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故事背后的时代图景——李修文《猛虎下山》讨论｜读书会

李修文最新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出版后备受关注，已经有了很多专业评论。但当下的大学生会如何理解这部诗化的、隐喻性极强的小说，也是颇有意味的文学阅读问题，值得我们留意。《猛虎下山》与当前很多的现实题材故事不同，这是一部带有清晰的思想实验性质的作品，其语言修辞、文体风格以及人物形象等方方面面都彰显着后现代小说的美学魅力。要理解《猛虎下山》并不容易，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容纳了作家对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等诸多问题的独特思考。对于当下的大学生而言，他们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记忆，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下岗”意味着什么，阅读《猛虎下山》，或许会是他们理解父辈、认知现实的一大切口。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游走在真实和虚幻间，时而展示人际的勾心斗角时而暴露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这两者具有相互对比映衬的关系。故事源于打虎，终于打虎，猛虎的象征意义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小说开篇介绍了一个幼虎说人话的传闻，结尾主角刘丰收由人变成猛虎在镇虎山游荡，如此魔幻的设定让人不得不在荒诞感之余思考起这样的问题：镇虎山究竟有没有猛虎？猛虎在哪里？镇虎山镇住的真的是虎吗？人变成虎的故事并非新奇，唐代传奇小说《人虎传》就讲了陇西李征因患狂疾化身为虎的事情，在日本也被中岛敦改编成短篇小说《山月记》。虎象征着兽性，人化虎象征着人心向兽性的倾斜。在《猛虎下山》中，“武松打虎”的戏文不但能凸显人物性格，还流露出利益和权力的言外之意，即无论是真虎还是假虎，只要是虎就能享受高位者的权力。一向懦弱毫无志气的刘丰收上山打虎，尝到了权力的好处后在打虎队一步步扮演他最渴望成为的“红色安全帽”；排挤张红旗、在澡堂为非作歹、在家里呼风唤雨，这一切都是“假虎皮”给刘丰收带来的好处。

“红色安全帽”是对权力的象征，“见手青”则暗示兽性的放纵。随着刘丰收对权力渴望到魔怔的地步，他从嘲笑张红旗为了扮演不伦不类的假虎吃下见手青，到自己主动食下见手青陶醉其中。由此，刘丰收打虎已经失去本心，随着文章节奏越来越快，一步步坠入深渊。《猛虎下山》成功抓住人性和兽性的缝隙，每个人都是驯兽师，放纵的欲望就是那猛虎。驯兽师方法运用得当，自然迎来喝彩和美好的人生；如果步步紧逼猛虎，只会被猛虎吞噬得骨头都不剩。

李修文曾在创作谈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猛虎下山》中不可忽视的就是《武松打虎》这一出戏曲，它几乎贯穿了整本书。这出戏曲的唱词在人与人、人与虎的互动、对话期间穿插着，唱词在情节中的出现就如同戏曲中伴奏的鼓点，与文本的叙事节奏互相配合。无论是刘丰收在山顶边击鼓边唱《武松打虎》，还是刘丰收变虎后，他的儿子骑在他身上殴打他时，他耳边响起的唱词，都营造了一种紧张、急切的氛围，一场关于寻虎、打虎、变虎的表演在不同人物的唱腔中上演。

书中的人物关系也与《武松打虎》暗合。刘丰收、林小莉与张红旗三人的关系仿佛就对应着武大、潘金莲与武松。但是这种人物身份的暗合并非固定，《猛虎下山》还对传统的《武松打虎》的故事进行了颠覆：在传统故事中武松是绝对的主角，而《猛虎下山》中却没有一个像“武松”一样的、真正的英雄人物，有的只是“假武松”。书中人物的身份处于不断的转换之中：刘丰收既是武大，又是武松，最后变成了老虎；张红旗最初扮演武松，后来又假扮老虎；在导演上山拍摄纪录片时，打虎队队员扮演“假老虎”，此时的他们身上具备打虎者与老虎的双重身份。李修文借镇虎山上打虎者与老虎之间的互相转换，构建出一个失序的、变幻莫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发生对于权力的争夺，每个人的身份角色都是可以被随意更改、篡夺的。由此，李修文完成了对《武松打虎》的重构。

《猛虎下山》运用第一视角，通过多重场域展现了底层弱者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这部充满隐喻的作品无疑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与个体的复杂变化。下岗动员会与权力压迫、社会舆论与家庭压力……个体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和规则，不惜在谎言里重建尊严和价值，逐渐被“逼上梁山”，最终滑向荒诞的异化之路。

刘丰收是被蔑视的工人、丈夫和父亲，他的痛苦是生存压力、价值危机、性格弱点和内心欲望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另外一个异化成动物的人，马忠也是他的一面镜子。马忠和刘丰收师出同门，有相似的技能与知识视野，如今同是面临下岗危机的时代弱者。他和刘丰收一样愚钝、保守、懦弱、缺乏担当，被环境和他者推着前行，在人性的试炼与谎言的表演中逐渐激发出自私与欲望。两人本质上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刘丰收侥幸手握权力后迅速膨胀，从原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占尽劣势的独眼兔摇身变为百兽之王老虎。看见马忠，刘丰收就看见了自己；吃掉兔子，便是吞噬过去，完成由人到虎的蜕变。虎与兔在幻觉中重逢，是本我对失陷在谎言中的自我的拷问，也是异化之中无法泯灭的人性与兽性的割裂撕扯。马忠就像一个坐标，时刻提醒我们审视失去权力加持下的真实刘丰收，又让我们由此看见整个时代的人们，看见他们更复杂的恐惧、不安、迷茫，他们为生存所做的挣扎与妥协，以及埋藏在转型之下的精神困境。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社会转型的“阵痛”对底层而言总是毁灭性的打击，超现实的走向其实也意味着现实的无解。文学记录有名有姓的小人物的意义，或许也在于用另外一种方式，记住底层的牺牲与苦痛、记住高歌猛进之下泣泪泣血的隐秘的一面。

《猛虎下山》运用了“变形叙事”，叙述了由人变虎的过程。故事中的刘丰收经历了几次身份的转变：在加入打虎队之前，他只是一个在炼钢厂碌碌无为的“窝囊废”工人；而在他只身上山打虎、带回几十根能证明自己见过老虎的“毛发”后，他便一跃成为了“打虎队队长”。从“窝囊废”到“领导”身份的转变让他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这让他不惜通过各种手段排除异己，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老虎也从威胁生命安全的祸害变成了刘丰收等下岗工人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当刘丰收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谎言被揭穿后，他再次面临下岗危机。被撤除了岗位的他不甘于此，再次前往镇虎山寻找老虎，甚至开始披上虎皮假扮老虎，却在日复一日的无谓的找寻中变成了一只真的老虎。

从人变为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刘丰收本质上仍是一个“披着虎皮的人”。李修文在谈及为何安排“人变虎”这一情节时提到：“让人受到折磨的时刻，让人受到苦楚的时刻，有地方可去，就是一种叙事上的公正。”小说中的刘丰收其实就是一只被命运追杀的老虎。在发展的大潮中，他面临着生存的抉择——上山会面临生命危险，下山则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而在走投无路之时变为一只怒吼的老虎，则是小人物在面对生活打击时的苦苦呐喊。但无论是人是虎，刘丰收始终处于“红色安全帽”的压迫之下。当刘丰收是“打虎人”时，悬于头顶的“红色安全帽”将他置于打虎的险境中；当刘丰收化为“老虎”之后，“红色安全帽”也始终威胁着他的生命。从人变为虎，我们可以看到，弱肉强食的原始生存法则在现代社会仍然适用。

李修文笔下的“刘丰收上山”的故事，与其说是当代的“武松打虎”，倒不如说是基于现实和人性的真实，为解答武松为何打虎而设置的一场带有荒诞色彩的人性实验。因此，探究刘丰收为何要打虎就成了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

在小说中，无论是炼钢厂的建立过程，还是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都已经给“打虎”这一行为塑造为了一种传统的正义行为，而打虎也给刘丰收带来了权力，成为他后来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关系，上山成为老虎与工厂作对的原因。

在作家看来，武松和刘丰收一样，都是可怜人，这体现在梦里他与老虎的对话，看似是他与虎的对话，但实际上是他与自己的对话，可见虎早已存在于他的内心，两者发生了一种类似萨特所说的主客体间存在与世界的斗争，而在外界上，刘丰收也在与周围作斗争，只是在外部斗争的同时，内部虎赢了人，刘丰收为了与外部矛盾斗争，自己成为了虎。

此时，作家也对这场人性实验下定了结论：可怜人要与命运之虎斗争，必须自己先成为虎。

《猛虎下山》讲述了面临下岗危机的工人刘丰收为保住饭碗，而谎称有虎，进而圆谎打虎，最后成为谎言本身变虎的奇幻故事，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但潜藏在虚构故事下真实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画像，更赋予小说寓言性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权力运行和制约的矛盾。小说中的红色安全帽和假虎皮是权力的突出象征，炼钢厂厂长的红色安全帽从正向代表着权力系统的顶层，而引诱“老虎”的假虎皮，从反面成为权力腐化的保护伞。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变为老虎的刘丰收发出人生之叹：“上山也好，下山也罢，最不能大意的，就是自己的腿脚。”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要时刻警醒自己，约束欲望的膨胀，限制权力的腐化。

其次，小说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现代化的工厂和自然的山林体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老虎的传言与恐慌，人定胜天的战斗观念，打虎英雄的形象塑造，上山下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对立了起来。故事结尾，工厂搬迁，废弃遗址被改造成文创园，似乎也寓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缓和，产业发展的升级。

在矛盾的解决方法上，不同于过去“变形”叙事中《促织》古典传统式的大团圆结局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个人孤独绝望地死去，《猛虎下山》提供了一种和解的方案。得了癌症的林晓莉从南方回乡对着刘丰收的衣冠冢看淡过往恩怨，而化身为虎留在山中的刘丰收，在人性的复苏中反省赎罪。作家笔下这个人变虎的故事，最后展现出晦暗中的一丝亮色，将美好的希望留给未来，留给时间，留下警醒与思考。

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浪潮下平凡人努力探出头呼吸的瞬间，在每一次竭尽全力的上浮背后，都饱含着心中对生存的渴望。对于“绩效”在高炉车间排末尾的刘丰收来说，炉前工就是他竭尽全力争抢的空气。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在小说中，“山中贼”变成了“山中虎”，打虎队的每一个队员，既在围捕山中那只吊睛白额虎，也在面对自己心中的那只吊睛白额虎，面对微不足道却又可以轻易将人吞噬的兽性。而镇虎山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更是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人心中蛰伏的猛兽，李修文用锋利强硬的文字剖开刘丰收的内心，展示一个即将在时代浪潮下溺亡之人被逐渐异化的历程。

从春药到见手青，再到假虎皮，刘丰收的兽性被一步步放大，故事也就在真真假假之中拉开了序幕。上山之前，每一位打虎队成员都祈祷镇虎山没有老虎，而在打虎队解散后，所有队员们都希望山上真的有老虎。刘丰收用一把白头发编织了整个故事，最终却在阴差阳错中穿上了假虎皮，变成了真老虎。

自然界中的老虎不是最可怕的，人心中的猛虎更为骇人，而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只猛虎。在《猛虎下山》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小人物刘丰收乍然间拥有了权力和身份，成为了打虎队中的“领导”，甚至得到了和冶钢厂厂长一样的“红色安全帽”，他内心的欲望猛虎也由此释放。

在刘丰收还是人的时候，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是他心中的猛虎；但当他披上虎皮再也脱不下来的时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非兽性而是人性。刘丰收披上了老虎的皮囊，茹毛饮血，“兽性”大发，却依然保留着人类的思考，对他的妻儿保留着人性中的一丝温情。这样的前后对比显得更为奇妙，前者是人的兽性，后者是兽的人性。人与兽的界限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戳就破，而人性与兽性的转换似乎也只有一线之隔。

《猛虎下山》通过荒诞的“打虎”情节，展现了时代变革中旧秩序的崩塌与被驱逐的个体的迷茫。讽刺的是，“打虎队”的成立却无关老虎是否存在本身。在旧秩序逐渐土崩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形的混乱状态下，打虎队全员都心照不宣地为维持老虎存在的谎言，主动扮演打虎人甚至老虎，借着对熟悉的集体秩序的模仿复现来对抗现实的失序，重构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感。然而，越是重复这种虚假的秩序，其内心对于失序的恐慌与不安就越难以消除。随着事态走向失控，以刘丰收、张红旗、马忠为代表的人从人类社会逃入丛林，试图通过身份的退化与抽离来找回存在的意义。虎实际上是刘丰收自己内心的投射，是他在秩序之外身份模糊时的恐惧和自我迷失中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我”，人到虎的转变是刘丰收作为人的末路，是悲哀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