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辛总统访华

1986年7月3日，沈允熬向阿根廷总统阿方辛递交国书。

1987年10月，阿方辛总统在接见访阿的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时，最早提出了拟于翌年5月访华的设想，中方立即发出了邀请。

认真做好阿总统访华的有关准备工作，成为全馆1987年第四季度和1988年上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准备一次国事访问的角度说，6个月的准备时间不算很宽裕。

在众多需要做的阿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中，首先要根据两国元首的日程安排，协商确定对双方都合适的具体访华日期。为此，我根据国内的指示，先后三次约见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松切印，商定访华日期。

接着，分别约见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了解阿方对总统访华的日程安排有何要求，对两国领导人会见、会谈的议题有何设想，有哪些双边合作协议可考虑在总统访华时签署，并作相应的推动工作。

使馆内部也多次开会研究，及时向国内提出有关阿总统访华的接待与会谈内容的建议。随同总统访华的还有大批阿根廷企业家，我应邀出席了他们举行的圆桌会议，并为他们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向其介绍有关情况，了解其想法和要求，协助国内有关部门做好接待工作。

劳尔·阿方辛

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阿方辛总统于1988年5月13日至16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是阿根廷1972年与我国建交以来第二位访华的阿根廷总统，也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民选总统。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对推动中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阿方辛总统访华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有一种担忧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那就是当时阿根廷的形势是否会影响阿方辛总统如期访华？阿方辛政府处于从军人独裁统治转向民主的特定历史过渡时期，为国家恢复民主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面临不少困难。1988年初，阿根廷再次发生了部分军人哗变事件，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仍是当时威胁阿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1986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为82%，1987年更是达到175%，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失败。

高通货膨胀导致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大为下降，社会矛盾加剧。在1987年9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执政的激进党失利，只获得37%的选票，而反对党——正义党则得票41%。在这种不利的国内形势下，总统是否会如期访华，未免令人有些担心。

我们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88年5月2日，也就是在阿总统原定启程访华之前11天，阿外交政策副国务秘书和礼宾司司长突然紧急约见我，提出因阿国内原因，缩短阿方辛总统的访华时间，并对此改动给中方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幸亏阿方提出压缩的主要是访华期间去外地的部分，在北京的重要活动仍然保留。5月4日，我按原计划离开阿根廷，回国参加接待，一路还在担心再发生新的变故。

1988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3时，阿方辛总统专机抵达北京，陪同其来访的有外交部长、经济部长、空军参谋长、工贸国务秘书、农牧渔业国务秘书等正式成员20余人，企业家48人、工作人员30余人、记者20余人，共100多人。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航空航天工业部长林宗棠等去机场迎接。

198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阿方辛。

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与他会见，并举行欢迎宴会。其他重要活动包括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与时任总理李鹏会谈，会见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去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文化在拉美》的演讲，游览故宫、长城和定陵，出席歌舞和京剧文艺晚会，出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阿根廷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举行记者招待会等。

随同阿方辛总统来访的外交部长卡普托和经济部长索罗伊列分别与我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郑拓彬举行了深入的对口会谈。陪同团团长林宗棠请阿方辛总统一行品尝北京烤鸭。此外，阿方辛总统还专门会见了拉美国家驻华使节，阿方邀请我也一同出席。

阿方辛总统的访华日程排得很紧凑，几场重要会谈和会见都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这是鉴于阿方需要压缩总统访华天数所作的特殊安排，但双方谈得很好。

中方赞赏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在阿方辛总统领导下对内不断巩固民主进程，努力恢复和振兴经济；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为解决中美洲冲突和拉美债务问题、促进拉美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一体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方表示，中阿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相距遥远，但是双方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差异。中国政府与人民一向同情和支持拉美国家与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重视同拉美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中方指出，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资源，经济技术上也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在这方面，中阿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一个范例。中方支持发展中国家就解决外债问题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合理要求，对阿根廷在我国建立南极科学考察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阿方辛总统表示，近年来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在稳步发展，阿根廷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不仅在当今世界，而且在未来的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次访问是为了达到一个基本的政治目标——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双方应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建设牢固、高效、互为补充和范围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关系。

他说，在阿根廷，或者说在整个拉丁美洲，我们都感到并且相信中国是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建设和平、正义生活的关键国家之一。“中国以一个起协调作用的大国的面貌出现，这确是世界希望之所在。”

马岛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阿方辛感谢中国支持阿根廷维护主权的要求和通过谈判同英国达成协议的立场。

1988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阿方辛。

邓小平在会见阿方辛总统时说：“我们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是在感情上却很近，因为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政治处境、要求和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分歧，包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两国建交以来，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应该长期地友好合作下去。”

邓小平说，整个第三世界是最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发展一步。人们都在议论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他认为这句话说得太早了，我们还需要5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国、阿根廷都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搞好自己的发展和建设。他还说，阿根廷是拉美的大国，拉美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他相信，将来也会出现“拉美的世纪”。

阿方辛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讲话，他说：“客观形势使拉美国家感到必须搞一体化，必须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愿意同中国合作，共同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努力。”

阿方辛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南极合作协定、航天科学研究和应用合作协定、关于动物检疫及卫生合作协定、互设总领事馆的换文、关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和阿根廷全国农牧技术研究所合作计划的协定，以及关于阿根廷在中国建立示范牧场的意见书等文件。

两国领导人对阿方辛总统此次访华成果均感满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到钓鱼台国宾馆为阿方辛送行时，祝贺他中国之行取得成功。

杨尚昆说，阿方辛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见和会谈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

阿方辛说，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会谈表明，双方对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有一致的观点。

1988年5月16日上午10时，阿方辛一行离京，留下卡普托外长等由我陪同参观上海、广州和深圳，完成总统因提前回国而未能亲往的部分。5月19日，我送阿外长离京。

阿方辛回国后不久，由阿根廷外交部、经济部等部门数名高级官员和十多名著名企业家组成的阿根廷与中国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成立，以推动两国的各项合作。时任阿外交部经济一体化副国务秘书卡洛斯·布鲁诺出任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我也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

1988年5月26日，在完成接待阿总统访华任务离京返阿前，我去外交部见主管副部长朱启祯请示工作。他告知我的工作可能要有变动，7月可以定下来。

这个消息使我颇感意外，因为当时我到阿根廷任职还不到两年，自己觉得刚刚熟悉情况、渐入佳境，阿总统又刚访华，我对如何“趁热打铁”进一步打开对阿工作的局面有不少憧憬。

我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动，朱副部长没有说。朱副部长是我敬重的老领导。他办事说话历来非常严谨，不多说也不少说，没有最后决定的事，他当然不能对我多说什么。

另一方面，我回到使馆后要安排下一阶段工作，如不给我先打个招呼，到时候可能会让我措手不及，造成被动，所以先给我透一点风。按照外交部“不该知道的事不要打听”的规矩和传统，我什么也没问就回馆工作了。

1988年7月上旬，我果然接到了国内调令，让我转到巴西任职。阿方第一个知道我将离任消息的是阿方辛总统。

7月11日，我陪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会见阿方辛总统。会见结束时，我顺便告知阿方辛总统我即将离任。

由于我去巴西任职一事需首先征得巴西方面的同意，我未告诉阿方辛总统我从阿根廷离任后的新岗位。阿方辛总统对我的离任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在阿根廷任职时间不长，而且他刚访华归来不久。

在以后的27天时间里，我进行了一系列的辞行活动。8月7日，我离阿回国，结束了我在阿根廷2年1个月又10天的任期。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景

阿根廷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朋友，从那里带回了许多美好回忆和一份遗憾，因为我在阿根廷的任期太短了。如果想深入了解像阿根廷那样的大国，两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我有许多想看还未来得及看的地方，也有一些想做还未来得及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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