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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托马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5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王后学院，1966—1975年担任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1979—1991年担任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官员。2008年被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法国政府文化部设立），并获“加巴龙奖”；2009年荣获“卡尔沃·谢列尔奖”，“薄伽丘奖”以及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著有多部历史著作，包括《西班牙内战》《未完成的世界史》《征服：蒙特祖玛、科尔特斯与旧墨西哥的陨落》《奴隶贸易》以及“西班牙三部曲”(《黄金之河》《黄金时代》《无止境的世界》)等。其中《西班牙内战》获“毛姆文学奖”。
文 / [英]休·托马斯
西班牙战争引起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3月26日，西班牙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3月31日，戈麦斯·乔达纳和冯·斯托勒男爵在布尔戈斯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西班牙—德国友好条约；同样在31日，新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一项非侵略条约（Non-Aggression Pact）。
同一天，自1925年就在摩洛哥担任法国指挥官的贝当（Pétain）元帅也作为法国大使抵达布尔戈斯。他的前战友冷淡地接待了他，由于法国政府推迟移交聚集在比塞大的共和国舰队，他们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他和佛朗哥从来都不是朋友。[1]
这个政权对贝当的刻意冒犯按照常理本会激怒他，但事实上，贝当对此相当冷静，并通过从警方手中拯救一名在圣塞巴斯蒂安大使馆花园里避难的共和派人士来安慰自己。[2]西班牙的艺术品和共和国带到法国的钱，连同武器、飞机和机车，很快被送回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的画作经过短暂的展览后，从日内瓦被送回马德里。
（法西斯纳粹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重镇格尔尼卡、杀害无辜）
（毕加索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绘制《格尔尼卡》，描绘了格尔尼卡被轰炸的惨状）
4月1日，美国承认了国家主义西班牙政权。因此，此时苏联是唯一没有承认这个政权的大国。美国大使鲍尔斯一回到华盛顿，就得到罗斯福苦涩的安慰。总统表示他认为禁运政策在整体上就是错误的。
4月20日，自1938年7月以来从未开过会的不干涉委员会庄严解散。[3]
5月19日，国民军在马德里举行胜利游行。甘巴拉将军统领下的意大利人在游行上也取得了荣誉。
5月22日，“秃鹰军团”在莱昂举行了告别游行，4天后，德国官兵在比戈登船前往汉堡。
5月31日，2万名意大利人从加的斯出发。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自己国家受到了欢迎：6月6日，希特勒在柏林检阅了1.4万名“秃鹰军团”成员。
意大利人在那不勒斯受到齐亚诺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国王的欢迎。在一支西班牙分遣队的护送下，他们前往罗马，在那里获得了墨索里尼的接见，并举行了更盛大的胜利游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King Alfonso ⅩⅢ）在阳台上观看了游行。当祖国的士兵们“遥远却满怀着胜利”地走过时，阿方索的泪水夺眶而出。到6月底，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从西班牙撤离的工作已经完成。
……
在西班牙，胜利者自然欢欣鼓舞。以马德里为例，中产阶级人士和征服者的军队在夜间涌向街头，餐馆、酒吧里人头攒动，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而军队司法团的军官们则耐心执行着他们逮捕、调查、倾听线人的血腥行动（不像巴塞罗那，马德里很少有未经授权的杀戮）。终于，在马德里，牧师们可以再次戴上他们的四角教士帽，公民卫队戴上他们的三角帽，君主主义者戴上红色贝雷帽。
街道很快就改了名：阿方索十二世街（Alfonso Ⅻ Street）在共和国时期是阿尔卡拉·萨莫拉街，然后是土地改革街（Agrarian Reform Street），此时已经恢复了旧有名称；儿童权利街（Rights of the Child Street）就像是家庭阵线社会主义青年民兵联合会街（Calle de la Milicias de Retaguardia de la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Street of the United Socialist Youth Militias of the Home Front）的缩略版，但把巴塞罗那的霞飞元帅街（Joffre Street）变成波旁街（Bourbon Street）或许会令人感到意外。
报纸和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的暴行故事，而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甚至被勒令从私人书架上取走。各大城市都对马克思主义书籍进行象征性焚烧活动。一股胜利的宣传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留给战败者的是，即便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命，却保不住个人思想，更不用说他们的工作了。
4月2日的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次广播宣扬了这样的论调：“西班牙人，注意！和平不是在历史面前舒适而懦弱的休息……西班牙时刻准备着下一场战争。”[4]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因为正如人们所料，一个可怕的惩罚令正在实施。监狱本来已经人满为患，此时又辅之以庞大的集中营，里面关满了共和国的政客、士兵和官员，他们经常遭到残酷虐待，有时甚至被关押数年之久。
许多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尽管这一刑罚时常得以减刑，但减刑之后的刑期仍有30年之久。实际操作上，这种刑期通常会减至10年，此外有些人可能会顶着死刑长达两年。
劳动者总工会新任秘书长罗德里格斯·维加（Rodríguez Vega）于1939年年底成功逃离西班牙。据他估计，到1942年，大约有200万人在西班牙的监狱里待过，许多人要做多年的苦力，有些人则在英灵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干活，这是一座旨在与瓜达拉马斯（Guadarramas）的埃斯科里亚尔相抗衡的建筑，用以安置内战中的死者。这里的大多数人每日被迫按照法西斯的方式向战死者敬礼。
很多人被枪毙。那些在西班牙共和国犯下的罪行都遭到调查，而那些据称对1936年的“暴行”负有责任的人都被追捕归案，共和国监狱的幸存者急于帮助审判者辨认那些人的身份。1939年的夏天是告密者、复仇者和嗜血者的时节。[5]征服者的冷酷是由一些中产阶级维持的，他们知道自己只是碰巧逃过了被消灭的命运。
由于国际局势的恶化，世界自由主义舆论的声音变得微弱不堪，因此战争结束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斤斤计较也变得更加彻底。战争中的恐怖又因为宣传而得到加强——革命者确实做了许多可憎的事，而那些活着从共和国监狱或大使馆出来的人，也没有心情去宽恕别人。此外，人们又找到了合适的发言人——内务部长塞拉诺·苏尼尔，因为正如过往事实，他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这使他对怜悯闭上了眼睛。
（共和国士兵中弹后牺牲。卡帕摄影。）
西班牙内战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果把共和国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以及战后被枪杀的人数算进去，各种原因造成的生命损失肯定在50万人左右。[6]
与许多战争一样，阵亡者或事后因伤死亡的人数在死者中所占比例不大，可能不超过20万人（即国民军9万人、共和军11万人），或占战斗人员总数的10%。[7]
幕后的谋杀或处决可能又占了13万人（7.5万国民军、5.5万革命者或共和军，包括在监狱、前线或1936年后法庭处决的人数）。[8]
如果说有1万人死于空中轰炸，2.5万人死于营养不良或战争引起的其他疾病，以及10万人死于处决或战争后的其他原因（监狱以内和以外），这样的估计是有道理的。[9]如果有人假设永久移民的有30万人（即离开而没有回来的人），那么西班牙可能在内战中失去了近80万人，包括“新生代的花朵”。
(国际纵队离开西班牙。卡帕摄影。)
……
西班牙战争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泛滥的历史：共和主义西班牙方面，例如加西亚·洛尔卡在比斯纳尔（Viznar）被带去处死时乘坐的别克车，用电影中借来的悲哀委婉的说法，就是“载人兜风”的汽车；莫斯卡多与儿子通话的电话；以及西班牙共产党警察决心在巴塞罗那占领的电话大楼——这些都是半工业化社会的“旧货”（bric-à-brac），但从中诞生了权力，并最终由那些使用这些小玩意更熟练的人获得。凯波·德利亚诺用他生动的语言在战斗中成功运用了麦克风，而此举象征着古老的西班牙如何以新的“武器”取得胜利。
佛朗哥的军队组织得比他的敌人更有效。政治上的团结给了他统一的指挥权。国民军比他们的对手纪律更严明，后勤安排得也更出色，这一点可以从预备队从一条战线转移到另一条战线的轻松程度看出来。德国的技术培训，特别是在信号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去担任临时中尉，而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比共和国的初级官员办事更有效率。
共和国在组建军队方面的成就相当可观，但他们没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正规军官。人民军队的民兵往往在防御中表现英勇，但在进攻上缺乏想象力。阿拉贡前线的民兵连国民军一条狭窄的防线都未能突破，这使无政府主义者对正规军的抱怨显得毫无意义。但在另一方面，人民军确实像无政府主义者担心的那样传统而官僚。[10]最后，马塔利亚纳将军只好在1939年告诉内格林，“虽然军队已经学会了一些防御战术，但他们没有能力撤退或反击”，他的观点可能是对的。[11]
佛朗哥的不足之处并不是组织上的，而是判断上的：在布鲁内特、特鲁埃尔和埃布罗战役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为已经失去的几英里而战，而不是止损，或寻求扭转局势，攻击敌人的侧翼。就像在这类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这些正面的反击牺牲了不少生命。他最大的战略错误可能是没有在1938年4月向巴塞罗那挺进。
他是否有可能如他的政敌（特别是君主主义者）所说，会通过故意延长战争来确保自己的政治优势呢？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就像1936年托莱多战役那样，佛朗哥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最终会使他受益。1938年4月时的国际形势也可能会使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如果在慕尼黑会议上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爆发了世界大战，那么西班牙肯定会被卷入其中，而佛朗哥的西班牙就在最前线。佛朗哥在摧毁南方共和军之前不进攻巴塞罗那的决定完全出自他的性格特点，事实上可以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来证明这点。[12]当时不会有人知道，巴塞罗那可以不经过战斗就陷落。
……
西班牙内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影响无法用精确的方法来衡量。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战争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所有的左翼党派都在合作，这是当新生代对于老一辈人的愤世嫉俗、懒惰和伪善感到愤怒的时刻提供的一种希望，同时这也让他们对老一辈人缺乏同情心。这种斗争在许多国家（包括西班牙内战的双方）都催生出一股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产物相媲美。
内战虽然摧毁了整整一代西班牙人的政治希望，但内战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例如保卫马德里之前的英勇行为，也有双方持不同政见者愤怒地聚集在同一座监狱里的情况。“我们的400名囚犯，混合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无政府主义青年、教士、逃兵、一些军官、普通罪犯、流浪汉、醉汉、同性恋者。”[13]一个曾由军事情报处管理的加泰罗尼亚监狱里的囚徒这样写道。
在国家主义西班牙内，也聚集着持不同政见的长枪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十字军”为英雄主义和残暴行为都提供了机会，但尼恩和埃迪利亚都是正统信仰的牺牲品。
内战有辉煌的时刻，但它基本上是欧洲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悲剧和幸福生活的中断——人们可能会阴郁地记得，西班牙人这支欧洲的主要民族，在1936年以前，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根本没有现代军工业的民族。
注释：
[1] 但贝当的传记作者Maître Isorni （Philippe Pétain, Paris, 1972, p.397f.）说佛朗哥曾经“在1935年崇拜贝当”。
[2] 出处同上, p.419。贝当的英国同事是莫里斯·彼得森（Maurice Peterson）爵士。见他的作品Both Sides of the Curtain （London, 1950）, pp.153-235。他也经历了艰难时刻。
[3] NIS，第30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弗朗西斯·海明安排将委员会账户中盈余资金按照适当比例偿还给各成员国政府；他还安排委员会委托自己撰写一份委员会工作调查报告——然而这份调查报告从未出现过，大家一致认为，“不应给外人任何便利”，让他们查看委员会的文件——这是另一项没有保留的规定；那些在不干涉巡逻队服过役的人中建立一个“老同志”协会的想法也得到批准，但没有任何效果。
[4] Abella, p.416.
[5] 见Georges Conchon的天才小说La Corrida de la victoire （Paris, 1960）。
[6] 本书第一版（1961）首次提出公认的100万人的死亡数字过于夸张。请注意，那些试图通过人口统计分析得出一个数字的尝试中，得到的数字相差巨大，从80万（Jesús Villar Salinas, Repercusions demográficas de la últim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1942）到56万（Pierre Vilar, Histoire, p.117）。
[7] 由于对每一场战斗的数字进行了更仔细的分析，这个数字对比上一版缩小了。Jackson的分析看上去很有说服力（p.526f.），与De la Cierva, vol. Ⅱ, p.221f.也是吻合的。R. Casas de la Vega, Las milicas nacionales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1974）计算出，在16万到17万参战的长枪党志愿者中，战死或受伤而死的人数达到17,015人。
[8] De la Cierva将这个数字定为只有5万人，双方平分秋色，各有2.5万人（Historia ilustrada, vol. Ⅱ, p.221）。我希望他是对的，但我担心他过于乐观了。
[9] 我在这里将那些像胡利安·贝斯泰罗，或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那样因战争而在监狱里死去的人都算在里面。虽然Jackson在上面提到了数字5万，但他给出的战后遭到报复的数字是20万。De la Cierva, op.cit. （vol. Ⅱ, p.223）认为最多应该不超过5万人。Cabanellas （vol. Ⅱ, p.1112）则认为有30万人。
[10] 阿尔伯特（Alpert）优秀的论文中给出了许多这样的例子。
[11] Qu. Carr, Spain, p.689.马塔利亚纳的忠诚可能值得怀疑，但他的战术很不错。
[12] 即便阿萨尼亚在事后也评论说（letter to Ossorio, 28 June 1939），他很吃惊佛朗哥在1938年3月没有向巴塞罗那进军（vol. Ⅲ, p.537）。
[13] Historia y vida, January 1975.
（本文选自[英]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全2册)，由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授权发布）
翻译 | 人文社科 | 历史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全2册)
[英]休·托马斯 著
郭建龙 李相程 朱莹琳 译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
2024年10月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记录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全过程的史诗巨著。在这场战争中，以佛朗哥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西班牙与以左翼联盟为核心的共和主义西班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与颠覆。海明威等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弃笔从戎，加入国际纵队，更为这场战争增添了传奇色彩和理想主义热情。战争随着双方势力变化而不断推进，最终在国际势力的插手下走向一个极端结局。
西班牙这场为期三年的内战，既有外部法西斯国家的插手，也有苏联和国际纵队的援助，又有国际联盟对于局势的搅动，将20世纪上半叶旧国际秩序的逐步崩溃与新世界格局的酝酿展露无遗，同时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不同阵营拉开大幕，操控各自的傀儡主角登场，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阴谋与诡计展露在世人面前……
值班编辑 | 轻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