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已成为影响全球科技政策的一股强大力量，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他对美国科技未来的愿景正变得更加清晰。
在国内，特朗普承诺采取一项全面放松监管的议程以及旨在促进国内科技企业的产业政策。在国外，他的政府似乎准备加大力度实施旨在防止美国技术落入中国手中的激进限制措施。
然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愿景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创新周期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美国正在规划的道路有可能培育出一个由平庸产品主导的科技生态系统，而无法培育出推动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那种变革性发明。
宣扬“创造性破坏”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这一过程的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创新——一个突破性的想法或方法；然后是商业化阶段——颠覆性的想法演变成准备好推向市场的产品；最后是扩散阶段，即新技术变得无处不在，重塑行业和日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关于技术监管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后两个阶段，而常常忽视发明的早期阶段。诚然，确保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可能会提高采用成本，并放慢产品推广的速度。但这些护栏不太可能在形成创意的发明阶段扼杀创新。
宽松的技术监管也带来隐性成本：它可能会令资源从科学发现流向通过大规模扩散快速获利。这推动了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扩散，这些应用程序现在主导了市场，留下一系列社会弊病——从青少年成瘾，到日益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科技行业的系统性功能失调发出警告。然而，尽管国会举行了备受关注的由大型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参加的听证会，并推出一系列承诺全面改革的法案，但结果令人失望。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约束大型科技公司最引人注目的努力集中在TikTok上——它借助的是一项要么直接禁止该应用程序、要么迫使其中国所有者剥离的法案。在数据隐私领域，迄今最重要的措施是一项限制大量敏感数据流向“受关注国”的行政命令，这里的“受关注国”主要是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越来越多地将审查对准国内。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格外针对华裔科学家，引发恐惧，导致美国人才外流。令情况更糟糕的是针对与中国“军民融合”项目有关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广泛签证禁令。虽然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但这项政策已经赶走了无数有技能的人才。
这让我们看到美国科技政策的核心矛盾：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并存。一方面，美国政策制定者未能实施产品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的基本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他们对处在科学发现前沿的在美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强硬、甚至是惩罚性的态度，实际上限制了发明。
这里的讽刺意味再明显不过：在试图赢过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扼杀自己在下一项突破性技术方面的潜力。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
本文由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2月2日发表，原题为《美国的科技盲点》，作者是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杨颂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