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是全球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三个阶段。5世纪前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出现了蛮族入侵、罗马衰落以及基督教兴起等重要现象，具有衰落和转型的双重图景。中国学界一直未能很好地解释该阶段。近来北大历史学系李隆国副教授在《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下称《帝国》）一书中雄辩地指出，3到9世纪的西欧政治发生了从“古代罗马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转型。该理论颇具原创性和解释力，值得学界注意。
《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李隆国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帝国》除首尾的“导言”和“结语”外，分为11章。第一章总结了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欧洲研究的学术史流变，在批判罗马帝国衰亡论的基础上强调帝国转型研究。第二章梳理了5世纪之前的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观念。第三章探究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认知变化。第四、五章探究了法兰克蛮族王国的兴起与墨洛温王朝的长发王制度。第六到十一章全面叙述了加洛林帝国的建立、查理曼称帝以及帝国的整体统治，强调加洛林帝国的神圣性与罗马性。李隆国指出，加洛林帝国既意味着西欧历史走向独特之路，也使西欧在与南部欧洲和北部欧洲的联系中“回归到罗马帝国演化的轨道上来”。
《帝国》是汉语史学的典范之作，呈现出三大鲜明优点：
第一，《帝国》梳理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变迁，凝练了古代欧洲向中古欧洲转型新的学术范式。对古代欧洲到中古欧洲的历史进程，最为传统的认识是罗马衰亡论。该观点颇为冗杂，《帝国》辨析了衰亡论的中世纪渊源（四大帝国理论、帝权转移理论、基督教史）、近代形成（爱德华·吉本强调帝国晚期自由、理性和文明的丧失）以及现代变体（如蒙森的外力冲击、皮朗命题中的新衰亡模式）等三方面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林恩·怀特提出了“罗马世界转型”理论。之后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1971年）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1996年）更为深入地阐述了古代转型和现代欧洲奠基。近来伊恩·伍德的《西部罗马的转型》（2018年）和布朗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2012年）关注基督教及其推动转型。当代学界大致同意，基督教会不是罗马衰落的原因，相反教会创造性地应对了帝国危机。
英语学界关注教会，德语世界则试图激活“日耳曼蛮族”概念的解释力。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阿方斯·道普什在《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中强调罗马因素的长期延续及其对日耳曼人的形塑，认为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共同涵育了中古文明。二战后兴起的维也纳学派更为系统地扬弃了19世纪以来的日耳曼传统。德国人赖因哈德·文斯库斯1961年出版了《族群生成与宪制》一书，强调经过迁徙的蛮族并非“自然民族”，而是通过共同记忆和文化生成的族群。传统的泛日耳曼主义被突破，日耳曼人不再是本质主义的，日耳曼与罗马的二元分野也趋于模糊。之后赫维希·沃尔夫拉姆强调罗马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族群生成的类型学；瓦尔特·波尔则更强调族群生成的复杂与模糊。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运动强调历史结构，淡化了事件的影响。
第二，《帝国》熟练使用拉丁语、英语和德语，精心考辨了大量史书、文件与实物，呈现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分析。首先是对传统史料的创造性分析，如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帝国》不迷惑于格雷戈里对克洛维虔信的强调，指出克洛维是灵活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胜利的关键是善于联合异教徒和异端。《帝国》还令人信服地证明写作《查理大帝传》的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是结巴诺特克。其次是对新史料的采用。这里的新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新发现的材料，如考古发掘的希尔德里克戒指证实了长发王传统，新发现的多种《分国诏书》抄本确证了“巡查钦差本”和“罗马本”。另一种是旧史料的新解读。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教会作品往往因不符合“客观真实”而被弃用，但是在新的教会能动视角下，教会文献被广泛用于分析教会转型议题。此外，《帝国》在数据库的帮助下，对部分词语（如imperator Romanorum）的使用进行了量化考辨，反映了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趋向。
第三，《帝国》描绘了一幅颇为新颖的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多元图景。在3到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蛮族王国、基督教会以及罗马（拜占庭）帝国既相互学习融合，也相互竞争区分。东部罗马帝国不断创新，着力申张帝权收复失地；西部帝国的各蛮族群体在自我形塑中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认同；罗马教会则积极整合社会介入政治，力图建构以罗马城和罗马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查理曼称帝标志着法兰克—教皇联盟的最终形成，是这幅多元图景中最光辉的画面之一。从古代到中古的政治转型可以总结为：“从古代政治军事上的罗马帝国，中经教会构建的罗马世界，而演化为神圣的罗马帝国。”自此，中古西欧既进入了神圣政治的全球潮流，也开辟了独特的文明发展之路。
颇令人振奋的是，《帝国》显现出鲜明的中国学术风格。其一，系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帝国》总结了中国史学界的整体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家关注罗马帝国的危机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罗马帝国的“衰落”促进了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帝国》还总结了以魏可汗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二，系统借鉴中国学者的典范成果，如王国维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两重证据法、吴于廑对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互动的通观研究等。颇值得学界学习的是，《帝国》大量援引了汉语译作，这非常有助于建设汉语学术传统。其三，注重中西历史的比较与联系。如3到9世纪中国的汉晋帝国转化为隋唐帝国，帝国的建立者同样来自族群融合的边境地区，隋唐帝国也因佛道信仰而具有浓厚的神圣性。当然，相较于中国历史，西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四，更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中古欧洲的历史与欧洲各民族国家密切相关，诸多欧美史家总难脱有意无意的国家立场。相较之下，《帝国》更为客观地综合了各种立场、方法、观点和史料。如《帝国》娴熟地使用名分理论解释查理曼称帝。其五，典范的汉语表达。《帝国》的诸多表述都有中国史印记，如“饮马加龙河边”、罗马教皇“意在沛公”、“余非撰史，乃作传”“虔诚者路易将治国等同于齐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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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称赞《帝国》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但我们也应意识到所有的历史判断都与现实相关。正是欧盟等跨国组织的兴起，促进了学界对帝国的关注和承认，加洛林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从未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失败品，转变为现代欧洲共同体的先驱。中国学界的判断事实上也受到该趋势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自觉，以明确我们的判断是基于独立研究还是又一次追随他者。伊恩·伍德指出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研究存在“将宗教、政治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研究”的国际潮流，《帝国》可谓当之无愧的预流之作。概而言之，无论是学术追踪、史料考辨，还是具体叙事、整体判断，《帝国》都代表了我国当代研究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的最高水平。《帝国》既凝练了中国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研究的共识，也展现了建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路，作出了中古欧洲双重转型的独特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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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栋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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