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连广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
塑造“人权卫士”形象
1976年，美国国会根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和1974年“贸易法”，要求在国务院设立一名人权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这一职位后来被提升为助理国务卿。1977年美国国务院设立民主、人权和劳动局（DRL），并从该年开始，每年发布一份“人权报告”。按照美国外交文件所言，其目标是使“人权报告”作为“人权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1977年的首份“人权报告”只涵盖82个“接受美国安全援助”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时任人权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帕特里夏·德里安的说法，这份报告“在那些我们自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中引发了愤怒的呼声”，可见“人权报告”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冷战背景下，这份报告涉及中国部分，仅简单介绍了台湾地区人权状况。1978年美国“人权报告”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扩大到115个，1979年增加至154个。1999年美国“人权报告”已覆盖194个国家和地区，此后数量基本稳定下来。
1979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在报告中。报告介绍了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人权的众多法律条文，通篇充斥着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和“人权进步”的“期待”。1987年起，美国“人权报告”涉及中国的部分，开始出现“强迫劳动”一词。但此时美国报告中对于“强迫劳动”一词的使用，均明确指向服刑人员和被拐卖人员的强迫劳动行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指责虽有明确指向却针对性有限，只是将“强迫劳动”作为攻击中国的次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衬托自己作为所谓“人权卫士”的形象，因为在同一时期美国“人权报告”涉及的国家中，几乎都有“强迫劳动”一词。
以“强迫劳动”抹黑中国
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伟大”等理念，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以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中国被定性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在一系列对华政策大辩论后，美国形成了对华强硬的共识。自此，美国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加强对华攻击抹黑和打压遏制，美国“人权报告”中“强迫劳动”一词有了新内涵和新“使命”。
2017年8月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反华机构“世维会”和“人权捍卫者组织”，以及一批所谓“学者”，开始集中炒作中国新疆存在“拘留营”。2018年12月之后，“强迫劳动”一词开始在美国的媒体、智库报告、“学者”的个人文章中频繁出现。与之呼应，2018年和2019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开始指责中国新疆的“拘留营”存在“强迫劳动”。2020年之后的报告，则明确诬称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拘留营”，进行“强迫劳动”。
美国另一份重要涉华报告也存在同样情形。1999年，美国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设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同年该委员会开始发布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截至2023年，该报告已连续25年将我国列为所谓“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但在2018年之前的报告中，从未出现“强迫劳动”一词。2019年起，该报告的涉华部分也配合美国官方话语，开始指责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美国政府、“学者”和媒体同时就“强迫劳动”做文章，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变迁高度相关。“强迫劳动”一词不再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简单表态，而成为攻击抹黑和打压遏制我国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基于政策辩论形成对华认知，为对华话语奠定基调；智库和“学者”根据政府的负面话语基调，以捏造事实、拼凑数据、假造证人证言等手段，制造能够吸引眼球的负面话语标签；媒体则以夸张的方式，断章取义地将负面话语标签进行广泛传播，谋取社会共识，并推动其国际化。在共识的基础上，最终国会立法，推动政府实施具体干涉行为。
2020年7月，以某些“学者”的报告为基础，美国《华盛顿邮报》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新疆正在发生种族灭绝”，这是美国对华负面话语的重大升级。2020年之后的美国“人权报告”，开始出现中国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表述。“种族灭绝”被官方提出来以后，美国媒体和所谓“学者”对华攻击的目标开始向此集中，为美国政府实施更强硬的干涉政策作铺垫。2021年12月，美国通过所谓“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对华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利用“强迫劳动”作为人权武器达到极致。
美国打“人权牌”必遭失败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挥舞人权大棒对他国进行干涉，恰恰反映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与双标。
其一，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及认定标准，国际劳工组织（ILO）1930年通过的第29号公约（《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以及1957年通过的第105号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有明确解释，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指出，“强迫和强制劳动一词系指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截至2024年7月，已经批准了包括《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在内的28项国际劳工公约，是国际劳工公约的模范遵守国。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名对中国进行指责，但美国却是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最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至今未批准《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的七个国家之一。
其二，强迫劳动与美国的建国史和资本原始积累史相伴而生，其流毒甚广，难以根除。时至今日，美国仍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各行各业强迫劳动无处不在，对妇女和儿童的强迫劳动更是触目惊心。美国至今未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也是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10万人中，50%为未成年儿童。美国社会一直有改善劳动者处境的呼声，却收效甚微。
其三，强迫劳动问题只是美国糟糕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美国频繁以“强迫劳动”污蔑抹黑中国，却疲于应对自身诸多尖锐的人权问题。2020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惨死，彻底揭露美国警察滥用武力执法的乱象。网站“警察暴力地图”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警察至少杀害1247人，平均每天至少有3人被警察杀害。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美国声势浩大的“黑命亦命”运动，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问题曝光于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人权项目主任贾米勒·达克瓦尔称，“美国在反种族主义条约所涵盖的几乎所有涉及种族正义的问题上都失败了，在美国承诺结束种族歧视几十年后，系统性种族主义继续侵蚀着我们的制度”。该事件的恶劣影响外溢至国际社会，招致广泛谴责，2022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批评“美国历史被系统性种族主义所玷污”。
警察暴力执法是美国人权一大痼疾。图为2023年1月29日，美国抗议者举行集会，抗议警察对非裔男子泰尔·尼科尔斯的致命袭击 视觉中国/供图
其四，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西方国家，对于美国持续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到处挥舞人权大棒之举愈发反感，响应美国煽动的国家越来越少。2019年7月至2023年10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上，主导或参与八次针对中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的联合声明，无一例外遭到失败。八次辩论中共有98个国家支持中国，57个国家支持美国，且每一次支持中国的国家都占明显多数。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公报声称，“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与新疆有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尽管这一“呼吁”是美西方打压中国的伎俩，但美国未能说服其余六国在公报中给中国贴上“强迫劳动”的标签。
“强迫劳动”是美国在对华认知发生明显转向背景下制造的核心负面话语标签，搭配有多层次的传播平台。美国推动“强迫劳动”话语标签传播，在国内谋求形成社会共识，进而促成干涉法案，再推动实施具体干涉行为；在国际上以联盟围堵、经济制裁和谣言散播等综合手段，试图扰乱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舆论环境，破坏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阻碍经济现代化进程。
以“强迫劳动”为核心的负面话语体系，改变不了新疆日益繁荣昌盛的事实。2018年以来，中国陆续发布《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和《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等白皮书，从维吾尔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新疆地区民族交融、新疆去极端化的成就以及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成果等方面，有力驳斥了美国制造的涉疆谎言。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高度赞扬“中国在打击种族歧视方面的进展和成果”，祝贺“中国创造了非凡的繁荣，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2018年12月开始，中国陆续邀请不同国际组织、国家、媒体及个人参观访问新疆，向世界展示真实的新疆。新冠疫情暴发前，新疆已经接待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0多名官员、宗教人士和记者。2019年3月，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代表参观新疆后，公开赞扬中国“为其穆斯林公民提供关怀所做的努力”。2019年11月，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新疆项目审查的声明”也明确表示，审查“没有证实这些（强迫劳动的）指控”。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却在人权问题上对他国横加指责，不断对他国干涉、制裁和“长臂管辖”，只会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