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职场小透明，在职场中身心俱疲，终于决定辞职，机缘巧合下说起来脱口秀，她会吐槽什么？想象一个都市女性，在“讨好型人格”与“做自己”之间拉扯，终于决定离开“有毒”的亲密关系，追寻自我，又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新剧《不讨好的勇气》中发生的故事。他的导演董润年，豆瓣条目的简介中有一条，“善于捕捉与把握社会话题与时代情绪”。
关于他为什么关心这些，他说，“这是当下我觉得最需要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去回避它，它就不存在了。当然有一些问题是有很多争议的，并且不同群体之间也会有很多矛盾，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些问题是有探讨和被表现的价值的。”
董润年 ©董润年
在《不讨好的勇气》之前，他最知名的作品是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和《年会不能停！》。当下的他常被认为是喜剧导演兼编剧，但他的第一部长片《被光抓走的人》，呈现的与其说是喜剧，而不如说是荒诞。一种对孤独的焦灼，就像电影中的让人消失的白光一样，笼罩在每个人头顶。
《年会不能停！》呈现了“打工人”在职场中遇到的种种状态，新剧《不讨好的勇气》在表现职场生态的同时涉及了脱口秀、讨好型人格、“做自己”、“结构性的大男子主义”等诸多时下热门议题，这两个项目，在剧本阶段是来回切换的，半年的时间写《年会不能停！》——职场人苟且心酸；半年的时间写《不讨好的勇气》——职场人愤而离职。
从他写第一部剧（古装情景剧《清明酒家》）算起，他在影视行业已经待了21年，他很自然地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的动态带进电影之中。在影视剧中看到当下真实的生活，并不算一件容易的事。更容易发生的反而是，要么看不见当下的生活，要么当下的生活被以一种悬浮、虚假且矫揉造作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董润年的作品，都让观众看到了某种真实的当下。
导演董润年是一个“深度网络使用者”，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多的时候七个小时，拍戏的时候，也有三四个小时。他会在网络上看各种各样的内容，尤其爱看喜剧段子和一些“冷知识”：修牛蹄子修驴蹄子，还有在森林里怎么搭出一个小木屋。
当天，他谈到刚读到的一篇报道。报道中，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说，现在游戏用户正在减少。这让他突然意识到，他和影视行业的同行们之前以为电影观众的减少是因为大家都去玩游戏了——是错误的，“可能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就和他一样。
但电影之于董润年的乐趣是“模拟一个世界”。从中确信，自己心中理想化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一个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我喜欢的是什么，我需要去直面的又是什么。
以下是董润年的讲述。
真实的人
最初想法蛮简单的，就是想做一个关于脱口秀题材的剧，讲一个女孩怎么接触到脱口秀，然后喜欢上脱口秀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人们肯定都有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让自己成为真实的存在的需求。脱口秀的流行也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反应。以前的人——就我父母这一代——当我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觉得有没有人了解你这事儿不重要，或者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现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现实，这一个现实里边你是碰运气的，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自己可以打开心扉去倾诉的人。但是社交网络时代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女主角吴秀雅在成为脱口秀演员之前，是一个有讨好型人格的“打工人”。早上刚到公司，吴秀雅右脚的袜子缩到了脚后跟，这时同事喊她过去开会，她就这么穿着缩进鞋子的袜子，走进会议室，平静地忍受着袜子的“折磨”。在职场中，她处处忍着，同事们不愿意做的活一直“推举”她做，有了功劳之后，又有男同事出来抢功；她因为与同一部门的男友恋爱，作了自我牺牲，离开了原来的部门，却被公司同事认为她靠的是已经晋升为副总监的男友的关系。
吴秀雅的角色，一部分是从《年会不能停！》（以下简称《年会》）当时的职场人的采访里边，得到的启发。在做《年会》的调研的时候，发现抢功劳这个事在职场里挺常见，又挺独特、挺有意思的，放在这里边刚好能用，因为刚好是对主人公性格的一个刺激。同事在做汇报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提到了秀雅，但是轻描淡写地就把她的功劳给往下打压了。
吴秀雅 ©《不讨好的勇气》
写《年会不能停！》的过程中，我发现蛮有趣的一个点：对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城市里边的年轻人，职场里边的人际关系才是生命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如果是在大城市打工的话，可能很久才有机会回老家去跟父母、亲人相聚，然后跟爱人相聚的时间其实也不长，真正时间长的反而是跟你同一办公室的。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非常长，联系度非常紧密，但是互相之间又蛮神秘的，因为你并不能真正进入到对方的生活里边，我觉得是很现代主义的一种人物关系。
吴秀雅偶然之中接触了脱口秀。第一次冲动上台原本只是为了“吐槽”男友。此后，她一边上班，一边在业余时间脱口秀。脱口秀成为她表达自我、宣泄压抑进而寻找自我的途径。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她“吐槽”男友——
“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说，‘秀雅是我的女人’。听完这句话，我既不想叫秀雅，也不想当女人。”
“吐槽”工作——
“甲方不应该是爸爸，应该是孙子，孙子才会对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而天真的要求。”
这个剧的主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所以我们会问：“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背叛自己的？”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容易把“做自己”这事当成一个slogan，但其实，大部分人说的做自己是做自己想象中想要成为的自己，但是想象中想要成为的自己未必是真实的自己。绝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到底是什么。我们见过很多故事里边的老年夫妻，都已经七八十岁了，突然他们离婚了，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已经到了生命的末端了，可能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亲密关系是什么。
就像这个剧里边吴秀雅也是，当她辞职了，去专职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后，跟史野（魏大勋饰）在一起以后，她慢慢发现这个也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并不是说她去选择了做自己，就从此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了，不是的。她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亲密关系，跟她原本以为自己想要的亲密关系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故事也是试图向观众传递，不是说跳出你的工作，或者跳出让你痛苦的那个东西，你就能快乐了，不是的。
史野 ©《不讨好的勇气》
我做《被光抓走的人》，或者做《不讨好的勇气》，核心都是说我们先不要奢求别人理解我。我觉得大部分人痛苦的来源，其实是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不肯接受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想通过这个故事传递给观众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任何自己喜爱的一种东西，让自己能够沉进去的一种东西，来看明白自己。
一个编剧的“讨好型人格”
我也曾经是讨好型人格。
之前写剧本的过程中，我会揣测制片人或者导演喜欢的可能是什么，我就这么写。结果发现人家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东西。有时候跟人聊，他说我找你来其实是看中你的某个特点，看中你的结构能力或者你的一些理性的台词这种优点，结果发现你写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来。慢慢地，我就试着，那好，我不管了，我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然后开始就不讨好别人。
之前的几年，我整个人是比较抑郁的状态。我那时候很焦虑，经常是从下午就开始写，啥也没写出来。我太太当时在影视公司上班，下班后看我这么苦闷，就拉着我说咱们要不出去吃个东西、逛逛街。我就说好，但是我去的时候会特别焦虑，我就会跟她提前说好，我就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可以逛可以玩，然后我就得回去写剧本，今天晚上一定要写多少，然后让她非常不开心。
我虽然在逛着街，但是我的人其实并不在那，我的心在剧本上。但是我写剧本的时候，因为焦虑，心也不在剧本上。不管我干什么，感觉整个人都在别处，都是很恍惚的。晚上经常熬夜，写到凌晨三点、四点，然后一边写剧本，一边上网，一边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拖延着，然后写不出来。一天的很多时间在精神内耗里。
©董润年
可能不止做编剧，我觉得所有的行业大家入行都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一开始挺顺利的，写的前几个剧都拍出来了，那个时候自信心很强。但是后来你会发现那时候的顺利可能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是因为比如我的老师或者是我们合作的导演，在替你负重前行。但是你意识到这个不对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得经历好多的挫折，中间会有各种怀疑。那个过程挺漫长的，自我怀疑经历了至少两年。还好我没有放弃，我一直还在写。那时候家里买了好多DVD，每天也都是看各种电影、各种剧，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包括看自己写的东西，如果拍出来了，人家怎么处理的。那两年一个戏也没被拍出来，但是每年平均下来也得写60万字左右。
我现在基本上不自我否定、不焦虑了，我在接受自己。我虽然也羡慕别人做得非常好的一些作品，包括这次看《好东西》，我特别羡慕邵艺辉，觉得人家台词写得真好，以前我会很焦虑，我为什么写不出来？但是现在我不焦虑。这是她的特点，我有我的特点。
你问我这几年外界的正反馈是不是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当然起到很大作用，但我觉着其实我是先不焦虑、不内耗才逐渐收到比较多的正反馈的，不是因为先正反馈了才不焦虑的。我觉得人可能还是得坚定地走一条自己的路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地得到更多的信心。
属于我的路，一个是大家都认为我擅长喜剧。我个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有时候也是害怕尴尬。当说一个特别正经的话，或者一个特别深情的表达的时候，我总希望说完了以后，用一个什么搞笑的方式把它破一破，搞个语言上或者逻辑上的小破坏，就别让大家感觉特别正经，否则我会有点尴尬。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说我非要做一个喜剧，但创作里边忍不住地加些小零碎的点以后就变成一个喜剧了。
©董润年
我后来也觉得可能不是我擅长喜剧，是我比较喜欢去寻找生活中各种现象背后的反差和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背后，荒谬的原因或者关系。
《被光抓走的人》也不是个喜剧，后边我想做的甚至有恐怖惊悚题材的。“喜剧”在我身上可能是某种本能。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喜剧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或者让人笑的问题，喜剧是一个观察世界的态度。我在这一点上跟秀雅和剧中几个人是相似的，我很喜欢换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些事，你稍微换一个角度去想它的原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荒唐，很可笑，我们每天看社会新闻的时候，总会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年会》，我们会跟业内的很多专家去了解，企业内的层级系统，我们普遍的认知是，老板那个层级的人管管这事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不管？在这些不断了解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慢慢地要找到一个真正的逻辑的理由。当搞清这个逻辑以后，我反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创作的自由，我把它放在一个企业里也没问题，放在古代也没问题，甚至它是外星人，是动物都没关系，披着一个什么样的外壳其实不重要，观众一定能够透过外壳看到它跟现实之间的关联。
模拟宇宙
我现在只要在家的话，差不多每天会看一部电影。历史上拍过的所有好的、不好的电影，每天一部其实你也看不完。
这个习惯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我是1999年进大学，当时还没法在网上看片，在宿舍里边大家一起凑钱买了一个DVD机，然后还买了台电视，基本上每天会放一些电影。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看到各种电影，放什么都看，不管好的坏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什么文艺的娱乐的基本上都看。
©董润年
我的电影梦想是跟着中国电影市场开放同步产生的。我记得咱们是1994年开始开放引进好莱坞分账大片，然后94年底到95年这个阶段引进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电影，我印象都特别深。当时电影院看的第一部是哈里森·福特演的《亡命天涯》，然后第二部看的是詹姆斯·卡梅隆的《真实的谎言》。这两个都看得我非常地兴奋。
然后第三部就看了我觉得影响我很大的《阿甘正传》，从《阿甘正传》的时候，发现原来电影可以这么去讲一个人的人生和一个时代的变迁，然后把真实和虚假完全地融合在一起。我当时兴奋到什么程度，我看完了以后，回到家找了一个空白的本子，把电影的台词和情节，就按我能够记得住的，给它默写了一遍。
《泰坦尼克号》，1998年的4月份中国上映的，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是住校生，我当时就跟几个同学跑出去，去看这个电影。直到高考前我还去看了《情书》。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一直对电影非常地热爱。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想当个导演这么一个欲望。当时初中毕业的同学录上还给好多人写，我将来梦想是当一个导演，然后大家也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我自己当时也不认为这个东西那么容易实现。
©董润年
在我看来，艺术创作跟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在试图复现或者虚拟这个世界，然后来找到某种世界的真相。科学家通过科学来研究自然中的这些现象，然后电影——我觉得至少我在创作电影的过程中，就是在试图把现实中的这些元素去复现，或者变形、组合，看人和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相信文学家最早做的也是这个事儿，画家做的也是这个事儿，雕塑家做的也是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在某一时刻感受到原来人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原来世界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电影给我的乐趣，或者说我自己创作电影上面的乐趣，真的就是在于模拟，模拟一个世界，模拟一个宇宙。
通过模拟、构建世界，我会逐渐发现我心中的理想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会看到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反对的是什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我发现自己喜欢——在亲情和爱情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产生真挚的友情，可以互相地去温暖、理解，也能够形成一些团体。比如像在《年会》里边，胡建林、马杰和小潘这三个同事；在《勇气》里边，当秀雅去棒喝酒吧，遇到了这些说脱口秀的朋友们以后，他们也形成了一个温暖的团体来互相支撑，给对方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理想世界里面的一种关系。
拍完《不讨好的勇气》之后，我对讨好型人格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我开始思考，讨好型人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善良的性格，是希望所有人都好，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讨好型人格，是不是可能就不存在问题了。但现实恰恰因为我们有些人不是讨好型人格，我们并不认知对方对我的讨好，或者说对方已经让渡了他们的一些利益，他们的一些感受，然后我们理所应当地给接受了。如果大家互相能够多为对方着想一下，多理解一下对方，也许会滋长出更温和的勇气的力量。
作者 | 刘磊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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