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中心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个“出版品牌”，而不止是一个“书系”，从2019年第一本《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开始，截至目前已出版了32种图书。有相对轻松好读的学术随笔（如《带献帝去旅行》《百年锐于千载》），有严谨厚重的专著（如《流风回雪》）或专题论著（如《学随世转》），还有海外中国学研究论著（如《远西旅人》《功过格》）。选题集中于中国历史，在整个图书市场的分类中，体量不大但特色鲜明。
论衡品牌同仁说：
我们推出和打造“论衡”，是因为在今天的研究格局下，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逝去的过往，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在不同时空的映照下，历史往往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我们希望供给读者观察和认识历史的多重维度，揭示历史的复杂与多变，引发人们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思考。
“论衡”书单
来源 | 四马路上
书中以嵇康、阮籍等人物和荀彧之死等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切入，从政治与思想互动关系的角度阐述六朝精神史的变迁，从而理解士人是如何在积极入仕庙堂的同时，又可以在精神上处于山林之间。
东汉时期，皇帝、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四大势力之间的反复对抗和冲突是历史的主线，最终以一场戏剧性的“献帝禅让”完成了王权更替。作者徐冲教授对于传统历史书写中“汉魏革命”的解读，犹如一把冷静的手术刀，层层剥离，直抵其历史逻辑的核心；又像一柱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灯，激活史料，带领读者重新发现“汉魏革命”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易姓换代，更意味着整体政治秩序和国家理念的转换。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1860年代初到1895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本书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
书中不仅结合了传媒学理论，剖析了使臣们如何运用不同体裁和传递方式构建西方叙事，还探讨了信息在阅读集团中的演变和重新利用。同时，本书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历史相结合，展示了晚清士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内外张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会关系对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响。
二十世纪，世界风云变幻，学术新旧激荡，中国史家承继旧学，融汇新知，致力于新旧范式的接榫与转型；与此同时，沧桑变迁，国运起伏，史家的学术与夙命也随之颠簸跌宕。本书以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吴晗、丁则良、严耕望、刘子健、张家驹与程应镠等著名史学家为典型个案，再现了他们在时世剧变下的人生轨迹与学术生涯及其历史观与方法论，既多方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辉煌业绩与曲折走向，也真实还原了这些史学大家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在历史的回望中留下了深沉的思考。
清代的上三旗包衣旗人是满洲皇帝的家内奴仆，也是内务府官僚体制的重要成员。他们同时奉职于家、国两套体系，以侧进政治而显贵。清初包衣的个人仕途与家族发展高度依赖君王青睐。乾嘉之际，随着考课、科举与捐纳制度的定制化，包衣无论在府内迁转或外任税差，行政表现与任官经历的重要性趋增，也相对拥有更多的仕宦自主性。然而，当皇帝渐次援引制度成规来任使包衣奴才，不复乾纲独断，却也不免产生“权移下人”之弊。本书系统考察十八、九世纪内务府官僚体制的定制化历程，探究皇权渐次隐微于官僚体制之下的原因，以及清朝统治格局重大变革的政治意义。
辛亥前后，是变革的时代，也是脱序的时代。以短短数月终结两千余年帝制，正所谓“百年锐于千载”。本书是作者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思考，从思想和文本，民族精神与人格、国格，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这三个角度切入。三部分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展开——百年前的国人，在惶恐什么，又在希冀什么？
清代中后期，随着国门大开，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用异域眼光审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同光时期，德国的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民国时期，这些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游记，以及书信、日记、回忆录、报刊专栏里（包括照片和插图）等等。本书据这些记录选编辑译而成，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变迁、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国际贸易的状况、上海官员的面相和思想、市民生活百态、中外交往情形、在沪外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
荷马李身患残疾，病弱的身躯、成长的经历以及特定的时代特点使得他选择与中国的变革力量结盟，试图参与到变革中国的活动中，并将其作为自身的使命。庚子事变时他曾加入到保皇派的勤王活动中，后回美积极地组建华人军事培训学校；梁启超、康有为访美时，荷马李曾热情地陪同。他写作的《无知之勇》轰动一时并在历史中回响。他参与拟定“红龙计划”、与孙中山进行“长堤会谈”，后成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武昌首义后陪同孙中山回中国，终因中风而回美，不久去世。他一生短暂，却充满传奇。本书是国内关于荷马李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试图从情感史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心理分析等方法，就荷马李如何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的变革之中。
《大学》开篇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书取“知所先后”为书名，并非有“近道”的企图，而是本书的内容多涉近代人物、史事和文献的考索，定其时序，求其始末而已。
书中所收文章，多以散佚文献和隐晦人事的考证入手。作者认为前一项工作近似于文物残片的修补缀合 ，通过找寻残片的边缘痕迹或原有纹路，使之与已知史事或文献相印证，以冀稍能发抉幽隐。而社会的变迁，往往以人物的升降为枢纽，因此后一项工作关注“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也自然成为钩沉历史的必由之路。
地方志是当今存世历史资料中数量最丰富、类型最复杂的文献之一。作者将方志视为“活的文献”，考察了从编纂动因、生产过程、传播途径到阅读使用的整体“生命史”，并从中发掘出丰富的个案，分析了方志对维系明帝国的政治版图、推动文化生产的重要作用，揭示出了围绕方志编纂，地方官府、家族、士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
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当时的士人和官员似乎把这种方法看作一种工具，它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个人道德，也有助于教化百姓，巩固社会秩序。
本书集中研究明清嬗变时期功过格广泛流行的社会现象，是非中文世界第一部详细探讨该问题的专著。通过功过格来考察精英阶层对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本书所集文字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收录十篇文字，大略分为三辑：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体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分别讨论教育体制与史学、经学的近代转型。丙辑“文学小言”，围绕近代文学研究，涉及文论、小说、文学教育等话题。
本书从气候、野生动物、植被、人为因素等几个方面讨论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条件的基本形势，也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阐述了秦汉人的生态环境观以及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历史的关系。对这一时期生态环境的若干个案，作者也进行了分析，如秦汉宫苑“林麓之饶”，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秦汉陵墓“列树成林”的礼俗等。既有史料解读，又有相关考古方面的最新发现，是一部以生态环境史角度切入的别具一格的历史读物。
本书从秦汉文化的基础——“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礼乐说起，再到商鞅变法，咸阳如何成为长安的文化重心等，既有对高层政治的关注，也多涉及社会平民及劳动阶级，从几个以往人们关注不多的侧面描画咸阳—西安地方在秦汉时期的文化面貌。书中关于秦汉文化史实物证据方面的内容，也占了一定的比重，由此可令读者在众多具体、真切、形象的信息中，获得对秦汉时期整体文化风貌的进一步认识。
“黄山白岳”是指皖南的徽州，本书首先勾勒出晚明人文地理书写的复兴轨迹，并聚焦于皖浙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追寻历史劫难之流传，发掘年湮代远的相关记忆；在明清时代，徽商自新安江东下，几经辗转进入长江三角洲，三十多年来作者的研究，也是以“徽学”为起点，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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