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一直以为《中华遗产》和《中国国家地理》一样，都下属于中科院地理所，等看到“休刊公告”才知道，它真正的上级单位竟是中华书局。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内部调整”，中华书局最终做出了放弃《中华遗产》的决定。
说起来，我与《中华遗产》颇有一些缘分。2012年上半年，也是大四下学期，《中华遗产》的编辑张婷老师在微博上联系我，说想约我写一篇有关“袁林”的稿子。
其实在那之前，我可能只正经写过一篇有关袁世凯的文章，那就是2010年发表在《文史天地》上的《袁世凯“窃国”：误解一百年》，该文当年流传甚广，并被一些论文和图书引用——虽然其主要观点我本人早已不再认同。
所谓袁林，即是袁世凯的墓，位于河南安阳，网上一直有设计师为德国人的说法，我经过查证发现，真正的设计者应为朱启钤，但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极少。
我那时人在天津，张婷老师专程代我去国家图书馆（也可能是首都图书馆）找到河南省省长田文烈的《袁公林墓报告》，让我那篇《穿龙袍入葬的“华盛顿”》得以首次披露修建袁林花掉70万银元等关键信息，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华遗产》的编辑为打磨一篇好稿子是怎样的不辞辛劳。
大学毕业前夕，我经张婷老师介绍，来北京面试了《中华遗产》的编辑岗位。杂志社当时设在朝阳区大屯路的地理所内，记得主编黄秀芳老师面试我时说了一个选题，让我回去做下策划。如果不是我决定入职《文史参考》（《国家人文历史》前身），没准儿就有机会在《中华遗产》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后来《中华遗产》与我合作较多的编辑是马赛屏老师。2012年8月杂志策划封面专题“湘军改变了中国”，马老师约我写曾国藩幕府。那会儿我刚上班不久，既要给单位写稿，又要兼顾官微运营，就把《中华遗产》的约稿耽搁了，以至快到截稿日才勉强交上一篇粗糙的初稿。
多亏马老师帮忙补救，总算没让《曾国藩幕府：大儒家的私人集团》这篇开了天窗。整篇稿子经过了一番大改，但马老师依然坚持让我署名，我实在不好意思承这贪天之功，最终说服马老师同意署了我们两人的笔名：“启风、艾晨”。
到了2014年，又蒙马老师几次约稿，我才始大量阅读原始史料。比如因为写《雾里看花的跨国婚恋》，读了斌春《乘槎笔记》、张德彝《航海述奇》等“走向世界丛书”中的笔记。因为写《刘大鹏：一个失去身份的绅士》，研究了他的日记；因为写《古代律师的灰色记忆》，又浏览了《刀笔菁华》《办案要例》等古代刑事档案。当然，其间也参考了诸多中外学者的著作，比如新近再版的沈艾娣《梦醒子》。
近些年，我与《中华遗产》的戴莹、刘睿等几位老师也陆续有过联系，她们无不自带一种特有的“遗产范”。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华遗产》的编辑们，最合适的无疑是“专业”，要是再加一个词的话，必然是“负责”。
好在这样一个专业、负责的团队并不会就此解散，如他们所说，还会“继续开辟阵地，以新的名称和更多样的形式与面貌，与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