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城市群内因为行政分割造成合作不畅的地方性法规，促进长江经济带韧性提升；制定差异化创新发展政策，引领区域创新能力协同跃升；优化长江经济带生产力布局，发挥三大城市群增长动力源优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近日，由武汉大学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共同发起的第七届 “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端论坛”在武汉举办，来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23位区域经济专家围绕城市群发展、创新共同体建设、新质生产力优化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提升三大城市群韧性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以21%的国土面积承载全国42.8%的人口数量和42.2%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分别位于我国的东、中、西部，三者的规模大小、层级结构、空间形态差异显著，代表着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成熟度的城市群，且同处长江流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长江经济带是开展城市群韧性比较研究的理想样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长江经济带专委会副主任涂建军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韧性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形，已基本形成嵌套三角形网络且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漏洞”，但安庆、池州、铜陵与城市群内其余城市的联系相对薄弱，长三角城市群东北边缘地带的城市联系仍需进一步加强；
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韧性等级结构呈纺锤形，中等韧性层级的城市数量较多（16个），在江西省内存在联系薄弱区，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交界区域存在综合联系“空白”地带；
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韧性等级结构形成以高韧性城市与中低韧性城市“分属两端”的离散型结构，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爪状结构网络，成德绵乐城市带上的城市间联系较强，川渝交界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偏弱，内江-资阳出现了联系“断点”。
如何增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涂建军建议，以“适度融合、错位发展”为遵循，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南京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外联内联作用，增强外围经济腹地内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整体韧性。
以“分工互补、合理布局”为原则，优化南昌作为核心城市的功能，增强“三圈”内部城市的多向联系，以省际毗邻城市跨边界组团为发展形式，带动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韧性发展。
以“强化核心、拓宽联系”为导向，加强两大都市圈之间的合作，提升绵阳、德阳等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承接能力，着力提升城际交通网络连通路径的多样性，推进成渝城市群韧性网络的形成。
以“互动合作、共建共享”为准则，完善城市群之间跨区域联动合作机制，规范城市群内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清理城市群内因为行政分割造成合作不畅的地方性法规，促进长江经济带韧性提升。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长江经济带专委会常务副主任白永亮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市场一体化通过扩大市场空间、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区域合作等机制，有助于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其中长江下游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中上游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他指出要制定差异化创新发展政策，以引领区域创新能力协同跃升。一是实施差异化创新政策。对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鼓励长三角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区域创新发展。二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内各地区的协同发展，加强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三是实施创新资源均衡配置策略，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鼓励创新资源向长江上、中游城市流动，支持在长江上、中游建设一批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
推动产业梯度转移
2023年11月27日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要统筹抓好沿江产业布局和转移，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指出，优化长江经济带生产力布局，要发挥三大城市群增长动力源优势，加快引育新质生产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发挥各地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建设区域发展共同体；发挥中上游战略空间优势，推动产业纵深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挥联通东南亚南亚优势，促进产业沿边转移。
王振认为，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心城市向腹地，从长三角城市群向中游、上游地区有序转移，促进产业链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区域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其中有产业扩张式转移、总部与基地分离式转移；有展现区域对口协作、利益共享的产业转移；有全面接轨长三角核心区高水平开放水平与营商环境，叠加成本比较优势形成新竞争优势引致的产业转移。
同时，发挥中上游战略空间优势，推动产业纵深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王振说，比较成本导向型产业转移，在国际大循环中，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成本竞争优势；建设区域共同体型产业转移布局，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内需稳定；新质生产力均衡发展型产业转移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应对极端事件的安全能力。
此外，发挥联通东南亚南亚优势，促进产业沿边转移。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动上游地区的对外开放，主动适应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梯度外迁的新趋势和国际经贸新规则，发挥云南的沿边开放枢纽门户优势，特别是利用RCEP签署生效机制和中老铁路快速发展的机遇，依托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空间载体，打造立足东南亚布局空间的跨境产业新基地，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王振建议从四个维度优化长江经济带生产力布局，一是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依托三大城市群打造三大创新雁阵，共建共享大型科技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产权交易大市场等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加强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标准跨区域衔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不利于公平竞争的隐形地方保护措施，重点清理影响公平竞争和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地方保护政策，强化区域政策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四是深化对口协作机制，通过合作园区共建或托管方式，提高园区建设管理和对外招商能力，把发达地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经验做法积极复制推广到欠发达地区。
建设长江中游创新共同体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合肥、无锡为节点的“Z”形发展轴。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长三角协同创新具有宏观政策环境优越、中央对长三角的特殊支持与期待、长三角步入一体化新阶段、长三角创新主体活跃等优势。
曾刚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脉络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有着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如何促进长江中游创新共同体建设？他建议，应响应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号召，地方政府回归“店小二”服务本分，支持企业、专业组织发挥主体作用，发挥龙头企业在区域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创造条件。
同时，中三省应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从建设创新高地的目标出发，理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开展区域生态系统修复，为引进高端人才、促进自主创新提供优质生态环境特别是美丽“蓝绿空间”支撑。
建设长江中游创新共同体还应遵循“不破行政隶属关系，打破行政分割限制”原则，推动新质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发行创新劵，鼓励产业飞地、创新飞地合作，联合建设产业集群，推动跨地域政产学研用金一体化合作。
此外，可设立民资为主、国资为辅，政府引导、社会主导，总额1000亿元的长江产业创新基金，按国有非赢利机构章程运行，为跨界创新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长江技术经济学会流域经济专委会主任彭智敏进一步提出，中部大省湖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良好的科教、人才、产业发展与地理优势，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领域已初显成效。他认为，湖北应利用其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从劳动力培训、企业技术改造、新技术应用及传统产业改造等方面入手，提升产业含金量、含绿量、含新量等“三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