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客 · 霜月拾书|
文 / 云也退
No.9 《风月同天：古代文化变迁中的细节》
我们去古籍中搜求细节，然后按一定的主题用白话文讲叙出来，诞生了一个个“简史”。各种简史都是秦后魏晋，唐后宋明。皇帝的名号是桩，排列钉出一根清晰的时间线，线上缝制一位位大人物，所谓“帝王将相”，以及以他们为标志的事件；再往下，社会凡人的日常，则要去那些诗歌、文章、轶事、绘画里去寻找，就好比抵达一个地点后，被那里四周的绿化带吸引，进去赏玩。《风月同天》即是这样一个赏玩之书，拎起来抖一抖，掉下来的是秦国的木牍，宋朝的考卷，是苏东坡、袁枚、李渔、沈括等等大号文人留下的话语，使人意识到那绿化带如此繁荣，各种习俗、衣食、玩物、讲法等等，都是有滋有味的，是通勤路上的歌，是长在同一个躯体上的各有千秋的肉。牛郎织女有简史，玉兔有简史，厕所有简史……所谓文化，就是遇到一个事物、一种现象甚至一个词语，就去思量它们的过往。
No.8 《上街！寻找超艺术托马森》
“这片区域全部都要搬走。我已经决定在高速公路对面开店了。”
“啊……原来如此……”
这种一惊一乍的对话只能出在日本人的书中。前言里“这本书或将成为地球意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的提法也很日本。“托马森”是作者在日本的各个地方寻找的东西，它并非具体物，它是给某种感觉的命名，或者干脆说，它什么都不是，但凭着“寻找托马森”的名义，作者可以做一些事，可以写出书里的文字，并配上相关照片。
固然这是个实验性的事情，其产物是是个显而易见的“超文本”，它是一本书，但只是形式上固定下来而已，它实际上是一本位于“书”和行为之间的书，把书写、摄影、行走、社会观察集合起来，告诉它的读者，在这个各种事物显而易见的过剩、陈旧化，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鲜东西可以期待的年头，如何以“行走”的态度，去无可奈何地发展一种“路上观察学”。
对于社会和城市的细节，作者的观察也是很日式的，例如他说，日本近代建筑的滴水槽，“不知为何会给人带来一种羞耻感和罪恶感”。而在来到甘肃酒泉，看到一个羊毛工厂的一面砖墙时，“总能感受到一种既细致又毛糙的特质……”赤濑川原平每每祭出的省略号大法，在日式的一本正经之中长时间地沉浸。
No.7 《童话与科幻：C.S.路易斯论文学》
译者相当辛苦，在书中加入了不少原文词汇，对照精心选择的汉译，可见C.S.刘易斯使用的英语之古雅，进而是言辞之简练。对于深悉语言精髓、能够娴熟运用之的作者而言，言辞是必然要简练的，因为看法和态度都可以交由一个精确的词语来表达。
文集里首先吸引我的是“论奥威尔”的一篇，刘易斯十分击赏《动物庄园》而不喜欢《1984》，因为《1984》里“暴君之残酷令人憎恶，却并无悲剧性”，而《动物庄园》把所有角色都设成动物，“反令它们更加像人”。对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刘易斯赞赏的一点是：托尔金能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写出历史沧桑感，让读者在霍比特人的怀旧之中获得深刻的同感。
关于童话和科幻的谈论当然是书中的主体，但不止于此。在“语词之死”一文中，刘易斯讲到，一个词语的某些涵义如果被滥用、错用或废弃，那么它所代表的事物也会被玷染。“已经忘记怎么去说的那些东西，不久，人们也就不再去想了。”这都是只有趣味极高的人文主义者才能言简意赅地讲出的洞见。
No.6 《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
作家们都在找自己的读者。有些读者也在找作家——的房间。《有故事的房间》里有五十位左右的作家的房间，图画色彩绚丽，笔法中显示出“会者不难”的轻松。
注意这些房间并非都属于“故居”，因为不少主角都是在世者，例如书中的第一位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就是，1942年出生的她，写作的房间在加利福尼亚圣拉斐尔的一座自建住宅里，那个住宅用到2016年被她出售。第三位作家是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以随处都能坐下写作著称，于是她那一节配的画就是飞机的舷窗里，前座的小桌板翻下来，上面搁一杯咖啡，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和一支铅笔。
乔治·奥威尔的写作空间在朱拉岛上的一个农场里，他的日记里详细记下了那些年在农场的劳动和收获；伊迪丝·华顿的写作空间在卧室的床上，这位以《纯真年代》闻名的美国女作家，在自传里对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表达了巨大的感激。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因图而冷淡了文字，书中讲述作家故事的文字，摆脱了八卦体、简介体的肤浅，作者对作家的世界真正怀有探究的热情。
No.5 《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
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帝制，虽历漫长的两千年，但《三国演义》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八个字深入人心，大多数王朝在人们的印象里都不外乎“盛极而衰”的命运，至于五代十国这种乱世，则可算作两次大一统之间的异常阶段。《长城之外》一书，按照历史纪年写来，从洪武开国到崇祯，基本每一章都用皇帝年号为章名，讲述那一朝的北境情况。边防是大中之大的国事，而如我们所知，北人侵南，一次次掠夺中原的财富，甚至建立政权，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规律。书中有几件大事被详细展开，例如土木之变，说到明英宗，作者讲，22岁的他被瓦剌掳去，“历史中自然没有什么先例能够给他提供参考”，“但值得敬佩的是，他并未因此让大明王朝蒙受耻辱”，留守北京的景泰帝也在众臣的辅佐下，把局面维持得不错。
然而从英宗朝开始，大明在边防上已经是走向被动的了，不再具有王朝开创时期的那种锋锐之气。从英宗朝开始，中原与周边渐渐开始有所对立，中原朝廷把长城之外的人视为潜在的敌人，而非洪武、宣德时代所说的“天下”的一部分。此书甚厚，丰富的史料使美国作者能够不紧不慢地讲完一段漫长的历史。
No.4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一门语言要是没有人用，它就会消失，然而被人使用的语言不只是文字，还因为众所周知的口音不同，衍生成为微妙的社会现象。近代以来的上海，“苏北人”这一称谓带有贬义色彩，操苏北口音的人，往往被归为穷苦、生活条件差、以体力劳动为生的非本地人，这一现象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韩起澜此书原版的英文主标题为“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指出了一个有趣而深刻的现象：新中国弘扬阶级话语，告诉国界内的全体中国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彼此都是阶级兄弟。但这种话语并不能取消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族群感，人们无法在面对一个操和自己口音不同的他人时，不感觉到陌生，也无法摆脱与口音、地域有关的刻板印象，无法忽略对方的籍贯，凭一种完完全全的阶级兄弟意识去看待对方。
“怎样解释籍贯的持久性，尤其是对苏北人之偏见的持久性呢？”作者提出这一尖锐的问题，并进入本书最精妙的最后一章“籍贯的族群含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整个近现代上海的发展中，关于苏北人类别的信念及对苏北人的偏见是流行思想中的不变因素……对穷人的蔑视可能是偏见中最持久的组成要素。”韩起澜和译者卢明华分别于2023年和今年逝世，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杰作。
No.3 《米兰讲稿》
1950年9月的一天，意大利诗人、41岁的切萨雷·帕韦泽在都灵的一家酒店里上吊自杀。帕韦泽此时已是意大利顶尖的诗人，刚获得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声誉蒸蒸日上。自杀来得太突然。艾柯在《米兰讲稿》的一章里提到，帕韦泽留下了遗言“请不要过多地议论我”，然而现在，“我们都对他不行的爱情故事了若指掌”——指的是帕韦泽和一位美国女演员的分手。
艾柯的这一组讲稿是在2001年到2015年之间发表的，其间可见他对时局变化的观察与回应。他提到意大利的各种文化掌故，例如，他用帕韦泽自杀一事，来思考隐私权的危机。“在大众传媒时代，隐私权正逐渐失去价值，被‘暴露癖’取代。”人们为了声名鹊起而故意暴露自己的隐私。艾柯讲，审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如老板们都走到台前，张扬自己的个性、让人记住他们那样，政府人员也都争着在“流媒体”上表态，可又又表达不出什么有智慧的观点，只好重复一些简单的立场话语。
但另一方面，神秘主义的东西又长盛不衰，人们依然会十分相信，有些重大的事实被掩藏起来了。对“9·11”以来的阴谋论的分析，是此书的另一重要主题。本书的副题很有意味：只有像艾柯一样，兼具学识、雄辩和人文关怀，才能谦称自己脚下踏着巨人。
No.2 《与陈词滥调一战：1971—2000》
书评可以集合各种文体——散文、政论、社论、杂文、小说、哲学写作甚至生平纪实——的力量，书评家最窃喜的事情就是有一本书可以倚靠，手上翻到的每一页都在吁求阅读，以及对话。被一本书中的某一段话击中灵感，立时就开始写作的感觉是特别好的，不管是赞同那话，还是表示异议，书评作者都会先对那话、对那本书的作者致意。
作为书评家的马丁·艾米斯，即便在表达批评、不屑和讽刺的时候，也不忘先致意。他谈到艾丽丝·默多克的新书时说：“在公共图书馆和书店里，到处都是默多克上瘾者像幽灵似的排着队……”在谈到安迪·沃霍尔的日记时上来就讲：这日记“虽然鸡糟琐碎、纯天然势利眼、冗长得吓人，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可爱之处。”他对和自己一样善于下论断的人持有好感，在评论燕卜荪编选的《柯勒律治诗选》时，他说：燕卜荪“很快就指出柯勒律治几乎没写过几首好诗。”
艾米斯的书评问世于20世纪最后三十年，那当然是各种出版物的黄金年代，大报的副刊、增刊都有书评版面，艾米斯正是这样练手练出来的。他拿诺曼·梅勒这种一向容易招人讽刺的名作家练手是最舒服的，1984年，他评论梅勒的新作《硬汉不跳舞》的文章，仿佛是要证明“我比其他人批梅勒批得更高明”，他说梅勒“根本还是个不懂幽默的人……他的幽默从来不转向内心”，他没有丢下什么简单肯定之辞，但也给梅勒留了面子，他说：也许这本书，“只不过是梅勒之前的作品在经历了诸多拘束和憋屈之后短暂放纵的休憩。”
No.1 《漫游在雨中池塘》
当大脑在肃杀的秋冬渐渐疲惫、淤塞，读小说的好季节也就来到了。在冬季苦长的俄国，19世纪积累下了文学的丰厚宝藏，培养了一个体量庞大的俄语阅读人群，其中几位小说巨匠的作品更是成为人文思想的典范。正如乔治·桑德斯说，“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改编了人类对自身的思考”。
这本书是桑德斯在一所大学讲授俄国短篇小说系列课程中的精华内容。他挑选来讲解的七篇小说，包含三篇契诃夫，两篇托尔斯泰，一篇果戈里和一篇屠格涅夫。说实话，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如《醋栗》、《在马车上》，若非桑德斯这样条分缕析地讲，读过了也就读过了，并不容易看到其中的好处；而果戈里的《鼻子》更是一则莫名的经典，只是名声在外，却很难有耐心细细读完，读完了还会为其中明显的矛盾费解。而桑德斯的讲解让人豁然开朗，认识到果戈里的书写，是如何通过“诉诸无法以普通方式说出口的语言”“带我们走出去很远”的。
至于托尔斯泰的《主与仆》，这种任何人读来都会觉得悬念迭起的好故事，桑德斯分析出了故事中使用的模式，鉴赏作者使用的方法，怎样刻画人物性格，怎样构思一个合理的结尾……还讲出了作品哪里留有不足。想学写作的人，想懂得如何阅读的人，都应该来读这本书，桑德斯慷慨地分享出自己的生活片断和写作灵感，借着谈小说之机，一再地让我们惊叹于语言文字创造的无穷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