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经济学教授，Russell L. Carson金融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等。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墙”倒塌了。各国政府拥抱开放和活力，同时忽视伴随这种开放而来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在经济学界长期盛行的对开放的偏好，已经融入时代精神。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之后19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样，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也是由于对国家干预私营产业和贸易的应激反应才出现的。
《墙与桥：剧变时代的恐惧和机遇》
[美] 格伦·哈伯德 著
胡书东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9月
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理解，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思维方式。新自由主义者是“凯恩斯主义共识”（Keynesian consensus）的积极批评者，凯恩斯主义共识的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克服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将重点放在规制和其他国内政策上，但是他们也提倡对贸易的开放。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作为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所做的研究将这一领域的重点转向了市场，并且对政府干预持怀疑主义态度。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等中右派政治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名字传导了这些学者的影响力。指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都体现了这些学术大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译者注：比尔·克林顿总统是一位中间偏左的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显示出对哈耶克或弗里德曼并不那么着迷，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开放思想的拥护者，支持技术变革和全球化。）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杰出成员、投资学者，也是凯恩斯在商业和知识问题上切磋的对手，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有力地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该书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连载，它认为，有的政府搞的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修修补补和计划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还削弱了个人自由权利。此外，这还会产生道德伦理问题，因为一个能够收集计划经济所需信息的政府必然会侵夺个人自由。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文是哈耶克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强有力的阐述。他认为，由于信息是通过经济中的工人、消费者和企业得到传播的，所以我们需要价格机制，以便分享和同步传播当地存在的个体知识。人们可以使用价格来发现他们并不拥有的信息。如果政府不干预复杂的经济运行价格，人们就能够根据价格迅速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剩下的可替代选择要么是假定所有的个体都拥有完整的、正确的信息——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由政府计划当局强制收集信息，代价就是丧失个人自由和“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场新自由主义观点大辩论的博弈、集合、比赛。
类似地，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消费、货币政策和失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还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成为外向型公共知识分子。他成为新自由主义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吹鼓手”；他的一些观点时常会被里根总统这样的保守派政治家引用。1962年，他出版了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主张建立轻度干预的政府，主张消除阻碍市场机会的障碍，但是对可能产生的不平等却很少关注。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并没有呼吁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两个人都主张政府在创造公共产品、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他们很少提到政府帮助个人做好准备，以便在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开展竞争，或者当结构性变革破坏了工人的经济参与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险。这种对结果的缺乏关注，以及经济学家对任何限制开放所持的怀疑态度，巩固了他们作为变革捍卫者的地位，而不管变革的后果是什么。
反过来，保守派政治家拥抱这些思想，将其视为有益于整体经济，能够激发创业机会或创新的思想，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他们几乎没有同时考虑到全球化市场和技术变革导致的近期的经济受损者。他们的这种忽视，危及了对资本主义“下金蛋的鹅”的广泛的社会支持。激进的政府干预很可能会榨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但是，这是否必然意味着市场本身就能保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机会，并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个重要的问题在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满怀信心地庆祝开放，但是受到破坏波及的工人则希望返回过去。2017年和2018年，我和我的学生在扬斯敦收集到了这方面的第一手信息。那里和其他地方正处于苦苦挣扎之中，作出回应的公共政策却苍白无力，这导致了民众对心脏地带的精英的不信任不断积累。如果有那么多人正在经历经济趋势带来的苦难，那还怎么用集体利益来说服人们支持经济趋势呢?
这种不信任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就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力了。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党内反对运动，反对时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种不信任愈演愈烈。布坎南强烈反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以及移民）的破坏性力量，并给布什总统贴上“全球主义者”的标签（听起来很熟悉吧？），布坎南的“让美国再次成为第一”（Make America First Again）运动打动了许多受到破坏冲击的工人的心。布坎南最终遗憾落选，当年晚些时候，罗斯·佩罗的独立竞选挑战也没能成功。也就是说，后来推动唐纳德·特朗普最终赢得总统大选的选民力量暂时还不足够强大。
“筑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故事。公元117年，哈德良接管了开放和扩张的罗马帝国。哈德良倾向于保护已经得到的东西，将帝国政策转向内部发展，并筑起了一堵很出名的墙，将罗马帝国下属的不列颠与现在的苏格兰地区分隔开。为了控制贸易，隔离墙封锁了不列颠这片领土——但是却加速了衰落。
让我们快进到中世纪末期，这是真正的快进。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信奉重商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最小化进口。重商主义思想家和领导人用黄金、白银和人口来计算财富；所有这些财富都是通过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盈余而增长的。英国强加给它的美洲被殖民者的重商主义《航海法》（Navigation Acts），反而刺激了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王室，争取独立。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一开始是反对（参见第3章）这样做的，但是，只要当时的经济仍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反对就没有什么效果。
例如，1815年英国限制进口廉价谷物（玉米）和其他食物。《谷物法》（The Corn Laws）有助于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维持农作物高价格，但是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成本，阻碍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随后非农业资本家力量增强，该国普遍转向开放，的确导致了《谷物法》的废除，但是一直拖到1846年才实现。事实上，经济史学家指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首相后来转向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但是这一转变仍然代价高昂，让他的政府输掉了一次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转变的成效越来越显著，其他地方对英国制造业产品更加开放，使英国走上了成功之路。
“墙”的观点长期以来也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占据主导地位。1789年，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创制了关税，既是为保护国内新兴产业，又是为自己创造财政收入。南北战争（Civil War）之后，美国政府严重依赖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从钢铁到羊毛不一而足。当时来看，与19世纪的世界工业巨头英国相比，这些都是美国当时和未来的新兴幼稚产业。因此，关税并不是在保护正在衰落的产业。这种保护政治上在工业兴盛的东北部地区很受欢迎，但是在南部和西部则不那么受欢迎。1896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保护主义和繁荣为竞选纲领，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四年后，他却凭借推进互惠贸易协定的承诺赢得竞选连任，根据这类协定，美国将减少贸易壁垒，以换取其他国家对美国削减贸易壁垒。
到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大多数工业经济体都大幅降低了自己的进口壁垒。但是，当经济开始下滑，“大萧条”来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of 1930）。我们如今知道，经济学家不大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集体一致。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否决该法案；亨利·福特和托马斯·拉蒙特等企业高管也加入了反对该法案的行动。然而都无济于事：胡佛签署了该法案，随后激起了大规模的国际报复，最终导致全球贸易量断崖式下降。虽然加征保护性关税不是导致持续长达十年的经济崩溃的唯一罪魁祸首，但是它确实对疲软的经济造成了负面的供应冲击。在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它还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经济联系。关税之墙代价高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领导人将当时的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关税。为了促进贸易，缓解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美国一马当先，于1947年推动各国达成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种推动开放的努力获得全球范围的大力支持，关税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逐渐下降，于1995年取代渐趋过时的《关贸总协定》。
然而，在开放的最初几十年里，几乎不需要在政治上关注可能对工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5年里，随着外国竞争对手从战争废墟中得到重建，美国的产业和工人都过上了好日子。1944年通过的《退伍军人安置法案》让联邦政府筑起一座桥，这也起到了帮助作用。由于担心战争结束后会再次出现萧条，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鼓励复员回国的军人上大学读书。
那个“美好的旧时光”时期是一段罕见的平安幸福的时期。全球竞争在1970年后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美国许多社区（比如扬斯敦）感受到了钢铁、电视机和服装鞋帽等行业逐渐衰落带来的痛苦。美国不可战胜的“三巨头”汽车制造商感受到了来自日本丰田（Toyota）汽车和日产（Nissan）汽车的新竞争压力，它们呼吁“筑墙”，对日本汽车建立进口配额制度。甚至在表面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这些呼声也愈演愈烈。
然而，多亏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即使在这些行业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仍然保持甚至扩大了开放，同时鼓励世界其他地区也那么做。麻烦的是，新自由主义不仅不鼓励加征关税，而且不鼓励实施任何实质性干预来帮助受到破坏影响的工人。新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持高度怀疑态度，以至于美国国会过去通过的为数不多的事项，比如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或其他支持来缓解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
回顾技术之墙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类似的反应。在19世纪早期，内德·卢德（Ned Ludd）据说激发了英国人对手摇织袜机的抗议运动，这种手摇织袜机是一种纺织机，发展得更早，是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统治时期出现的。该运动的追随者，或者说“卢德派”（Luddites），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自己难以管控的风险极为担忧（并非没有理由）——他们担心自己会被生产纺织品效率越来越高的机器所取代。内德·卢德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压根就没有真的存在过。虚构的卢德是根据20年前莱斯特（Leicester）发生的一件事的细节编造出来的，当时一个名叫卢德姆（Ludham）的学徒毁坏了一台纺织机。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韦帕芗（Vespasian）因担心劳动力被取代，所以禁止使用机器将柱子运送到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到了15世纪，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印刷机让文具商和卡片制作商感到担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因担心破坏就业机会和增加流浪人口，便阻止了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的针织机1589年的专利申请。卢德派抗议活动随后很快开始，工人徒劳地试图通过摧毁另一种型号的纺织机来阻止新技术的出现。
在英国，1830年，工人捣毁了小麦脱粒机以抗议失去工作岗位。一个世纪后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成立的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限制新机器的安装以保护工作岗位，国家复兴管理局很短命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对新技术仍然持积极态度。作为消费者，这些进步通过更好的交流和节省时间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机器的改进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许多工人的工资。有时，它们只是逐渐发挥作用，因为企业必须花时间学会适应并使用它们，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电气化或近几十年的计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那样，都有个适应过程。
鼓励新技术和开放贸易两件事也是相互促进的。开放贸易和技术的市场创新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这是竞争性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apitalism）的巨大红利。从18世纪末开始，人们学会接受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一理念。
西方工业革命造就的经济奇迹肇始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再次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现代世界经济的开放，以及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开放，让数以亿计的人增加了经济财富。
然而，这种极为出色的业绩记录却“亮瞎”了精英们的眼睛，让他们对特定工人和社区所遭受的损害视而不见。贸易和技术变革带来了个体无法独自掌控的巨大的累积性风险，并且由于美国经济更成熟，及时应对冲击的灵活性更差。
也许是由精英们的短视和疏忽造成的，卢德派的技术悲观主义至今依然存在，并不鲜见。甚至就连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担心未来的就业前景，例如我的西北大学前同事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等就是如此。虽然戈登的担忧与宏观经济对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就业担忧则来自对通用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些技术使许多现有工作岗位实现自动化。人们经常想起凯恩斯在1930年提出的对技术将大幅减少就业的担忧。再进一步往回看，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尽管对开放的优点理解极为正确，但是也清晰地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对不平等的担忧
“墙”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如今，媒体对心脏地带民粹主义灾难的报道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更为广泛深入，因为批评者将这些趋势与深刻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化和先进技术出现之前，美国的劳动力就业平均分配在低、中、高薪职业中。戴维·奥托发现，在1970年，这一分布比率分别为31%、 38%和30%。美国很自豪地向全世界说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到2019年，中等收入职业的工人比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40%）至23%。被创造出来的需要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作岗位所占份额上升了。
从宏观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向上流动，进入了高薪工作岗位类别。但是，这种转变使经济变得更为不平等，阶级分化加剧。随着高技能职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而其他所有人的工资水平都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已经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2020年至2021年，新冠疫情蔓延带来了巨大而又突如其来的破坏，这些焦虑加剧了——破坏会不成比例地影响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和收入。这时，社会上对各种类型的“墙”的呼吁又开始甚嚣尘上。
错失的“桥”
“墙”的倒塌增加了遍布全球的经济机会——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也都是如此。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苹果（Apple）公司极为出色的手机（iPhone）反映了该公司的天才设计和技术诀窍，同时也与中国公司富士康（Foxconn）有密切联系，后者可以以很低成本组装出这款劳动密集型设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利用数字化和全球化变革改进了他们的职业、收入和休闲机会。
但是，这些成就“亮瞎”了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他们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遭受的经济破坏视而不见。他们对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感到震惊，这说明他们——我们——都没有关注到并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难怪各行各业的广大公众普遍不再信任经济和政策精英。忽视被排除在开放经济之外的那些工人的痛苦已经说不过去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墙”的出现。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导人必须改弦更张，以继续维持广大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工人与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重新联结起来。我们可以“架桥”，而不是“筑墙”，让他们做好准备并重新联结，以便在变化了的竞争格局中开展竞争。这些“桥”需要处理破坏的各种结构性特征、破坏的地理集中性，以及破坏发生的速度。这意味着要“架桥”跨越整个经济周期，为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量身定制，并在破坏发生时做好准备，而不是在充分了解局势严重性之后，才花费多年时间拼拼凑凑。在我们的扬斯敦之行中，在埃米·戈尔茨坦（Amy Goldstein）对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Janesville）经济衰退的描述中，都可以发现，当一个大得多、持久得多、快速得多的问题摆在面前时，当地的商业和社区领导人却把它当成一个短期问题去临时应急地加以处理。
通过改善破坏带来的收益的分配，“桥”也可以为结束“我们对他们”（us versus them）式的经济民粹主义带来希望。否则，我们将陷入另一个循环：“筑墙”，大张旗鼓地拆除，面对民粹主义者的强烈抗议，然后再重新“筑墙”。“桥”不仅关乎经济效率，而且还能弥补市场的道德缺陷，就连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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