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巴蜀小学发展述略‖霞绍晖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产生得很早，但巴蜀地区至今未曾发现与汉字符号系统类似或相关联的古文字。巴蜀地区记录或研究文字的著作，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一般说来，若非专门字书，都会有复字出现，由此推知，《凡将》很可能就是蒙童识字一类的著作。至于其所载之字是什么形体，史籍未曾明言，大概以小纂为正。清马国瀚对《凡将》做了辑佚工作，可参看。其后扬雄作《训纂》篇。《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巴蜀小学倍加称赞，如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云：“《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自许慎《说文解字》出，中华文字由此大一统，六国文字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汉字，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学者通常把汉字形体的演变用“六体”来表述，此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今人总结为甲骨文、金文（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严格说来，不论是《艺文志》的“六体”，还是今人的“六书”，这种以书体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演变史，是有缺陷的。众所周知，中国文字是象形文，我们今天能见的最早字体，是甲骨文。甲骨文这个称呼，不是以字体命名的，而是以承载的物质材料命名的，并不是汉字的形制。金文也是如此。以汉字形制命名的，是篆书、隶书、楷书。至于古文、奇字，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难以见其形体意义。而行书和草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艺术表现，与形制无关。从这个实际来看，司马相如《凡将篇》、扬雄《训纂篇》，大概都是以小篆为正。后世字书，如许慎《说文解字》、北宋徐铉等《说文校订》、南宋李从周《字通》等，在讨论文字形体上，皆以小篆为正，亦可证明《凡将篇》《训纂篇》大概率是以小篆为正体的。

另一关于六书的说法，是关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和使用方式的理论，这个理论产生得很早。《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里没有对六书作详细的阐释。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序》对六书作了详尽系统解释，后世相沿其说。至北宋，林罕注意六书理论，以之解《说文》，成《林氏小说》二十篇，刻石蜀中。南宋郑樵受其影响，赋以“六书”新的论说。元戴侗作《六书故》，形成了后来的“六书”研究高潮。

巴蜀的文字学研究，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五代两宋时期，获得了相当发展。前蜀僧人贯休编著有《重集许氏说文》，后唐林罕著有《说文字源偏旁小说》，南宋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宇文绍奕《原隶》及李从周《字通》等。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基本上以篆体为研究对象，体现了承接汉唐余波的学术风格。元代有陈瑛《篆书》，亦是汉唐文字学余波，惜此书不存，难以知晓其是否为文字学著作。

贯休（832—912），俗姓姜氏，本为婺州兰溪（今浙江省兰溪市）人，出家为僧，入蜀，前蜀主王建深器之，封为禅月大师、守西川僧箓大师。贯休工篆隶，著作有《重集许氏说文》《宝月集》等。惜其书不传，未能探究其详细内容。

林罕，字仲缄，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归字，从堆，从止，从帚，以堆为声。罕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氏矣。《说文》哭，从吅，从狱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这段话记载的是林罕的《说文字源偏旁小说》一书，惜其今已不传，但林罕的文字学，由此可见其概貌。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今眉山市丹棱县）人，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著《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此著不用《说文》部首顺序，仿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体例，按照《集韵》韵目重新编排，起于“东韵”东字，终于“狎韵”甲字，每韵中又按偏旁笔画多少为序收列各字。其目的是便于翻检《说文》而作，可视其为《说文解字》之辅。需要注意的是，李氏把音读与字形结合起来，虽未曾讨论音义关系，却是蜀中较早关注音义关系的著作。经虞仲房建议，改为仿徐锴《韵谱》旧例，实与创作初意不牟，故其序及跋有“要自别行”“要须各形”之语。

宇文绍奕，字卷臣，或作衮臣，成都双流（今成都市双流区）人，尝官剑州通判，历知资州、临邛、广汉等州，后卒于家。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载其《博雅堂记》云：“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草泽，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聍，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日博雅堂。”曹氏所载“汉石及他碑五十四卷”者，应即《源隶》之著。《原隶》曾刻石于资州，今无。

李从周，眉州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区）人，曾从魏了翁游，撰《字通》一书，本意是针对当时书法有太多字写法不统一，故依《说文解字》六书说校定隶书偏旁，再辅之以音读。其《自序》称：“此编依世俗笔势，质之以《说文解字》，作楷隶者于此而推之，思过半矣。”此种做法，已超越字体正俗范围，而成为研究文字有体系的专门著作，故后世均以字书视之。其书在篇首冠以《周礼》六书字例，虽其划分部首仍以《说文》为主，但其注意文字形制的六书理论，得到魏了翁的称赞。魏氏在《字通序》说：“一日彭山李肩吾从周以一编书示余，大较取俗所易谕而不察焉者，以点画偏旁粹类为目，而质之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开卷了然。”魏氏认为，文字之本在六书，其在《字通序》首云：“书有六体，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谐诸声，或会以意，或转注相授也，或假借相成也……古之为教必由小学者，将以参稽象类、涵养本初为格物求仁之本……乃有以书学名家者，则仅出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进也。”惜其并无论述文字专著。但其关于文字学的主张，很大程度影响了巴蜀学人。

明清二朝，研究文字可考者十余家，如杨慎、李调元、吕调阳、廖平等，著作数十种，研究范围已然扩大，涉及到字音、字形、字义的各个方面，巴蜀文字学发展至高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明嘉靖三年（1524）因疏谏纳桂萼、张璁获罪，遭廷仗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辗转于云南、四川之间多年，颠沛流离而卒。其所关文字著述，大略3类：论金石古文字，论经籍文献文字和论《说文解字》及六书。

论金石古文字的有2种：《金石古文》14卷，《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金石古文》为诠释两周至两汉时代钟鼎铭器、碑刻石阙文字的著述。全书不录原文，仅载今文，亦无音释，间有按语考证史实、器物存佚状况等。《石鼓文音释》共收录石鼓文字700余，除了有今文对释，还对文中出现的部分生僻字、通假字作了音释。

论经籍文献文字的有3种：《古音骈字》5卷、《古音复字》5卷、《奇字韵》5卷。此3种著作都是讨论经籍中词语用字的问题。

论《说文解字》及“六书”：《六书练证》5卷、《六书索隐》5卷、《转注古音略》5卷、《说文先训》等。杨慎提出了“六书经纬说”，成为后来戴震“四体二用”说的滥觞。

杨慎视野广阔，既有对古文字、古音韵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经籍文献用字的讨论，很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对清代学者研究文字学多有启迪。

清代研究文字的学者，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之总和。最具代表的有：李调元、吕调阳、廖平、饶炯等。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今德阳市罗江区）人，清代四川戏曲理论家、诗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平生著述繁复，文字学著作有《六书分毫》2卷、《奇字名》12卷、《十三经注疏锦字》4卷、《尚书古字辨异》1卷。《六书分毫》并非讨论六书，而是讨论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奇字名》专收古籍中出现的奇字，分为八十一门，并予以诠释。其对名物训释，以征引文献、加以按语的形式来展现，对汉唐诸儒多有批评。

吕调阳（1832一1892）字晴笠，号竹庐，成都彭州（今成都彭州市）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他甘于淡泊、绝意仕途，一生苦读、学识渊博，其著述宏富，作品大多辑入《观象庐丛书》。小学著述有《六书十二声传》12卷、《解字赘言》1卷、《商周彝器释名》6卷等。吕调阳因受四川学政何绍基的影响，苦研《说文解字》，对其中所抵牾之处多有发现，故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说文》相对照，作为书院的授课内容。其《六书十二声传序》云：“予少好许书，以教子弟，讲说则多龃龉，乃舍而求诸古文及三代彝器之文，始略通贯其文之舛误者，复援古书古义古韵以正之，又取陈顾诸家谈古韵之书，详考《周官》典同之法，釐为十有二声，盖作辍二十余年，始成是书，虽未尽犁，然有当于人心。然绝不为许氏影响之谈，亦不敢效王荆舒之穿凿。”其自信可见。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又字旭陔、勖斋，四川井研（今乐山市井研县）人。少负宏志，一意向学，转益多师，为学屡变。大致经历了笃好宋学、博览考据、专求大义、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统小统、天学人学、人天小大、五运六气9个阶段。廖平小学著述共计17种，其有关文字的著作有《六书旧义》《六书说》《形声类》《释字小笺》《文字源流考》5种，单篇小文有《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3种。其中《形声类》《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5种，未见其流传。廖氏文字学用力处在于专论六书，主张“象形、指事、转注、假借四书，皆各自为说；于会意、形声二书，则合而论之。其区别指事不同象形、会意处，亦辨析至清，均较诸家象形、指事之说批次混乱者为优。”廖氏竭力维护许慎六书之说，但也有维护太过而悖离许说之旨者，如谓假借应分依声、讬事为二类，别为四源石二例，皆与许慎本意相乖离，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违戾许书，又与诸家之论六书各逞其臆说者相伯仲矣！”

音韵之学，独立成为专门学术，是在魏晋之际，其标志是魏李登撰《声类》。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由此可见，当时已有韵部之说。然此书失传，难知其部类的面貌。其实，对字音的考察，应该是先秦就有了。《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云：“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但《尔雅》这种诠释，还停留在“通方俗之殊语”层面。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反语，即反切。林焘先生认为有了反切，才有韵书，此话很有道理。反切产生前，小学书中，只有字书，不见有韵书的记载。隋陆法言作《切韵》，音韵学由此渐趋科学。

巴蜀学人研究语音，最早的是扬雄。《方言》卷3：“庸谓之倯，转语也。”钱绎《方言笺疏》：“庸、倯、甬，声义并相近。”又卷10：“？，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戴震《疏证》：“或云楚人名曰？，齐人曰（火尾），吴人曰燬。此方俗讹语也。” 如此之类，《方言》多及之。从韵文发展史来观照，巴蜀音韵研究应与中华学术发展相一致，因为，诗赋的重要特征就是押韵，若以蜀方言作诗赋，恐不会获得官学认可。我们知道，汉赋最高成就在蜀，代表人物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诗在李唐时期，蜀有陈子昂、李白为代表人物，且李白还有最早的词作。五代时期，蜀地词作大盛。若没有音韵学作为理论支撑，韵文不可能在巴蜀获得巨大成就。可惜宋以前的书籍，不易流传保存，我们无法概见其貌，但我们据清洪亮吉《通经表》统计，两汉三国时期，通经者30家，善《诗》17家。由此推知，知音韵者大有人在，惜其不传而已。

宋以后传语音者多，如宋初勾中正奉诏领衔作《雍熙广韵》，为官方韵书肇始。勾氏又著《有声无字韵》，《补雍熙广韵》之阙。南宋资州杨朴撰《礼部韵括遗》，“博涉经史，有足可嘉”。王著有《韵篇》。《宋史》卷296《王著传》：“太平兴国三年，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改卫寺丞、史馆祗候，委以详定篇韵。”此书不存。计灌园撰《韵略》。袁说友《东塘集》卷一九《题·题计次阳教授家传韵略》：“灌园先生以此书付次阳……次阳甫四岁，灌园已知此书之必传。后四十年，而仆乃亲见之。”然因《大宋重修广韵》作为科举考试的蓝本，这些韵书流布均有限，以至于汨没不传。

元代巴蜀音韵著述，可考者仅陈元吉《韵海》，仿颜真卿《韵海镜源》而作，惜其只有目录，不见其书11。

明代杨慎，开创古音学，成《转注古音略》《古音猎要》《古音丛目》《古音略例》等十多种，运用考证之术探寻上古音系，开创明清考据之风。入清以来，费经虞撰《古韵拾遗》1卷，龙为霖撰《等韵一得》，李调元撰《古音合》2卷，贾思谟撰《韵学》，王沛霖撰《韵言》，吴方松撰《韵会》2卷，张凤藻撰《金石广韵府》，梁正笏撰《群经集韵》5卷，李西沤撰蒙童书《韵语通》，戴元裔撰《诗经音义约编》10卷。如此之类，不下数十种，涉及经史字音、金石字音、韵学、《诗》音谱等。这些著作，虽在学术价值上无法与顾炎武、江永、钱大昕、段玉裁、朱骏声之流相颉颃，但在蜀中传布音韵学之功劳，不能抹杀。

《尔雅》作为我国最早的训诂辞书，产生在战国晚期的齐鲁大地，是儒生教授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书。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的出现，正是中国学术走向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中华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西汉文帝时，学术文化开始复苏，《尔雅》因有读经、解经和辨识百物的作用，被设立为博士职，成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处腹地的巴蜀文化识别区，产生了第一部注解《尔雅》的著作——犍为舍人《尔雅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诠释经典的著作。犍为舍人《尔雅注》的产生，不但开启了以诂训经典、解说名物、诠释典章的汉学学风，也展现了地域学术积极主动融入官学的学术姿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各个地域学术之间、与官学之间是互相交流、互为影响、互为成就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学术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

巴蜀后世传《尔雅》者，唐梅彪有《石药尔雅》。此书乃仿《尔雅》体例训释石药，据有开创性。朱彝尊《跋》云：“医方以药石并称，《尔雅》止释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隐名而显著之也。……唐代遗书，传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诸经部。”惜其不传也。五代时期有毋昭裔《尔雅音略》3卷。《十国春秋》载：“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贫贱时，常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元明之际，《尔雅》之作少见载记。降至有清，则李调元、李曾白、廖平、吕调阳、宋育仁、李星根等，今所可见者十余家，研究形式旧注考证、体例、纂义、补注、校勘、今释、讲义、音义等。

方言研究，是巴蜀小学的又一特色。扬雄之前，有严君平、林闾翁孺“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并云“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林闾翁孺奏《輶轩语》，扬雄承其后，增补而成《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唐李商隐任蜀官，作《蜀尔雅》，亦是方言著作。明李实作《蜀方言》，杨慎作《俗言》；清则有李调元《方言藻》，萧鸿吉《续方言》《续续方言》。其他如刘沅、钟永定、梅际郇、吕调阳、张慎仪等，皆有纂辑方言之作问世，此不一一赘述。

在蒙童训方面，巴蜀地区也有数十种可考之作。小学的本旨在于训教蒙童，故《汉书·艺文志》把《尔雅》附在孝经之后。但随着学术发展，小学成为一门专深之学，蒙童训则另立一门。但是，为了教授童子认字，有很多著作实际上具有研究音韵文字训诂学的性质，如清王筠《文字蒙求》，就是典型。我们这里也把此类训教蒙童的著作，作为小学的重要内容来考察。秦汉以降，巴蜀地区学术呈现出努力融入官学的情势，蒙童训一类的书，自然不少。汉司马相如《凡将》、扬雄《训纂篇》就带有蒙童训的影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称：“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初学记》卷21《文字第三》云：“古者子生六岁而教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计之事，则文字之谓也。”李白所谓“六甲”，就是蒙童训一类的书籍。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六甲”内容到底是什么，但不影响我们推知当时在蜀中蒙童训之类的书籍，流传相当广泛。

宋代范镇撰《蒙求》2卷，取《通鉴》编为四言以训初学。明姜玉洁《正字训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3《小学类》：“姜玉洁《正字训蒙》。剑州人。”此书盖纠俗字之谬。此类还有李龙《小学训蒙真说》，然均已亡佚。

清代以来，巴蜀地区蒙童训著作，备见载籍者亦复不少。如吴廷左《小学权舆》2卷、林有仁《孔子小学》2卷、陈声宜《千字文解义》《三字经解义》、钟永定《续千字文》1卷、谭言蔼《蒙求笺注》等等，从其书名便知其大体内容。

总体上看，巴蜀小学呈现了自有特色：具有开创一代学术风气之脉象。如西汉武帝时犍为舍人注《尔雅》，揭开了汉儒解经说传的注疏之风；北宋初年林罕《字源偏旁小说》（即《林氏小说》）是郑樵及以后“六书说”研究的滥觞；杨慎古音学研究，带动了上古音考证，启迪了清乾嘉考据之风。

巴蜀小学，不论从著述数量还是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文字学是讨论的重点。而音韵学、训诂学，除了杨慎取得重要成就外，其余学术价值基本上无法与江浙等东部地区产生的著作相颉颃。巴蜀地区学人对文字的重视，是深入血液的，深入骨髓的。成都周围的市镇，几乎都有惜字宫、焚字塔，这是对文字充满敬仰的虔诚表现。

巴蜀小学的发展，展现了蜀学积极、主动、开放地融入官学的地域学术发展动向。自汉立五经博士，尔雅亦设博士职。犍为舍人注《尔雅》，不仅仅具有解释《尔雅》的学术意义，还具有积极融入官学、传播官学的学术姿态。

巴蜀小学的发展，为官学在边远郡县的传播和教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推广经验。汉武帝时期，文翁宰蜀，首建地方学校，并派出通文史之俊士到齐鲁进修学习，再返回蜀中讲授，养成正学，为中央王朝输送了大批人才。同时，又因地制宜，扩大经典范围，为后来的科举考试指明了方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