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我到山东烟台参加鲁迅研究讲习班，有机会见到鲁迅研究的老前辈李何林先生，也有机会面聆他的教诲。当我说起我是台湾省籍同胞时，李先生便说：“台湾同胞有情有义”。
“二·二八”期间，李何林先生在台湾省立编译馆工作。他到街上听群众演讲，“很好奇又听不懂”，身边的台湾同胞劝告说：“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免得发生误会受到伤害”。当时台湾群情激愤，曾发生误打“阿山”（大陆同胞）的情形，如 1947 年 3 月 2 日，省立编译馆的另一员工程仰秋“归途被击数拳”( 事见《许寿裳日记》)。台湾同胞友善的眼神和话语让李何林终生不忘。
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许寿裳在 1947 年2月28日（星期五）的日记里写道：“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人皆困守一夜不敢出”。赖子清是台湾嘉义县人，著名文史专家，当时在台湾省立编译馆任干事。危急混乱之中，台湾同胞给大陆同胞送来便当，这是何等亲切的画面。
毕业于重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谢旭是福建厦门人，当年在台湾广播电台节目股任职。“二·二八”期间，台湾广播电台成为重要目标，并于 3 月 8 日起被宪兵队控制。台湾著名音乐家吕泉生时任台湾广播电台节目股股长，他指定助理张花子、录事林宽护送谢旭返回住所。张花子和林宽分别是台北人和台中人。张花子当年 22 岁，是个漂亮女孩。台湾同胞护送大陆同胞，这又是多感人的亲情记忆。谢旭后来历任彰化女中、厦门师范等校教职，同吕泉生一样，也是著名的音乐家。
1947 年 3 月 8 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该报驻台记者薛绥之的《台湾人的悲哀》，该文的副题是“当了五十年奴隶，如今又没饭吃了”。薛绥之记当年台湾米荒、物价飞涨、失业剧增、学潮频发和自杀、贪污等社会问题，以及“台人口中失望论调”等情甚详。薛绥之是山东邹平人，当时在台北任国文教员，兼任《世界日报》驻台北记者，后来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薛绥之用“台湾人的悲哀”一语表达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
“二·二八”发生后，有《中外日报》等大陆同胞在台湾办的报纸因同情台湾同胞而被查封。《中外日报》总编辑、主任秘书、编辑、记者郑文蔚、杨梦周、寇冰华、陈石安等大率为来自福建的报人。唐贤龙《台湾事变真相记》记：“自从国军开到台湾以后，新闻界便遭到空前的灾难、空前的浩劫”，“至十一日，台北所有之民间报纸如《人民导报》《中外日报》《大明报》《重建日报》《国是日报》等亦先后被查封”，“迨至三月二十日左右，连国防部所主办之台湾版《和平日报》，因为引载南京二中全会将陈仪撤职查办的消息，亦被警备司令部予以封闭，甚至于《和平日报》之文化服务部（书店性质）也遭到查封，该报社长李上根及重要职员均被逮捕”。《中外日报》被查封的主要原因，1971 年 3 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审讯杨梦周等人的记录终于揭晓：该报在 1947 年 3 月 2 日出了一期号外，同情并设法营救被捕的台湾同胞。我藏有该期《号外》之复制件，《号外》是由《大明报》《国是日报》《人民导报》《民报》《中外日报》《重建日报》《经济日报》《工商日报》以及上海大公、新闻驻台湾办事处“一同”发出的，内容除代表台湾同胞提出“二·二八”善后的正当诉求外，还开列了 30 名失踪的台湾同胞的姓名、年龄和家庭住址，以免他们遭受秘密杀害，并要求释放他们。
至于《和平日报》和李上根，我所知的情形是：《和平日报》于“二·二八”期间有“这次事件动机纯洁，完全出诸爱国热情”等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论，并呼吁“无分彼此，都是同胞”“本省人外省人同是黄帝子孙都是中国同胞”，谴责“歹徒不顾同胞情谊”。李上根是浙江东阳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实验学校农艺系、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第 16 期政治总队，曾任国际新闻社皖南分社（青阳）战地记者及《东杭日报》《浙西日报》《扫荡简报》等报社记者或编辑，1946 年起任《和平日报》（台中）社长，1947 年 3 月起被军统刑拘 6 个月。1950 年 1 月 31 日，李上根经由杨克煌介绍在上海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后来在台盟总部工作人员任上退休并终老。
讲完上记故事，心中颇为感慨。极端化的政治对于民生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但是，两岸同胞的亲情、两岸一家亲的情形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
本文作者汪毅夫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