽精微”作为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其中包含为国为民的深刻思想，周密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当代学术研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总结并分享学术研究的八条原则，诸如突出问题导向，树立人类意识，强化国家观念，开阔世界视野，具备前瞻眼光，重视规律探索、升华理论层次，切实严谨学风，等等。总之，学术是文化的最高形态，学术研究要体现新视野、新角度、新思想和新高度，更要有新材料、新见解与新表达。
杨庆存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继承“以天下为己任”“入世淑世”“学以致用”等优良传统，他认为一个优秀学者要具备多元开阔的学术视野与高瞻远瞩的学术站位，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长远，强化问题意识、国家观念、世界视野与前瞻眼光，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要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信息中捕捉富有重大思想意义与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善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选择重大理论问题与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同时，他总结到学术成果在内容上要具有“正能量、建设性、有价值”，才能成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厚德载物”的启迪之作，分别出版于2003年、2007年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与《宋代文学论稿》即是典范之。这两本书从文学发展、文化发展和文明发展的角度，侧重文学流派、文化思潮和文化现象，探讨宋代文学研究中不被关注的问题或普遍熟悉的热点问题，运用新方法、新视角等拓展新领域，从而获得诸多新见解与新启示。
杨庆存教授
科研教学 双翼两轮
《礼记·学记》中有句关于“教学相长”的著名论断，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杨庆存以自身实践，论证教学与科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既相互支撑与联动，又相互促进与提升的重要观念。
作为前辈研究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杨庆存将课堂教学、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教学过程中总会发现必须解决和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新课题，撰写讲稿时摸索和锻炼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与能力，培养学术研究应当具备的素质，又增强了课堂授课的自信与勇气，激发浓厚的学术兴趣，而科学研究必然会为教学提供新内容新观点和新方法。正如他自述的那样，“在治学实践中自觉提升学术素养，基本上走着一条结合工作、以勤补拙并围绕教学开展科研、通过科研提升教学的路子，并由此不断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与提高学术素养，形成一批成果。”讲授上海交大通识核心课程“诗国与诗魂”时，正是“教学的需要，敦促自己保持这种细读原典和撰写讲稿的习惯”，经过七轮课堂讲授与文字打磨，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书稿《诗国与诗魂》，采取专题形式，将宏观理论分析与具体作品鉴赏相结合，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诗国”“诗魂”的奥秘，整部作品充满强烈的思想感情与浓郁的人文关怀，是一部阐发与诠释“诗国”与“诗魂”的优秀学术著作。
学术支撑教学，学术研究提升教学质量，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相互促进。回顾杨庆存发表的近百篇论文和出版的十多部专著，无一不是始于教学，成于研究。他在讲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备课过程中，搜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教材与参考资料，但在阅读后发现，这些著作对于思想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人文精神深厚、代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散文，很多必须讲清楚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没有讲清楚，甚至有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或结论，也被相互转述，以讹传讹的情形比比皆是，诸如“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说等等。而学术界对什么是散文、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散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散文形态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衍变，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散文对世界文化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等等，很少涉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贻误学生，而解决教材中的缺陷并纠正讹误，是当务之急。由此，杨庆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资料搜集和缜密研究，并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杨庆存还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纳入课堂教学中，纠正了学术界和原有教材观点的偏颇，既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又发现许多颇具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且亟待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比如对《尚书·尧典》中“黎民于变时雍”一句的理解，数千年来没人提出过疑问，几乎都把“雍”解释为“和”，后代学者也都按照“雍和”的思路进行阐释。他在备课中发现，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解释，全文内容文气就不会贯通，因为在“黎民于变时雍”后紧跟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关于制定历法、划分春秋四季的问题。于是杨庆存根据上下内容的联系与具体语言环境，对此句重新进行标点断句：“黎民/于/变时/雍”，“变时”即季节的变化，并指出“雍”通“壅”，原义是堵塞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就应该解释为老百姓对季节变化的具体时点无法准确掌握，不能按时播种耕作，于是接续上文的是尧帝派四位大臣到四个地方去通过观察日月星象，确定春夏秋冬以便农时。这样解释的话，整句话、整篇文章的意思就清晰明确了。这种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做法，对面临教学与科研双重压力的青年教师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言传身教 津逮后学
贯穿全书的是杨庆存的“师德观”，他认为“人文教育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基础，是‘铸魂’‘固本’‘创新’的根本。”尽管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丰富，但他始终刻苦钻研、严谨笃学，读书不倦、笔耕不辍，不断充实、拓展、提高着自己。他说：“做一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这种敬业的精神，严谨的态度，给学生做示范，这是师徳的应有之义。”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率先垂范精神深深影响了青年教师，为教育工作者树立榜样。
杨庆存自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养成和保持着一个习惯——“写不好讲稿不上讲台”，他把这一原则作为敦促自己、培养学风、提升水平、恪尽职责的重要方式，形成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精炼严谨的授课风格。他说“教师爱岗敬业，首先体现在对学生负责，对教学负责”，尽管早已对自己所要讲授的内容了然于心，但每次上课前还是毫不松懈地认真准备，厚厚的讲稿上总是勾画着本课的重点、难点，一张张幻灯片上标识着密密麻麻的注音、注释，无论多么疲惫劳累，他总是以饱满的情绪，兢兢业业地上好每堂课。
文化传承的躬身示范，会在潜移默化中为后学起到效仿、引领作用，具有启示和激励意义，作为青年教师更应继承、发扬前人传道授业、言传身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方法，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同学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这亦是“学术之道”的精蕴所在。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讲师）
作者：郑倩茹
文：郑倩茹编辑：袁琭璐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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