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的幼虫，生活在泥土中，靠吸食植物根中的汁液为生，在幽暗的地下要成长数年甚至十几年，才爬出地面，经过一番艰辛的蜕变，脱去束缚身体的笨重外壳，才能舒展轻巧透明的翅膀，在青天白日间自由地飞翔。这个过程，就像莲子从污泥中长出茎叶，在清水之上开出鲜明美丽的荷花一样。虽然都是从尘滓中成长，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卓尔不群。于是，蝉成了诗人们心中高洁的化身，司马迁赞扬屈原时就说：“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有三只蝉，飞到了唐代著名诗人的诗中，伴随着情景交融、含情入理的咏叹，它们的形象被进一步升华、固化为高洁的人格象征。
初唐诗人虞世南《蝉》诗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只蝉，它的触须像官员垂下的帽缨，它不食人间烟火，吸食的是清甜的甘露，鸣声透过疏朗的梧桐枝叶，传入人们耳中。声音传送那么远，不是凭借秋风，而是因为它原本栖身在高处。虞世南身处朝代更迭的乱世，他才学出众，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最初在南朝陈任职，隋灭陈后和兄长虞世基一同到了长安，被任命为秘书郎，并升任起居舍人。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他身处被挟持的官员之中，辗转到达聊城，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他又被窦建德封为黄门侍郎。李世民在虎牢关击溃窦建德军，招揽他做了秦王府参军。从此，他辅佐李世民，出谋划策，屡建功勋，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经历了坎坷困顿的人生，终于一展抱负，岂不就像那只蝉一样，在昏暗潮湿的地下，隐忍了多年，才等来脱胎换骨的一天。当时的人称赞虞世南“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虽然人生的得失成败需要看个人际遇，但“居高”不一定是身处高位，深藏在心灵中的道德，才是实现“居高”的真正阶梯，也是“蝉”被比拟为高洁的意义所在。不论世道如何变化，守住自己贞白的心，人生境界自然就在高处了。作为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虞世南借一只蝉发出了自己的宣言：我不需要借助别人，凭借自己的才德，才换来了声名远播。
第二只蝉，飞入了骆宾王的笔下。骆宾王是位个性激烈、注重操守的人，除了鹅之外，他笔下最有名的动物就是这只蝉了。那是在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当了十多年小官，好不容易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了武则天，被诬陷以贪赃罪下狱。监狱中的几株古槐上，每每传来蝉鸣，骆宾王感物伤怀，写下了这首《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只蝉，被赋予象征贤者的德行之喻。它身形高洁，秉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它蜕去皮壳，有羽化登仙的灵妙身姿。等待时令而来，遵循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适应季节变化，洞察栖隐和出世的时机。它双眼凸出，不因道路昏暗而昏盲迷失；它翅膀纤薄，不因世俗厚浊而改变本真。它在高树上临风吟唱，声韵姿态都是天然流露，吸食深秋的露水，洁身自好却怕为人所知。如今的这只蝉，在雾露茫茫之下，展翅难飞；大风之中，发出的吟唱也被吹得消散于无形。没人相信它的高洁品行，谁又能表白我的冰雪心肠？
第三只蝉，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中哀婉吟唱，他的《蝉》诗写道：“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眼中的这只蝉，虽然栖身高处，却难得果腹，徒自高吟。它彻夜悲鸣，声断音残，绿树却仍像无情的命运一样，只是漠然相对，油然自绿。自己官职低微，宦途像萍梗一样随波漂泊，不能自主。而家乡的田园已经荒芜，不能归去，蝉鸣激发了心事，自己举家清寒，不也和这只蝉一样吗？
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诗中写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经历了唐宪宗至唐宣宗六朝，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聊以存身，一生仕途困顿。此诗大约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秋，此时他希望得到令狐绹的提携，却遭到拒绝。诗人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归来，行至长江瞿塘峡，自伤身世，写下了这首诗。诗中的蝉，虽然带着牢骚，却像清代黄周星《唐诗快》评价的一样：“说得有品有操，竟似虫中夷齐。”虽然处在困顿之中，品格却能和人中圣贤伯夷、叔齐相比。
三只蝉是不同的蝉，是三位诗人的人格写照。咏蝉，是为了写自己的心事和追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一片秋叶，一声虫吟，都会引发诗人的诗情，把自己的情绪代入进去。
三只蝉虽是不同的蝉，但他们毕竟都是蝉，造物赋予他们的生理属性是一致的，诗人用它来比拟的基本人格也是一致的。三位诗人的境遇不同，虞世南身居高位，清高自负，不同凡响；骆宾王身陷囹圄，怀抱高节，像屈原一样发出忧愤的叹息；李商隐虽则顾影自怜，却仍守着清高的本心。他们毕竟是拿蝉来咏叹的，而不是咏的苍蝇、鸱鸮，“高洁”是他们不变的精神坚守。尽管这高洁总是和清寒联系在一起，但这就是他们超拔于尘俗后，必然要承担的代价，也是以蝉为人格喻体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