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茅盾研究》第1辑（1984年）的《子夜》大纲之一
茅盾晚年写作《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时加书名“我走过的道路”），有意拿《子夜》作为一个专章详细介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1939年5月茅盾在新疆有一个讲话，谈他的《子夜》是怎么写成的。后来这篇讲话稿发表在《新疆日报》“绿洲”副刊。1977年《子夜》再版，茅盾应约又写了一篇新的后记，复述他的写作体会。尽管两篇都谈到了写作计划或意图，新版后记还将意图一一说明，但总体来说是笼统的。
《回忆录》里对《子夜》的介绍就不一样了。原来茅盾写了一份提要，而在提要基础上又写了更详细的分章大纲，《茅盾研究》1984年第1辑就载有部分分章大纲内容。
《子夜》三十余万字，提要、大纲就写了数万言，对此，茅盾自己说：“我算是用过一番心的。”叶圣陶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记述茅盾：“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胸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据我的记忆，他这种工夫，在写《子夜》的时候用得最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茅盾介绍他的《子夜》，是在《子夜》成书多年以后，详细大纲更是在他逝世后才被披露的。叶圣陶所说的“写在纸上”当是事实，因为早年他与茅盾同在上海，既是商务印书馆同行，也一度是邻居，关系密切。但很长一段时间，茅盾“写在纸上”的那份记录没有被公开。
《子夜》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畅销书受到读者欢迎，评价非常高，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鼎盛。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等所著《中国历史概要》，五千年事写入薄薄一本小册子，惜字如金，也没忘记将《子夜》写进去。王瑶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关于现代作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除了鲁迅之外，最多的就是茅盾。”又说：“一个作家，对他有兴趣的人多，研究他的文章和著作数量大，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地位。”《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包括《子夜》在内的茅盾作品开始受到质疑，认为《子夜》存在“主题先行”的刻意性，“概念化”倾向明显，可读性偏低，艺术表现力不强；还有一些人说，《子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宣传品”，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这些质疑应该与叶圣陶所说那份“写在纸上”的记录有关。因为人们发现茅盾写作习惯的确不同于常人，《子夜》是作了精心的准备和包装的。而这份被披露的记录似乎证实了这一质疑。
那时，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正兴起，审美趣味在一些青年读者中发生着变化。说得通俗点，他们需要变换“口味”了。在这种“口味”的变换争夺中，茅盾这道“餐”好像属于被吃腻了的那类，不那么适口了，自然要被撤换下来。其实“口味”反映的只是读者个人的喜好，以此作为评判标准似乎站不住脚，而手握“审美”的大棒威力更烈，时过境迁的《子夜》是招架不住的。
《子夜》既然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呢？很显然，不在《子夜》内，而在《子夜》外，即茅盾自述的“创作的准备”，也就是那份经过了精心准备的详细大纲或记录。茅盾在多种场合谈过自己的创作，诸如收集材料、确立主题、拟写大纲……他乐意谈论自己的创作，《子夜》就是很突出的例证。
茅盾是一位非常坦诚的作家，甚至结合文艺评论也不忘谈论创作方法，这在其他作家当中是很少见的。正因为此，茅盾反而成了“箭靶”，他的作品反而被他的“经验论”打上“概念化”的标签。他们握有“实据”后，回头再看《子夜》，先入为主地拿着大纲证据来“围猎”《子夜》，《子夜》的“问题”被一一揪出，罗列放大，被肢解，被曲解。
叶圣陶所指的那份写在纸上的记录，本意是对茅盾的敬重。他认为“对于极端相信那可恃而未必可恃的天才的人们”，茅盾的模式是可取的；1986年他在茅盾诞辰90周年会上又强调：“对于那些自认为创作全凭才气的人们来说，雁冰兄的创作态度很值得供他们作比照。”看来，叶圣陶当时对于日后茅盾遭受的质疑有了预感，所以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又特别作了加注。
茅盾原本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他的小说具有批评家的缜密与冷静，《子夜》尤其明显。《子夜》的酝酿及其写作过程，其实出现过多次变更、停顿，有时甚至连大纲也不太管用。批评家的大纲是在脑中，而非完全“在纸上”。就个体而言，创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提要、拟大纲只是其中一种，在某些人看来虽然笨拙，但没有必要硬生生将其与“主题先行”挂钩，甚至扯上“概念化”——难道做小说真的可以全凭才气，打无准备之战？那样的话，以曹雪芹的天赋，写《红楼梦》似乎完全可以一蹴而就，何须10年之久的“披阅增删”呢？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林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