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17世纪初，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授予殖民者开发弗吉尼亚的特权。欧洲殖民者最初在北美得以立足，就在于扩大了烟草种植，并且开始推动欧洲本土以及美洲殖民地的白人都开始吸食香烟。
烟草种植有利可图，但这对于北美殖民地东部沿海地区却造成了持续的土壤退化和侵蚀。当时的北美农民用锄头或轻型的单马拉犁，在每棵植物的周围都堆起一圈土壤。这种被称为“清耕法”的耕作方式会使得土壤暴露在降雨中；在作物长叶之前来袭的夏季风暴，导致土壤受到侵蚀。
不仅如此，烟草与典型的粮食作物相比，会从土壤里吸收十倍以上的氮和三十倍以上的磷。所以被耕作五年的烟草地，其土壤就会因为营养匮乏而无法长出任何东西。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殖民者必须从沿海不断向内陆迁移——这其中当然有不断扩大土地占领的考量，但与土地退化带来的生存困境也是有关的。当时的人们也愿意承受这种代价，因为烟草比起其他农产品更贵，价格在六倍以上，而且不会在跨洋运输中腐烂。
当时的英国政府无疑看到了这门生意的商业价值。因为北美土地至少在当时看上去广袤无垠，似乎没有扩张的边界，而烟草可以带来的税收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作物。英国政府尤其是殖民地当局征收的烟草税收，已经夸张到了税收占据烟草价格的八成以上，而殖民地白人依旧选择忍让。
因为烟草大量种植，殖民地白人不断迫切地找寻新的土地——也就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来耕种。这也是英属殖民地的人们支持英国政府与法国、印第安人交恶的根本原因。而当英国政府决定缓和与两个敌人的关系时，却触怒了殖民地白人——一边是已经荒芜板结的土地，另一边则是被宗主国严令不得扩张的新边疆，这最终连带其他因素，触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人们也在想办法改良和恢复土地的肥力。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教授戴维·R·蒙哥马利在其所著的《泥土：文明的侵蚀》一书中回顾了18世纪中期，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前，陷入耕作困境的北美殖民地白人为防止和扭转土壤退化所进行的努力。当时的对策是，尽量避免在斜坡上的裸土上种植；在田里播撒粪肥以及种植三叶草来改善土地肥力，还可以采用泥灰土（海贝壳化石）和硝石（硝酸钾）。
但总体来说，18世纪的殖民地白人（也就是美国白人）总体上对于农业生产规律的种植程度，对于田地土壤的爱惜程度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农民。《泥土：文明的侵蚀》书中谈到，当时到访美国的一些欧洲游历者就对于美国农业的粗放化程度感到吃惊。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主要热情用在了改良土地上，不仅探索了各种轮作模式，最终选用谷物、土豆、三叶草的轮作，辅以施加粪肥，来让被烟草种植消耗肥力殆尽的土地恢复活力，而且，他如书作者所说，意识到大庄园的土地权制下很难有效进行土壤改良——按照华盛顿的观察，土地只有分成小块，让每个所有者（耕作者）或者租户才可能精心耕作，避免过度透支土壤肥力。
总体来说，美国农民在养护土地、珍惜土壤肥力方面的认知，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接近欧洲农民。
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农地保护依旧没有很大起色。如《泥土：文明的侵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主要是因为农奴制框架下，种植园主拒绝“浪费”农闲时的奴隶劳动力——烟草价格在19世纪已经大幅下降，但这种作物的种植可以选择在南部地区的冬天，这恰好是农闲季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861年4月率先打响分离第一枪，宣布南方地区从美国独立出去的埃德蒙·鲁芬，却找到了保留农奴制框架下，依照农业科学就可以破解因种植烟草等作物导致的南方土壤肥力问题的方法。鲁芬认为，高产的农业土壤应当具有硅质土、矾土、钙质土三者的良好配比。
农业革命似乎带来了改善美国农地土壤的希望。但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发明——约翰·迪尔发明了一种可以穿透很深的草原土地，拉破草原土壤与植被紧密抓牢的根系网的耕犁。这种耕犁在一年内就被卖出一万个，这意味着哪怕只有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加上这个犁，一个农民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千百年形成的草原土地翻转开来，让埋藏在深处的肥沃土壤层暴露在空气面前，这样做可以使得美国西进过程中的农业生产，很快获得丰收。但这种被深挖的土地，加速透支肥力，而且使得土壤更容易陷入干旱，很容易被季节性的大风将肥沃层吹走。到1928年，美国推出第一份全国土壤侵蚀评估报告时，美国每年农地表层土壤流失速度已达到了每年五十亿吨，是同期土壤形成速度的十倍。
而与之同时，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机械化收割机，也在加速推广。加上前面的犁，这让白人侵占印第安人领地的效率大大增加。《泥土：文明的侵蚀》书中不无讽刺地指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从政府到企业界，再到农民，都欣喜于新设备的使用带来的效能增长，并期待这种增长将是没有尽头的。
但在20世纪初，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农业州开始迎来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草原被悉数耕犁为田地后，土壤加速侵蚀——开始有农业专家警告指出，美国文明开始面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太平洋、大西洋若干个群岛文明出现过的悲剧，也就是不当的农业开发最终葬送了土壤肥力，最终使得文明无法为继。
美国农业、土壤的悲剧时代，是在1934年才被正式画上句号。20世纪前30年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巨大的风暴一次次席卷美国农业州的土壤，带来摧毁性的影响，仅在当时，就造成数千万英亩土地被废弃，更有面积两三倍于此的土地，每四至二十年就要失掉一英寸厚的表土层。美国国会为此建立了土壤保护局。
但在那之后，随着美国农地的主导权集中到了大农场企业，却没有相应迎来土壤的真正改善。大企业关心的是如何稳定维持产量，通过农用器械和农业化学品来进行投入——“新的农用设备使集约耕作变得简单——它们耕得更深、更频繁”，再通过梯田种植、设置灌木篱笆、防风林来保护土地。但土地被侵蚀的情况并未真正杜绝，美国土壤保护局1979年指出，大农场耕作模式，三十年就使得土地比未耕种的草地降低了将近三英尺。
另一个因大规模农业开发而造成土地持续损害的例子出现在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赫鲁晓夫部署下，苏联曾将一亿英亩的边缘耕地投入生产种植，招致了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黑色风暴程度相当的生态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