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伊朗裔德国导演贝鲁斯·卡拉米扎德的长片《空网》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首映,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后来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特别表扬”。
02电影讲述了伊朗青年阿米尔与女孩纳吉斯相爱,但因保守的社会风俗,婚恋遭遇一系列阻挠的故事。
03《空网》在伊朗社会引起关注,导演希望通过电影展现更普遍的问题,如婚姻、失业、通膨等。
04影片取景于伊朗北部的港口城市安扎利,展现了当地的渔业生活,以及社会风俗对年轻人婚姻的影响。
05卡拉米扎德表示,如果全家没有离开伊朗,他可能不会成为电影导演,会有其他经验,做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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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让观众看它时,我真的害怕没有人喜欢我的电影。”2023年夏天,贝鲁斯·卡拉米扎德的第一部长片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首映,剧院很大,容得下1200名观众。影片放映时,他始终担心无人喝彩。电影最终赢得了十几分钟喝彩,他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他相信,实现自己的想法还能让观众看到,简直是一种特权。
贝鲁斯·卡拉米扎德是伊朗裔德国导演,这部影片叫《空网》,描绘伊朗青年人的生活。《空网》在卡罗维发利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后来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特别表扬”。它也是“2024年德国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卡拉米扎德借机第二次来到中国。
1985年,卡拉米扎德7岁,正值两伊战争,全家人一同移民联邦德国。他们先从伊朗北部翻山越岭,进入当时属于苏联的阿塞拜疆。父母分别是工程师和老师,但身处异国就没人认识,身份变得并不重要。他们后来抵达民主德国。东德严格限制本国公民前往西德,对外国人就宽松许多。卡拉米扎德和家人就此定居德国至今。
族裔问题带来了错综复杂的状况。他在德国受教育,仍旧保留两边的国籍,拍摄伊朗的故事,与观众交流时称伊朗是“我的国家”。伊朗媒体也报道了《空网》入围慕尼黑国际电影节的消息。
大家庭里很多表亲还住在伊朗南部的老家,“是留下来的人”。卡拉米扎德常回去和他们见面聊天,观察他们的处境。大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希望离开伊朗又没什么头绪,即便有工作机会也往往满足不了他们的期待,“没有实现价值的机会”。人来人往,出去读书的还是要回家。
所有的经历和心迹,都可能呈现在电影当中。他这次只在中国停留几天,就回德国继续手头的工作。他眼下有两个电影项目,一个是伊朗人的故事,另一个则关于二战中的犹太女孩。
南方周末专访了贝鲁斯·卡拉米扎德,由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开始。
当时卡拉米扎德是摄影师,事业刚刚开始。在一位学习中国历史的朋友提议下,他们在2001年开始中国之旅。两个人首先一同抵达香港,广州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内地之行的第一站。他记得城市里到处都是工地。这次旅行为期一个月。
“我很幸运,因为看到了二十年前的中国。”他见到了从前只在新闻里看到的场景,拍下很多照片。城市和乡村,还有建设这个社会的人们。“我们都在不断地收集记忆。”他说。
“根在召唤你”
抵达德国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初到德国,卡拉米扎德头一次看到男女接吻,十分好奇。父亲的朋友告诉他:没什么特别的,她牙痛,牙医正检查她的嘴。在伊朗他从没见过父母接吻,这是一次值得记住的文化震撼。
卡拉米扎德在德国长大和接受教育。在他眼里,父亲是个“很棒的人”。“他在我生命中是影响最深远的人,也非常支持我的事业。”说起父亲,卡拉米扎德有些感伤。
父亲在两年前去世了,只看到了《空网》的粗剪素材。他喜欢德国的生活,老年时越来越思乡。“根在召唤你。”他回去伊朗几次,没有定居。
“在德国,我也是一个他者。”卡拉米扎德告诉我。《空网》的男主角也是处于边缘地带,几个场景里,他站在窗户的后面。
“这也是我的感受,你属于一个地方,又不属于。”他说起自己的难民经历,“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又不是。这种感觉来了又去。”
身份问题长久存在着。它来自生活经验,可以是昨天浮现的,也可以追溯到幼年。行为粗俗的人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也可能只是心情不太好。在伊朗,“视觉上跟他们是一样的”,但他的行为举止、社交方式又是不同的。女儿混血,他跟她说德语和波斯语。
卡拉米扎德想以《空网》来表现更普遍的问题。故事通过阿米尔的选择渐次展开,他与女孩纳吉斯相爱,但为保守的社会风俗所限,只能私下交往,无法公开恋爱。他们选择早早结婚,母亲去提亲,却又为女方家人要求的高昂彩礼阻挠。
阿米尔与上司据理力争,被粗暴解雇,市面上没什么工作机会,只好去渔场打工。接下来他要面对一个又一个困境。“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时,他在世界里是非常孤立无援的。”卡拉米扎德有意把生活和大海都拍得越来越暗淡。
在他看来,阿米尔和纳吉斯实际上不大合适。两个人沉浸在甜蜜的恋情中,可以无视性格与阶层的差距。现实生活中,伊朗的离婚率居高不下,2023年达到了历史高点。结婚率本来就相当低,离婚率更是超过40%。失业、通膨、教育、宗教、性别意识变化以及地方文化,种种因素深刻影响了伊朗社会的婚姻状况。
卡拉米扎德也注意到,大城市夺走了年轻人,他们来来去去,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阿米尔身处边缘,一些场景里站在窗户后面,疏离于摇摇欲坠的生活。纳吉斯的家长更喜欢来自德黑兰的富家子弟。导演认为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
像他的生命历程一样,影片不可避免兼具着伊朗与德国的元素。配乐就是由伊朗和德国的音乐人合作完成。弓弦乐器卡曼查营造了悲怆和紧张的气氛,它在伊朗与邻国阿塞拜疆存在了一千多年,占据了两个国家音乐文化的核心位置。卡曼查能够表达神话、戏剧等多元的内容,与德国的交响乐形成了强烈的相互映照。
多元化是种电影趋势。即将代表德国竞逐奥斯卡奖国际影片奖的《神圣无花果之种》,就是一部波斯语电影。而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导演的日语电影《完美的日子》,将代表日本参加同一个奖项的争夺。
海洋会吞噬人
卡拉米扎德着迷于人的决定,为什么作这个决定而不是另外一个。他想通过电影创造一个世界、一种境况,不去判断,只是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水的意象在影片中越来越清晰。海洋给人提供食物,也会吞噬人的生命。靠海吃饭的渔民群体折射着社会现状,有老板、打手,也有被欺凌和剥削的人们。这是一个男权、父权的世界,等级分明。他想观察,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闯进去,会遭遇什么。
阿米尔带着骄横和莽撞的性情,但起初是单纯和正直的。这个不断变化的故事兼容了恐惧、妥协和失落,种种市井里的短暂挣扎。
《空网》取景于伊朗北部的港口城市安扎利,毗邻黑海。安扎利比德黑兰更传统,旅游业和渔业很发达。国家垄断了鱼子酱售卖,片中的盗猎鲟鱼是个危险行当。安扎利很美丽,但他不想把电影拍成明信片。他要的是电影提及死胡同,“把这种无望展现出来”。
电影拍了一两个月,太多事务要准备和处理,拍摄总会中断。拍摄又赶上疫情,双方的应对政策不同。伊朗团队不熟悉德国的做法,过去连厨师都要签协议,实在一头雾水。总之,影片磕磕绊绊地拍完了。
扮演阿米尔的哈米德·雷扎·阿巴西本来做招待,经过了一段演艺培训就加入了剧组。演了另一部电影之后,他又回去咖啡馆工作,也兼职做模特,像个斜杠青年。女主演萨达夫·阿斯加里已经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影片想在伊朗上映的话,片中的恋人要严格避免身体接触。摩托车后座上的纳吉斯把手放在自己腿上,努力地保持平衡。他们不能亲昵,也不能跳舞。在独立电影的推动下,伊朗电影的表达空间在慢慢变大。不过卡拉米扎德不愿意给演员们带来麻烦,会注意种种“红线”。他知晓年青一代生存不易,他们要寻找自己的生路。
现实生活里的情侣会放松一些,纳吉斯大概会自然而然地揽住阿米尔的腰。不过,未婚男女身体接触或接吻,被人看到还是可能惹麻烦。在德黑兰比较高档的社区,大家就自由许多。外省的风化更为拘束,单身青年有可能租不到公寓。人们会琢磨,他为什么不和父母住呢?女朋友造访几次,屋主都要出来交涉。
基于当地的社会背景,卡拉米扎德开始营造《空网》的故事。
荒谬是生活的一部分
阿米尔的原型是导演的表兄弟。他先去了格鲁吉亚,后来回到伊朗,因此损失了一笔钱。后来他又去德国,在那边的特斯拉工作,生活还比较顺利。1970年代末伊朗社会鼓励生育,形成了一个生育高潮。孩子们长大了看不到未来,因此很多年轻人流失了。
“最终我寻找的一个视角是像我的这些表亲们或者我的家庭,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年轻人,最终我们都想逃离。”卡拉米扎德说。
卡拉米扎德很小就对艺术和摄影着迷,但并不清楚未来该做什么。“我不是那种八岁就说要拍第一部电影的人。”他直到19岁还非常迷茫,只是在父亲开的超市帮忙。小城里有位摄影师和他家关系不错,正好助手离职,问他要不要接替。
“我马上说,好。”摄影成了他的工作,他拿到相机,去工作室洗相片,和那位摄影师学习关于摄影的一切。他又在影视行业做助理,接下来是拍摄短片,获得国际奖项。一步一步上升,他知道自己喜欢电影,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心之所想。
他喜欢王家卫,在电影的一些闪回中能看得出些许影响。就题材来说,渔夫生活也令人想起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他受众多导演的影响,同时在寻找自己的语言。“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这是目标。”
《空网》在镜头和对话上颇有些巧思。渔夫头领问阿米尔会不会游泳,他回答:“像一条鱼。”影片一开始,他就恶作剧,游泳时不知所终,让纳吉斯惊恐不已;他还参加渔民们的赌博,靠高超的游泳技术赢一些小钱。
生活一直带着危机四伏的气息。他搬运的婚礼蛋糕异常高耸,几乎摇晃起来;而这场婚礼也差点不了了之。欢乐慢慢褪去,失落日渐增长。影片末尾他走回停滞的建筑工地,远眺大海,场景令人不安。他似乎准备自我了断,但结局是开放的。这条鱼来自大海,又消失在大海。
卡拉米扎德让角色走进了死胡同。他想表达加缪式的哲学观念,阿米尔处于西西弗斯那样的境遇。配乐就有一首名为《西西弗斯的神话》。生活是荒谬的,但导演相信自杀并没有意义。电影像寓言:“明白这种荒谬是生活的一部分,去面对它。”
阿米尔在渔场遇见的作家叫奥米特,波斯语里是希望的意思。他因为试图离开而葬身大海,希望消失了。阿米尔决定追随他,那么希望又将重生。
卡拉米扎德举出一个例子,他不喜欢课后帮父亲工作,就会琢磨:为什么他不是个有钱人呢?放学了,我为什么不能去踢足球呢?大概就是命中注定,摄影师来了,让他走上了现在这条路。回过头看,那些无聊的时光终究是有意义的。
这是采访临近结束时的一个问题:“如果全家没有离开伊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不会拍电影了,会有其他经验,做其他选择的。”他想想,嗯,不知道,至少还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